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贱民从政的恶果

1892年7月，26岁的孙中山以首届成绩榜首毕业于西医书院。行医2年后孙中山凭自己留洋和医学博士的头衔，又通过关系，携带精心撰写的，直言如何强国的万言书，北上天津力图投靠当朝汉人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得到他的赏识，并在其幕府谋得一个职务。

当年康有为也是通过上书得到年轻，幼稚，尚未真正入世的光绪皇帝的青睐。而李鸿章则是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功臣，品才兼优和精通内政外交的稳健政治家。

壮志满怀，被泼上一头凉水，孙中山求见李鸿章的要求竟然被拒绝。史书上有多种猜测，其一，孙中山的文章过于肤浅，毫无新意；其二，李鸿章正被困于中日就朝鲜问题的重大纠纷，而脱不了身；其三，孙中山农村长工出身的家庭背景太丢人现眼，令贵气十足的直隶总督不屑一顾。

但我认为，第三种的可能性最靠谱。

就惜才，爱才和招贤纳士的为官之道，李鸿章在晚清可谓首屈一指的官僚。他的门下有不少脚踏实地，学识出众的贤士。如把【天演論】引进中国的严复（1853-1921），他出身福建一个颇有名望的中医世家；被誉为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3)，郑氏家族世居澳门，父亲又是个读书人，因此自幼受欧风熏陶，可谓品学兼优，他出版于1893年的【盛世危言】，为中国指明了君主立宪，保守，渐进，脚踏实地稳步自强的道路。还有，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得力干将，马建忠（1844-1900），他世代文人出身，先祖曾是宋元时代就盛名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年－1323年）。马建忠不但汉文基础扎实，而且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文、拉丁文，不愧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此外还有唐廷樞（1832-1892），薛福成(1832-1894)等等。他们都是出身门第优秀，深涵启蒙和教养，自幼就培养良好的人品与学识。

家庭背景与个人的品行直接的联系，我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评价。但不难想象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父母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精神生活极为匮乏的家庭环境，无疑会带来难以磨灭的痕迹。光从近200年来看一些中国为首的政治人物，如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出身最低贱的，因此他们的地位一旦对社会变得举足轻重后，缺乏良好启蒙教育，因环境所至的潜移默化的人格缺陷，往往会使他们的行为与各自所倡导的背道而驰。

洪秀全是家里唯一识字的孩子，父母寄于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府试都失败落选。尽管如此，功名之心不死，相隔6年后，洪秀全赴广州第四次府试，还是名落孙山。想起吴敬梓笔下的范进，直到54岁那年才总算开始考上仕途。而洪秀全却没有耐心，干脆杀人造反，夺天下直奔皇位。中国历史上所有杀人造反的领袖，无论怎么荒唐，却都能编出一套理论，洪秀全虽然从没读过圣经，却自称耶稣的天兄，专门来人间来斩妖除魔。在中国，百姓不仅贫困，更是愚昧和精神匮乏，凡是有人带头，他们深信，杀人放火是改变贫困处境的唯一途径。结果13年的太平天国浩劫造成全国人口1/4的人死于非难。

太平天国覆灭38年后的1894年，孙中山投奔李鸿章报国不成，以洪秀全为榜样，同样是通过杀戮推翻外族满清的统治。无疑，孙中山也有政纲，即“振兴中华”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

历史的讽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孙中山要恢复的明朝，其土地面积大约400万平方公里，而大清国的最盛期达到1500万平方公里，与元朝的相仿。今天孙中山乃被台湾和大陆称为国父的同时，中国人不仅把满洲女真蛮人（还有蒙古人）带来的土地占为己有，而且甘拜是他们的子孙。有人以此类推，如果中国亡与日本，不但日本归中国，那倭寇也是中国人的祖先了。

孙中山虽然没有像洪秀全那样与耶稣称兄道弟，但也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他曾在【建国方略】中写道，”他的三民主义，5权宪法为中国人民精心设计的强国之路”。与中国传统格言“说易而行难”相悖。孙中山认为自己为愚蠢的百姓指明了救国方略，这是最难的，余下的则是最容易的，让革命者或百姓自己去实现。

