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和许嘉璐错误的五四观

王澄

2009年3月9日，陈竺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字出现危机。陈独秀、鲁迅等人把封建腐朽、愚昧落后，同文字连在一起，要求废止中国的文字。许嘉璐先生认为这种批判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因为它把事情推向极端，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危机的来临，从而唤起变革、重生的强大动力。白话文出现，挽救了中国文字。然而并没有因为白话文的出现，古代文字就没有地位了，恰恰相反，人们又发现了古文的价值所在。但如果没有这种革故鼎新的话，也许中国古文就真的消失了。”[1]

先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批判陈竺和许嘉璐。

五四事件发生在1919年5月4日，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约发生在1916年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刊（1915年《青年》改名）到1930年代。这个运动包括了三大部分：1。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2。推动白话文，3。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评价是，三大部分的前两个部分都成功了，而第三个部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大陆“均未有顺畅的发展”。[2] 健康报网转载陈雪根2009年3月的文章也承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彻底的共识。”[3]

政治上，五四运动是个国民党不爱而共产党曲解的历史事件。国民党不爱是因为五四以后共产主义在中国风行起来；共产党曲解是因为五四的知识分子本来要提倡自由民主，但是后来知识分子的努力被革命分子利用，最终新的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取代了旧的专制制度，所以共产党只好对五四运动的本意进行歪曲的解释。

9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人若要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的建议是请大家先读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一书。[4] 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最好请你坐在台下当听众。因为要讨论历史事件，首要的是回顾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件（情），这些事件的描述一定要尽可能地原始，非常真实，最好是读了当时的报纸，新闻，书籍，文件（物）等再给予复述。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就是这样一本书，他在美国用英文写的，1960年在哈佛出版社出版，他没有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压力，因此，他的书是公认最权威的，他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全文后面专门介绍周策纵先生）

根据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和周先生的其他文章，以及其他的五四著作，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中文人代表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5]

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带的头。李云汉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这样写到，“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为了使革命思想的传播能够普遍而有效，开始使用白话文，办了一些白话文报，这些是文学革命最早的信号。1915年，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给梅光迪的送行诗中，用了‘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的句子。”[6]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文体的改革，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建立白话文学，也就是胡适所谓“活的文学”；另一个是内容的蜕变，即文学本质与功能趋向实际生活。

“胡适与陈独秀通信，表示有‘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之意。这期间，胡适常常和友人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开始用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显然他文学革命的思想接近成熟了。他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把这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6]

在这里抄录1919年6月11日胡适写的白话文诗《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顶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下来，活活的跌死！

（以下摘录自《中国近代史》225到227页。）[6]

陈独秀对胡适的主张，引为同调，说是‘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二月份的《新青年》二卷六号上，便刊出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揭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陈独秀提出了他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一,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继胡适，陈独秀之后，热烈鼓吹文学革命的学者，有钱玄同，刘复，鲁迅，周作人等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也创刊《新潮》杂志，为主张文学革命的生力军。胡适于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自美国至北大任教, 七年（1918年）四月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方向告确定。（摘录完）

就文体改革而言，五四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获得卓越成功，其对于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播有极大的贡献，当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多接受以白话文为通行的传播工具，各个报纸也采用了白话文。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下面批判陈竺和许嘉璐。

陈竺和许嘉璐的错误

1.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主要倡议人是胡适，以后又有了陈独秀跟进。这两个人是当年文学革命主要发起人。陈竺说“陈独秀、鲁迅等人”，没有提到胡适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

2. 任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字记录都没有说要“废止中国的文字”。五四反对传统，当时最为极端的话是“把线装书扔到毛坑去”。五四提倡使用白话文，但是并没有废止中国文字之说。非但没有“废止”中国文字，胡适一生一直都在从事和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国故”。

比如，《胡适口述自传》中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7]

一． 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

二． 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做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

三． 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做一番有系统的整理；

四． 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整理国故”，胡适说，北京大学1923年曾出版过《国学季刊》，胡适写了“发刊宣言”。这个宣言是把研究汉学或国故的原则和方法做一番简要的和广泛的说明。

宣言的要点如下：

[（胡适）我说我们用不着慨叹什么国学传统要沦亡，或国学界老辈的日益凋谢。这些都是历史上逃避不了的事。相反的，我们如果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状况，我们不但不悲观，并且还抱着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胜于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未可厚非，但是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数倍。][7]

[接着我把过去三百年---那汉学复兴为最佳代表的国学研究时期---的成绩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整理古书”；第二是训诂，也就是合乎科学的归纳法；第三是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中国的“高级批判”，换言之便是版本校勘学，以确定古籍的真伪。][7]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说中，解释了他“中国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的含义：

