在尋找聖佛朗西斯(聖方濟)的歷史故事時，看到一部1992年的法國電影“La controverse de Valladolid”，即巴利亞多利德的爭議，講的是巴托勒枚(Bartolomé de las Casas)與一神學教授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的辯論。辯論是在西班牙城市Valladolid(音譯，巴利亞多利德) 的聖格利高理學院(Colegio de San Gregorio)舉行的。那個時代的智者都是天主教中人，主持的自然是代表教皇的紅衣主教，評審委員們是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召集來的卓越博士和神學家。

這是西班牙最輝煌的時代，發現了新大陸，擔任歐洲老大(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因此研究一下這段時間的大事應該很有趣。前面說的這部電影倒是僅僅聚焦在辯論部分。

寫了幾個聖人，究竟為什麼呢？他們的人生故事很有趣，他們代表了歐洲文明的一部分，中國人對他們和歐洲文明史是忽略的。聖人是什麼？大約可以說是介於神和人之間的道德崇高的傑出人士。如果我們不爭議孔子和孟子是不是聖人，但是顯然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僅有三兩個聖人，為什麼他們成為聖人別人就無法成為聖人了？多了解各國聖人，也許這些問題就自然有其答案。

中國在清朝極為衰敗沒落時，才想起洋為中用。可是一直到現在，洋是什麼，什麼可用，什麼不可用，都沒有答案。那麼，就讓我們多看看全部西洋景吧。

巴利亞多利德歷史

巴利亞多利德在11世紀逐漸成為西班牙的重要城市。1469年，阿拉貢王子費迪南和卡斯蒂利亞公主伊莎貝拉在這裡舉行王家婚禮，他們是日後統一西班牙並開創帝國數百年輝煌大業的奠基者天主教雙王。

1527年，腓力二世在巴利亞多利德出生，29年後又在這裡加冕登基，當時西班牙正處在鼎盛時期，而巴利亞多利德正是這個世界大帝國的都邑。

偉大的作家塞萬提斯晚年曾在此生活，而發現美洲大陸的哥倫布則是在這座城市去世的。

巴托勒枚

巴托勒枚 (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 是多米尼格教派的牧師，因為記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狀況，也算是作家和歷史家。他到美洲是去殖民和傳教的。

其父是一個商人，猶太人轉信天主教。似乎因此可以說明，當時的西班牙比意大利對猶太人更包容一些，1516年威尼斯把猶太人限制到一個特定的區域居住(Ghetto)，不能擁有房產，夜裡必須回來，不能做這不能做那，所以很多猶太人只好開銀行(當鋪)，因為借錢這種事在當地的基督教徒來看，是違背新約全書的，是有罪的。1797年拿破崙打到威尼斯，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解放了關在威尼斯Ghetto近三百年的猶太人。

由此可見，同時代的法國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的家族背景跟巴托勒枚類似，西班牙猶太商人，轉信天主教，到了他們這一輩，就成了學者，人文學家，政治家。西班牙的強大，由此可見一斑。在蒙田之前，有什麼著名法國作家？我不知道。說到這裡，心中的疑問有些眉目，看上去他也可以被封為聖，怎麼沒有呢？也許是因為聖巴托勒枚是耶穌的十二信徒之一。也許因為巴托勒枚是猶太人，羅馬教廷不願意。

當然，他們的父輩應該是不得不轉信天主教，否則，可能就被驅逐了，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不時被一個國家驅逐到其他地方。

說偏了一些，知道威尼斯Ghetto，知道蒙田，但是不知道巴托勒枚。現在寫巴托勒枚想起以前知道的，順便說一下。

關於巴托勒枚的個人生平，我採用的主要是法語介紹。

巴托勒枚9歲時，在塞維利亞(SEVILLE)看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凱旋歸來。他的父親和叔叔跟着哥倫布參加了第二次(1493年)赴美航行。猶太商人很能闖啊。回來後，他父親給了他一個印第安人奴隸。1502年，他18歲，跟隨新的總督來到美洲。在此之前他在當時西班牙的著名大學Universidad de Salamanca學習天主教宗教法(Canon law)。

西班牙的殖民者在美洲的殖民方式叫做encomiendas，殖民者會分到一塊地，該地的印第安人就成為他的奴隸。1503年，巴托勒枚也分到一塊地，大約是在當今的海地或者多米尼加的一個島上。賺錢還不少，但是按他的說法，2500個西班牙人，死了1千多，其他人處於非常不安狀態。

我估計他因為寫的信件和文章不少而有影響力，所以10年回到歐洲之後，被羅馬教廷晉升為牧師。回到美洲，他成了新世界的第一個傳教牧師。

哥倫布的兒子 Diego Colón當時是殖民地總督，其副手Diego Velasquez邀請巴托勒枚到古巴擔任“征服者”的主教。他目睹了殖民士兵屠殺印第安人(Massacre of Caonao)，開始對印第安人的狀況良心覺醒，放棄了新分的殖民地，跟另外一個多米尼格派僧人Antonio de Montesinos於1514年回到西班牙本土。