还是老祖宗有理“说易而行难”。实际中国并不缺思想，除了历史上圣贤古训，西方政治文明之基石，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也在晚清时传入中国，不同的翻译版本已在学界传阅。同时晚清学者通过大宪章也开始蕴育出对人权思想、立宪政治以及宪法学的新观念。这一过程，被称为满清《大宪章》“华化”的肇始

自被称为英国【光荣革命】中产生了大宪章以来，西方社会经过了600年以上的人文演化，才有了今天的政治文明。除了别用用心的，靠杀人，造反走捷径来改变社会的顽疾，纯属自欺欺人。事后证明孙中山本人的人格与道义也根本没有超越时代，他的革命对民族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自从1894年起孙中山在境外檀香山成立中兴会后，就致力武装结束满族的统治。我对如何推翻的过程并不感兴趣，文章旨在阐述中国数千年历史的铁打规律：出身社会底层，特别是本人素质低下的，一旦取得权力后，即使是改朝换代后，依然是旧药换新瓶，或更恶劣，孙中山也不列外。

  （六）孙中山的宿敌，辛亥革命前后的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满清新军陆军发动兵变，数小时后起义军占领武昌，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辛亥革命的开始。

虽然孙中山曾多次领导推翻满清的武装起义，但他与武昌起义却毫无瓜葛。此刻孙中山正游走欧美，接到的黄兴（1874-1916，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有关武昌起义的电报已是武昌起义的数天以后。孙中山没有应黄兴的要求立即返回中国，有两个原因：第一，武昌起义后，朝廷重新让袁世凯挂帅北洋军，而南昌革命军面对强大的北洋军好似以卵击石，生死未卜，孙中山自认回国投入战斗的时机并不成熟，伺机以待；其次，也是孙中山公开答复黄兴的主要理由，即继续在欧美政府当说客，为新政府谋取经济援助。

孙中山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没有及时回国，引起前线革命同仁的愤怒，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George Morrison, 1862-1920)的报道，有人指责孙中山是个懦夫，在紧急关口总是远离第一线。

尽管革命军依然在浴血作战，孙中山却在欧美，以民国政府总统之名宴请政要。他在伦敦的下榻，坐落在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边，英国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萨伏伊宾馆(Savoy Hotel )。因中国国内处于战乱，局势不明朗，欧美各国政府乃与孙中山保持一段距离，拒绝作出任何经济援助的承诺。

因获悉朝廷已同意与革命政府举行谈判，满清的末日几乎已成大局，孙中山才于12月25日自香港抵达上海。沿途中记者最感兴趣的是，在欧美滞留2个月，到底募集了多少经济援助，开始孙中山不直接回答，只是绕圈子，打迷魂阵，最后不得不婉转地承认：“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的12月29日，17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临时总统。当时黄兴和黎元洪对总统一职并不感兴趣，因此孙中山当选是理所当然的，但他提出把 ‘临时”两个字拿掉，遭到大会的断然拒绝。实际上黄兴，黎元洪等辛亥革命领袖与朝廷北洋军统帅袁世凯已达到默契，一旦袁世凯结束满清统治，中华民国总统非他莫属。这当然使得权欲望攀天的孙中山极为不满，并为随后的14年余生中，直至他去世，因垂涎权力而不惜踩踏损民和害国的底线留下了伏笔。

图4， 12月29日，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并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图为代表集体照。

据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由他暂时担任。1912年的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刻的袁世凯正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有关民族面临战乱阴霾还是和平过渡的重大决措都落在一人肩上。

冯玉祥与孙中山属一类，而袁世凯则否矣。据【真假袁世凯辨别】（2012版，端木赐香著），袁世凯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过穷。然而在中国与贱民出身的政治领袖相比，富就是一种原罪。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对共（他人）产的革命理想远胜于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因此无论是把城市或农村的富人当成革命目标，最能激起广大民众的热情。因其家财万贯，袁世凯在中国人的口碑中本身就存在一种致命的先天不足。

袁世凯出生时，家有田四五十顷（约4，5000亩）官，除此以外在北京等地拥有钱庄和当铺。出身富家，自小有对物质钱财既知足又惶悚抱愧。据【袁世凯与近代名流】（2003年，张华腾著）记载，袁世凯24岁在分家后，开始在经济上自主并有了支配权，并非迷恋奢侈生活，而是办起“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旨在“捐资供给食用”。当年徐世昌因参加顺天乡试，缺少盘缠，袁世凯慷概解囊，奉上100两白银。这种品格大概在靠“共产”致富的一类人群中几乎绝然稀有。