“《新潮》（Renaissance）是1918年一群北京大学学生，为他们新发行的月刊杂志所取的名称。他们是我国旧有传统文化中，受过良好熏陶的成熟学生，而且，他们在稍后由他们的某些教授所领导的此一新运动里，立即察觉到，与欧洲文艺复兴有与有显著的类似性。首先，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运动，以人民日用语书写的新文学，取代旧式的古典文学。其次，它是有意识地反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与习俗的运动，也是有意识地将男女个人，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以赞扬生命此一新运动和人类价值对抗压抑的一种运动。最后，说来也奇怪，此一新运动是由了解他的文化遗产，而且想用现代史学批评和新研究方法论研究文化遗产的人们所领导的。就此层面而言，它是一种人文主义运动。”（余英时译）[8]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Renaissance” was the name given by a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a new monthly magazine which they published in 1918. They were mature students well trained in the old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readily recognized in the new movement then led by some of their professors a striking similarity to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Three prominent features in the movement reminded them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First, it was a conscious movement to promote a new literature in the living language of the people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old. Second, it was a movement of conscious protest against many of the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 and of conscious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man and woman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forces of tradition. It was a movement of reason versus tradition, freedom versus authority, and glorification of life and human values versus their suppression. And lastly, strange enough, this new movement was led by men who knew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ied to study it with the new methodology of modern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research. In that sense it was also a humanist movement. In all these directions the new movement which began in 1917 and which was sometimes calle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New Thought” movement or “The New Tide” was capturing the imagination and sympathy of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as something which promised and pointed to the new birth of an old people and old civilization. [9]

胡适的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五四运动使旧的人民和（摆脱了）旧的传统而获得新生the new birth of an old people and old civilization，怎么能说是“废止文字”？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陈竺和许嘉璐的“废止文字”谎话其实也是中国人的遗传病，在新主子面前控诉旧主子的时候总是夸大“受害的程度”。

3. 陈竺说，“白话文出现，挽救了中国文字。”这句话也不对。网络文章说，“（古代）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们口语交际习惯的口语作品，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开始，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应该说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但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

所以，胡适提倡白话文并不是“创造了”白话文，只是提倡早已在百姓中使用的白话文。我并不想揪住陈竺的“白话文出现”的“出现”用词错误，而是指出陈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知识极其贫乏。

4．陈竺和许嘉璐认为，“并没有因为白话文的出现，古代文字就没有地位了，恰恰相反，人们又发现了古文的价值所在。”。整个这句话逻辑混乱，真像是大白天说梦话。五四时代之前的中国，全国人民用的是两种语言，一种是有教养的上等人用的文言文，另一种是没有教养的下等人（黎民百姓）用的白话文。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之间的思想传播。

文言文为什么能够阻碍中国人的思想传播呢？汪晶晶在他发表的《也谈京剧的屡振与不兴》（华夏文摘hxwz.com）中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绵延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汉语文言文作了历史性的，摧枯拉朽般的扫荡。以文言文为根基的汉语是一种非常非常独特，和我们这个星球上我们任何一个其它同类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没有任何可比性的语言文字。它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变化和沿革，完完全全是独立的，封闭式的，和人类的其它语种毫无关系。建立在汉语文言文基础上的汉文明也同样是独立自主，自生自灭的，它和其它民族的古文明，比如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平行发展，但却毫无关系，完全是一枝独秀的文明。”

“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汉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其它文明不具有的，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纯粹形式主义和高度程序化的审美趣味。以欧洲为例，欧洲文明的宗旨是，有用才美，合理才美，真实才美。（也正因为这样，欧洲文明中哲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并不像大多数近代史研究者宣称的那样始于工业革命，而是在古希腊时期就远高于汉文明。）汉文明的宗旨却正好相反，它是完完全全先验的，美才有用，美才合理，美才真实。每一个汉字从被造之始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它的有用则是后来附加的。”

我没有读过英文写的英国古典文学著作，但是我读过200年前美国人用英文写的文件，与今天的英文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中国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区别就大多了。所以，今天几乎所有研究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说到当年白话文的推广，无不额手称庆，认为这是五四的进步知识分子想要做并且作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功在千秋。

白话文在全中国通行之后，文言文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文言文被边缘化，并不是说文言文没有价值。更不能说人大代表彭富春的复古建议就是“又发现了古文的价值” （见下文）。

五四运动用白话文挤掉了文言文，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样一来，五四运动就像一把刀，把中国古代和现代在文字上完全割裂开来，分成两个部分。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今天要学习文言文就是为了和古代有联系，仅此而已。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学习古文，就无法读古代的书。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台湾，日本和韩国，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化和传统的和谐相处，在那里，现代化和传统并没有被视为一对截然对立的概念。但是那里的原则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如果你也认同这样一个原则，你要不要学习中国古文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因为你并不生活在古代的世界。特别在今天急剧现代化的中国，一个不会文言文的中国人也能活得很好，也不会影响到他今天的谋生。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全面毁灭了中华古文化，所以他们今天问心有愧，成了当年的武训，谁打他一拳都行。而且国家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共产党最后一块招牌，只要你是搞国家民族主义的，你就上去打他一拳（公开建议），管你是什么样的祸心，他都要受着。