從此巴托勒枚就成為印第安人的保護者。在這場歷時五十年的鬥爭中，他在兩個大陸之間旅行14次以上，每次要花上少則60天，氣候海況不好時需要90天。因此他完全夠格成為聖人。

西班牙早期在美洲的殖民主義，看上去就是財富掠奪。國王，教會，殖民者，軍方(征服者, conquistador)都想得到儘可能大的利益。要保護印第安人，實際上就是尋求利益平衡。但是，在遙遠的新大陸，征服者本身是野蠻的，他們一手拿着聖經，一手握着利劍，這些世俗化教徒，帶來屠殺，掠奪，奴役，是很難快速得到制止。

巴托勒枚在這種情況下的鬥爭是很困難的。想找國王費迪南二世，他在1516年死了。新國王年輕，攝政王對這事不感興趣。他求助於紅衣主教Cisneros, 年輕國王的老師Adrien也支持巴托勒枚。Adrien後來成為教皇。

由此可見，西班牙王室還算是比較開放的，巴托勒枚也很有活動能力，很難想象，一個什麼官階也沒有的人在中國封建社會能夠影響皇室。當然，教權當時的影響力很大。可是法律的制定還是要國王點頭。

巴托勒枚的提案主要有：

結束encomiendas；制定勞工規則；結束強制勞動；讓西班牙農民和家庭移民，跟印第安人共同開發土地；傳教與殖民相結合；運來黑人做奴隸，彌補死亡的印第安人。

長話短說，他對西班牙殖民政策還是有影響的，儘管很艱苦。

可是，征服者對印第安人的屠殺顯然太快。根據當時教會人士說，殖民地在1492年有11000000印第安人，到1516年只剩下16000人。這令人難以置信。現代人估計西班牙征服者導致8000000印第安人死亡。現代通常說法是大多數因為疾病死亡。這不大可信，因為古代人口不夠密集，交往很少。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學家 Andrés Reséndez認為，就算疾病是一個因素，土著居民人口也應該像中世紀歐洲黑死病之後那樣快速恢復。並且，沒有理由認為，天花梅毒沒有把早已城鎮化的歐洲人滅絕，反倒把住草棚的印第安人滅絕了。

1519年，奧地利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死了，他是西班牙國王的爺爺。西班牙國王跟法國國王佛郎索瓦爭奪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大位。應該是十幾個紅衣主教在德國的Aix-la-Chapelle選舉。佛郎索瓦給錢賄賂主教。查理開支票賄賂，如果選上就可以兌現。結果這些主教兩邊錢都拿，選了查理，是為查理五世。這情節是我去年看法國的歷史秘辛節目記住的：“Moi, Charles Quint, maître du monde (我，查理五世，世界之主)”。

此時巴托勒枚與主教Juan de Quevedo在皇帝前面進行了一場有關印第安人命運的辯論。巴托勒枚勝了。但是已經無法挽回加勒比海島印第安人的命運，要麼被殺要麼是奴隸。他想為大陸印第安人帶來更和平的命運。也從皇帝那裡得到一些權力，可是，天高皇帝遠，他怎麼可能壓住新大陸那些西班牙貴族掘金嗜血戰犯呢(conquistadors)？

總之，巴托勒枚在歐美之間奔走呼號，不遺餘力。查理五世在歐洲因為管轄地方太多，地方豪傑並起，新教改革轟轟烈烈，所以跑到荷蘭(時屬西班牙)坐鎮鎮壓新教。西班牙的事就交給年輕的兒子菲立普代行王政，菲立普的老師便是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菲立普的近臣多為反對巴托勒枚的，想讓他走開，到當時富裕的厄瓜多爾當主教。但是巴托勒枚拒絕，這樣就改到貧窮的墨西哥Chiapas地區。他同意了，因為他夢想建立基督共和政治。選了34個多米尼格與方濟派( franciscans)高僧，可是政府不太合作，出發拖延，最後給條破船San Salvador和破船員，1544年7月11日終於成行。到了墨西哥，很不受歡迎，不得不到方濟派修道院避難，才知道他推動的新法規又被取消了(應該是跟解放印第安人奴隸有關)。再乘船去Chiapas，船沉了，死了9個傳教士。1545年3月12日，終於到了Chiapas。他要求解放奴隸，沒人聽。他讓一個牧師成為殖民者的唯一懺悔師，威脅他們不解放奴隸就開除教會。但是這個牧師赦免殖民者，導致巴托勒枚不得不把他除教。憤怒的殖民者占領了教堂。他只能逃跑。在新世界面臨的敵意使得他不得不從此離開，1547年知道皇帝又恢復了新法規之後，他回到西班牙。

