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中國必敗， 美國必勝

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是世界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他曾經擔任普魯士的宰相兼外交大臣，他是德國歷史上的一個強勢人物，憑藉他的超人的才能和膽識以及強硬的武力政策，他最終完成了德國的統一。而其在位期間所採取的各項強有力的政策，則深刻地影響了德國和歐洲的歷史。正是因為這樣，所以俾斯麥在德國乃至歐洲的歷史上，其獲得的地位都是非常崇高的。

俾斯麥對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和日本做出準確的預測。他認為：“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不幸的是，後來中日兩國歷史發展的事實，竟然就是驚人地按照他預測的軌跡演變發展着……。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徹底失敗而告終，就是這個預測的無可辯駁的註腳。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俾斯麥為什麼能夠預測這麼的準確呢？

原來如此。俾斯麥認為：“因為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

顯而易見，之所以預測日本在與中國推行現代化建設的競爭中，竟然敢於斷言，前者一定要勝出，究其根本的原因，這就是由於日本人是學習西方的“政治原理”，並且能夠結合本國的社會實際，對國家“做根本的改造”；而不是象中國人那樣，只是關心“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等等這樣無關國家大政方針的事情。

其實，看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再看中國的洋務運動，兩國制定的學習西方的不同指導思想，採取的不同政策措施，而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這就已經很能夠說明這個問題。

如果俾斯麥還活着，他也許會說中國必敗，美國必勝。

美國的強大依靠的是強有力的政治機構、共同的價值觀、充滿生機的文化。只靠經濟的全球化，是行不通的。

美國人從英國人手中接過國際體系的領導權。到了1890年代，在經歷了長期的“孤立主義”之後，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且也已經通過各種方式解決了周邊外交問題。二戰之後，美國接受了教訓，及時推出“馬歇爾計劃”，在最短的時間內復興歐洲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有效鞏固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二戰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馬歇爾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外除了歐洲，同期類似的經濟援助在朝鮮戰爭後也在亞洲第一島鏈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實施，受援範圍大部分是今日美國的盟邦。

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制度建立美元匯兌，安定二戰後金融。馬歇爾計劃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一起，在無形中促進了西歐地區自由貿易。

世界銀行又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成立於1945年12月27日，1946年6月開始運作，成立的使命乃從事對歐洲重建的貸款事宜，並且幫助這些國家處理未來可能遭遇的財政問題，並幫助低度發展的經濟體系合併成為世界性資本經濟體，且其他功能是擔保或供給會員國長期貸款，以促進會員國資源的開發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促進國際貿易長期均衡的增長及國際收支平衡的維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於1946年2月正式成立，3月開始正常運作，其主要是以美國懷特方案為基礎，採取“基金制”，它對於會員國具有資金融通、提供資料及建議、規劃匯率與外匯管制措施，以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多種功能，且可以在國際間就貨幣事務進行共同商議，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的逆差提供信貸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宗旨在於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國際貨幣合作機構，促進國際貨幣合作，以維持匯率的安定，擴展國際貿易，提高就業水平與實質國民所得，並以資金供給會員國調節國際收支的暫時性不平衡，而後來並增列減輕貧困之目標。

“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固定匯率”使美元與黃金掛鈎，使成員國貨幣和美元掛鈎，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即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以美元和黃金掛鈎和固定匯率制度，結束了混亂的國際金融秩序，為國際貿易的擴大和世界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手段，彌補了黃金的不足，提高全球的購買力，促進了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

美國的軍事實力，外交實力，照樣控制全球。有的國家也恨美國，如中東的穆斯林國家，但是，更多的國家是相信美國，喜歡美國，並希望得到其保護，包括中國所有的周邊國家。 連中國台灣，數十年都是靠着美國。你不能說人家吃裡扒外，為什麼墨西哥不跑來請中國作為其保護傘，以對抗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都要求美國保護，來對抗中國。甚至連越南，這個曾經被美國入侵，被中國保護的小鄰居，也找美國佬保護。

在政治和外交上，多數國家卻把中國當成假想敵，把美國當成對付這個假想敵的保護傘。民主制度出來的政治領袖是善於溝通的，威權政府出來的政治領袖卻不是。而更可悲的是現代中國人覺得被人看不起是因為一百年前的經驗：科技落後，經濟差，沒有軍事力量。當以上三點都覺得做得不錯的時候，為什麼別人還是看不起中國人呢？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中國？想太多了吧？西方社會的和諧是尊重個人而達到的和諧；中國社會的和諧是壓迫個人而達到的和諧。試問被壓迫的人民怎麼會活得有尊嚴？但更可悲的是：大多中國人不是想把奴隸制度廢除，而是只想做高級的奴隸。

戰後美國能充當世界領袖，根本原因是:

一、美國國內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態。說美國人的“意識形態高度統一”，一定會遭到許多美國人的駁斥。美國人會強調他們社會中種族、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思想觀念上的多元化。一個開放、多元而且言論自由的國家，怎麼可能產生一種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態呢？

美國社會的開放、多元和言論自由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正是美國人引以為自豪而許多其他國家的人嚮往美國之處。但是，“開放”、“多元化”、“言論自由”等等，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美國意識形態色彩的觀念。當然，這些觀念的根源應追溯到歐洲。但美國人又會說，他們的許多祖先是因為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開放、不寬容的宗教迫害而遷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國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國人向來鄙視歐洲殘存的封建傳統，“把歐洲戰亂頻仍歸咎於否定自由及人性尊嚴的政治體制當道。”

自由、民主、公民權利、三權分立、政教分離、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憲法至高無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國社會的成員一致接受並且不容挑戰的原則。這些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在美國的歷史進程中早已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美國人都認為沒有個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財產得不到保護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

美國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溫和的保守派和溫和的自由派之間徘徊，以爭取最大範圍的政治共識。不管是標榜自由主義的民主黨還是提倡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其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依然是相同的。簡單地說，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的傳統核心觀念是“自由”，是一種個人權利觀。所有美國政治派別，都以“自由”為自己的旗幟，無一例外。

二、美國的對內民主給它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不難發現，在美國意識形態指導下產生的國內體制和政治行為，與同樣受美國意識形態指導的對外政策主張和行為，有着深刻的矛盾：前者倡導權力制衡，後者主張美國獨霸；前者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後者否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張法律高於一切，後者經常無視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前者擯棄政治鬥爭的暴力方式，後者動輒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前者禁止軍隊干預政治，後者允許國防部和軍方在對外戰略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此等等。

任何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都出自同一個社會根源，同一種歷史傳統。美國的對內民主和對外霸道表面上十分矛盾，實則有多重的內在聯繫，相輔相成。美國學者喬治·賀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出自同一個國內民主過程。他說：“傳統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不適合於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美國外交過程的混亂，尤其是由於它植根於民主社會，長期以來總體上是有益的。”美國的對內民主給它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權行為又給它的國內民主增添了越來越多的新內容。

美國民主為霸權行為服務，表現在對外霸權行為可以通過民主制度獲得其合法性。美國民主的重要標誌之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權分立，在對外關係中主要是國會和行政當局的分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會否決了威爾遜政府加入《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的決定，成為國會同行政當局在外交上唱反調的典型事例。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是在國會某種認可後發動的，於是便取得了在美國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戰爭得到了國會的“授權”。

以個人自由權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構成美國主導世界的主要思想基礎，所以美國必勝。中國正好相反，因此中國必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