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袁伟时是中山大学教授。2006年中青报《冰点》周刊因为刊登袁伟时批评中国历史教科书狼奶教育一文被迫停刊。袁书《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以评论为主，叙事不多，书中有许多振聋发聩的观点。“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现实感很强。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4个见解：1. 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儒教文化对制度和法律影响最大。而佛道对学说思想影响更大。2. 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3. 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其核心观念绝对不容怀疑或更改，有很强的排他性。比如佛教被吸收同化后的中国化。以夷变夏、和平演变被看作离经叛道的滔天大罪。因此，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道路曲折，代价巨大。4. 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药。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两点：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 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只涉及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甚至缺失。 英国13－14世纪的农业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同时的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农业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是清代的2.8倍。其原因之一是英国传统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比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同是远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结果完全不同。哥伦布1492年8月2日出发，历时33天，发现新大陆。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最大长度不到17米，宽6米。三次远航，最大一次的船队有17条船，人数约为1200人。郑和最早出发1405年6月15日，比哥伦布整整早了87年，最远到达非洲西部。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七下西洋。 最大船长150米，宽62米。首航船队62艘大船，中小船只二百余艘。人数27800余人。哥伦布的目的是黄金、香料等财富。而郑和带着政治挂帅的目的，宣扬国威，寻找被推翻的建文帝的下落。哥伦布探险有利可图，跟随者源源不断，导致新世界的开发。在世界历史上意义重大。后者劳民伤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只好中止而海禁。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微乎其微。中世纪中西教育的对比：中国士子学四书五经。西方的学子学七门基础课程：拉丁文；修辞学，培养写文章和说理的能力；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基础课程之后学习专业：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专门课程。 起跑线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皇帝及其大臣的愚昧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薄弱，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传统纲纪是知识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慈禧和习近平的相似点：出身老革干官宦人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靠小说积累人生经验。知识结构决定眼界。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还是多元并立的。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其必然后果是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窄。多元社会下国王受多方限制，很难为所欲为，常常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结果迥异。原因之一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而在晚清中国，在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体系下，当义和团一类事件发生，没有其他力量制约愚昧的最高统治当局的胡作非为。社会自由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约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是否承认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西方文明，中国野蛮是林则徐和郭嵩焘的区别。林主张师夷长技同时认为华夏的纪纲制度远胜于蛮夷，不能摆脱夷夏之防观念，天朝大国心态。拒绝与西方平等交往，不遵守国际准则，不遵守已签条约，不讲信义。林狭隘，郭远见。一个西方传教士和医生租住寺庙两间房子，远算不上关系国家利权的大事，林则徐却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甚至主张不惜花费国家资财、不顾可能给中外关系带来的后果而“调兵演炮募勇”。林等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野蛮，奸诈，不讲信义却超过所谓蛮夷。大清有两场战争全为藩国而战。朝鲜、琉球、越南是中国的藩国 定期向中国朝贡，但他们基本上是独立国家。甲午中国为朝鲜被日本战败签马关条约。 中法战争大清为越南签中法新约。中法之役清国耗银三千余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七千万两左右。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被击沉军舰七艘，船员约二千余人，生还者只有十一人。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二百万以上，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中国自顾不暇。两场战争都是图虚名而得实祸。为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