巴利亞多利德辯論

雖然這篇文章因為巴利亞多利德辯論而寫起。可是，難道巴托勒枚的冒險人生不是很有趣嗎？顯然，他經歷了無數次辯論，可是，歷史更多記住了巴利亞多利德辯論，儘管辯論通常是各自闡述各自的道理，誰也沒有說服誰。

寫這篇文章，讓我產生這樣的念頭，誰人不是奴隸？ 巴托勒枚這樣苦行僧，一生不結婚，為了拯救印第安人，奔走呼號，是不是奴隸？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神道，為了人類的救贖，奔走呼號，就是像奴隸一樣，背負着重壓。西方的強大，是否因為這樣的奴隸太多，自願奉獻？相對而言，中國封建社會就是權奴財奴太多，而自主思想的人卻沒有，因為一旦有了，很快就有滅頂之災。司馬遷，僅僅是因為諫議漢武帝不要因李陵被俘投降匈奴而加害李家，就被判死罪，只是因為漢朝有規定同意交大錢可以免死，或者同意被閹割可以免死，他沒錢只好接受被閹割了。寫了史記，還不敢公開，漢武帝死後，是司馬遷的外孫（還好他是大官）冒險求情才將史記大白於天下。兩千多年，中國知識人的命運大抵如此。

巴利亞多利德辯論看上去是兩派多年對立的結果。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是哲學家，神學家，是教規派(canon)僧人，在意大利留學多年，翻譯過亞理士多德的“政治”。1527年在時屬西班牙的那不勒斯遇到皇帝，皇帝喜歡他讓他成為皇帝歷史記錄人。他撰文批判德國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也為皇帝的姨姨，英國女王卡特琳娜辯論，因為英國國王亨利8世想取消跟卡特琳娜的婚姻。既然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終於開花結果，英國國王為了離婚不惜同羅馬教廷一刀兩斷。因此可以說Sepúlveda是保守的反動的。

因為他寫的作品，諸如“征服新世界的歷史”之類，使之成為征服新世界，殖民主義和基督化的准官方守護者。在1543年發表的“戰爭的正當理由”中，他寫到：

“這些小人是低劣人類，沒有科學和藝術，除了不準確的圖畫之外沒有紀念碑紀念過去。沒有書面法律，只有習俗，野蠻的傳統。他們甚至不知道財產權力”。

他支持亞理士多德的理念，發達開化文明的民族可以奴役其他未開化民族。這同多米尼格派神學家Francisco de Vitoria是對立的，自然也是同巴托勒枚對立。因為此類對立，Sepúlveda的作品在Salamanca大學無法印刷發表。說明當時的神權和學術還是很獨立的，什麼皇帝歷史家太子太傅寫文章大學竟然拒絕發表？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1548年，一些神學家受命審核Sepúlveda的論文，巴托勒枚的批評導致它無法印刷。Sepúlveda的文章刺激巴托勒枚，後者因此寫了“悔罪歷史”。Sepúlveda反擊寫了“另類民主”。諸如此類的爭執，導致了神學家們於1550年在巴利亞多利德聚會辯論。

巴利亞多利德辯論，辯論這樣的問題，印地安居民是動物還是人，有沒有靈魂，是否應該被奴役。天主教當時要把所有的有靈魂的人都發展成基督教徒。當然，我們今天知道，地球上所有的人實際有共同祖先，也不是上帝創造的，在無限的時空裡物質的演變進化是大多數人不能理解的。我小時候就不理解，猴子怎麼會變成人呢？實際上書寫得不好，沒有強調時間概念。亞理士多德關於奴隸的理念，當然是錯誤的，應該說他認為當時希臘城邦國家的現象是一種人類普遍現象。事實上，經常是野蠻國家打敗文明國家，希臘本身就是這樣，被野蠻的羅馬打敗之後，貴族被帶到羅馬當人質做奴隸，亞理士多德沒有預料到吧。Sepúlveda認為印第安人殺活人祭祀，因此是野蠻的沒有開化的，也是不合理的，所有的古人應該都有這種歷史，中國的商朝，古希臘，古羅馬都有過這樣的事。本質上，侵略占領殺戮奴役就是一種蠻力，而Sepúlveda在為這種野蠻尋找正當性。當代國際也是這樣，帝國主義國家要擠壓他國的生存空間，總是找藉口說對方的邪惡，儘管很多說法站不住腳。

拿16世紀的印第安人同古希臘古羅馬相比，很正常，畢竟古希臘古羅馬沒有在野蠻未開化時就被種族滅絕。甚至西班牙也是古羅馬的殖民地，西班牙人也沒有被滅絕。類似比較如此自然，巴托勒枚在“悔罪歷史”中就是這樣比較的。

巴利亞多利德辯論，沒有什麼結論，雙方都認為自己占上風。最終，歷史是最好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