所以才会有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彭富春那样的人大代表，公然主张复古倒退，建议强化古代汉语教学。他说，“必须认识到文言文是维护祖国统一的巨大力量。目前，港澳台和海外华侨，都有使用繁体字和学习文言文的传统。如果我们强化文言文的教育，必能在文化中国的统一上推进一大步。”彭富春复古倒退的言论都是瞎扯蛋，不会文言文，就不能和港澳台和海外华侨交流了，就“鸡同鸭讲”了，就不能做生意了？

陈竺和许嘉璐在五四这个历史问题中的错误说明了：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60年来受到政治的桎梏，只会照本宣科地生拉硬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居然不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中到底有无奴隶社会；并且把秦始皇自公元前221年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农业大国（到1911年）的体制对（西方的）号入座说成是“封建社会”。（因为马克思主义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从学术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名字完全起错了，“封建社会”这个名字连秦始皇都不同意，因为秦始皇本人就是要“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

中国近代史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编写的在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只能扔到猪圈去，因为用这些书“喂”出的人民比猪还愚蠢。

结论：陈竺和许嘉璐认为，“废止文字---把事情推向极端---唤起变革---又发现古文的价值。”这完全是猪的逻辑。一个正常的人绝不会这样思考问题。像陈竺和许嘉璐这样近代史知识贫乏，思想方式极其偏差的人做国家高级领导人，这个国家一定亡。

（完）

参考文献

[1] 陈竺委员：迎接中医药的春天。

记者 柴玉，巨锋

医改成为两会热点，如何在医改中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如何推进中医药健康发展等话题，引起代表委员的热议。作为卫生部部长的全国政协委员陈竺对此有何看法？（2009年）3月9日晚上，陈竺接受了记者专访，并为本报题词：“化挑战为机遇，迎接中医药继承与创新的春天”。

[2] 许倬云：万古江河。英文汉声公司，台北市，2006年

[3] 陈雪根：改革已走一大半，难道还要返回去。中华工商时报。健康报网2009年3月13日转载

[4]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英译汉本，桂冠图书公司，台北市，1989年。英文原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r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5] 胡适五论，张忠栋文集一，稻乡出版社，台北县，2005年

[6] 李云汉： 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台北市，2006年3月增订四版一刷

[7]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远流出版公司，台北市，2005年

[8]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联经，中央研究院，台北市，2004年

[9] 胡适全集第37卷75-7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007年重印）

介绍周策纵（维基百科）

周策纵（1916年1月7日－2007年5月7日）出生于湖南祁阳，逝世于美国旧金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著名红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五四运动）。

生平

湖南省祁阳县（今祁东县）人，1916年出生于祁阳县。父亲周鹏翥生前是诗人、书法家，行侠仗义，望重一时，旧学深厚而思想维新，以至於倾家襄助辛亥革命。周策纵先生幼承庭训，兼长新旧学，与弟周策横皆长于书艺诗文。中学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今长沙市一中），与毛泽东为相差十五年的校友。该校主编的校刊《长高学生》四字，就出自周策纵的手笔。

1942年，周策纵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1945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的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 1948年辞职后即赴美国留学，开始潜心研究中国五四运动历史，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

学术

其巨作《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为第一步全面深入对五四运动描述分析的英文著作，为西方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其影响甚大，再版达七次之多。

（翻译缘起摘录：我们自动联合翻译周策纵先生这本书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因为这本书本身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它在西方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第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文著作里还没有一本材料丰富，态度公平，可以一窥“五四运动”全豹的书，我们认为要把“五四运动”介绍给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周先生这本书最为理想。《五四运动史》在1960年出版以后，销路一直占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书之冠，而且受到全球学术界的一致推重。在美国一地有份量的书评就不下十多起。）[4]

然而，其文中对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反驳以及对国共两党的反应的客观描述与分析使得此书在他校友毛泽东的中国大陆和他前上司蒋介石的台湾被视为禁书不得发行。台湾直到1972年才获准其中译本发行，中国大陆则在1996年才对本书解禁。 周策纵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亦有很高造诣。1980年6月,他在威斯康辛州首府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任会议召集人和大会主席。此後,还促成了在哈尔滨、扬州、台北和北京举行了二、三、四、五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为研究和宣传《红楼梦》作出了贡献。他还是国际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主席。著有《玉玺•婚姻•红楼梦——曹雪芹家世政治关系溯源》、《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等系列红学论文和《破斧新诂一一诗经研究之一》、《中国浪漫文学探源》等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出版了新诗集《海燕》,翻译了泰戈尔的《萤》、《失群的鸟》等作品。1981年以后,他多次台湾、大陆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努力加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