图5，上海《东方》、《北洋画报》等刊载袁世凯身披蓑衣斗笠在河南洹上怡然垂纶的照片。

袁世凯在22岁那年，经镇压捻军立功的朝廷命官，即嗣父袁保庆的介绍，投奔山东登州任庆军的统领吴长庆，开始起军戎生涯。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如曾任外务部尚书等。他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及清末慈禧太后宣布的1906年9月1日【预备立宪】的新政。慈禧太后去世后，反对新政并与袁世凯有宿怨的摄政王戴沣准备把他一刀毙命，最后因惧怕北洋军造反，于1909年（宣统元年）1月2日，仅仅把他削职为庶民，赶出京城。为此国内外一片哗然，袁世凯被罢免遭致许多朝廷大臣，北洋将领愤愤不平。由于袁世凯一惯坚决进行体制改革，一些西方国家和舆论也大为不满。英国【泰晤士报】在袁世凯罢免的次日特地赞扬袁世凯不寻常的才能和对朝廷的忠诚，并为其革职放逐而鸣不平。

被贬职而隐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阳）的洹上村韬光养晦的袁世凯，论声望，绝对不逊于孙中山，论钱，可谓家财万贯，论人脉和实力，有朝廷文武官员和北洋军队。但他的信念是和平过渡，而非孙中山，洪秀全的暴力革命。 袁世凯静心养身，壮心未死，伺机等待召唤，为国出力，如此贵气是平民素质的孙中山不仅马尘不及，而且是无法意识到。

武昌起义使得清廷惊慌失措，此刻朝野共识的是，唯有袁世凯出山才能控制局面。 10月22日袁世凯提出清廷必须接受的六大政治改革条件，摄政王戴沣被迫接受，并在当天对全国下了一条谕旨，释放所有“从乱者”（即政治犯），并解除“禁党”。一方面清廷基本六大条件，另外全国处于战乱，如无政府主义，任意暴乱和复仇行为泛滥成灾。10月30日 袁世凯离开隐居2年多的河南彰德老家,前往湖北孝感，亲自指挥北洋军，击败毫无战斗力的武昌军守，有效抑制了全国内乱的进一步蔓延。

同时清廷也愿意走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国家体制，并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选举法，并筹备召集国会。但是满清错过了和平过渡的最佳时间，革命党的目的是不惜武力，彻底结束满清的统治。

袁世凯对时局的认识是相当清晰的。12月2日他在《时报》著文说，“……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袁世凯在《时报》的这篇文章已立下当时重大变革的基调：保留皇室，执行共和。同时清廷也顾全大局，同意彻底放弃权力。当袁世凯审阅逊位诏书，时，有句话是这样的，“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袁世凯看后，在“海宇乂安”后加上了“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与千万条无辜生命休戚有关的一句。

图5，《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诏书不仅文采斐然，而且也是洋溢当时中国上层的气宇非凡。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朝代不流血的结束，更是国家体制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皇室与袁世凯的妥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庸文化的亮点，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可悲的是，中国最后的贵族被随后百年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崇尚革命和杀戮的，没有丝毫道德底线的权力狂所取代！

而当时孙中山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因此袁世凯的贵族胸怀避免了汉人对前朝满族的大屠杀。。据《盾鼻随闻录》中的“两江记略”、“庶吉纪略”等文记载，洪秀全攻入南京城后，六万旗人中的成年男性全部战死或被杀，未成年人则被割生殖器而痛杀，老年妇女和幼童被太平军全部炸死，尸骨无存，年轻女子沦为军妓。然而在1949年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政后短短几年中，毛泽东继承洪秀全衣钵，几百万国民党残余被赶尽杀绝，其家属也遭到残酷珠连。

1912年的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面对手握北洋六镇兵权，军事实力上有压倒性优势的袁世凯。当南北谈判有了结果后，孙中山被迫辞职（据说他临死前后悔这一决定），2天后袁世凯被南京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4年底被共产党誉为“爱国将领”的冯玉祥背信弃义，撕毁清廷退位协定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中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