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如前所说，中共在八年抗战伊始，就决定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为将来打内战、夺天下做准备。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当全中国的军队，包括昔日的地方军阀都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样一个借抗日以营一党之私的目的，不仅是对外，即便是对内，特别是对那些尚有一定抗日荣誉心的中共将领们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论”，以解决内部歧见，以实现对外欺骗。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打内战须用运动战、打外战却须用游击战的理论

　　一、毛泽东首先承认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他说：“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²⁸

　　二、毛泽东承认中共在抗战前的内战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并承认中共在抗战中只能打游击战是“倒退”。毛泽东说：“国内战争（按：即中共十年武装叛乱和叛国）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战争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方面……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他认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与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以上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²⁹
　　由是可知，既然毛泽东明知只有运动战才能决定抗日战争的命运，那么，中共从武装叛乱中的运动战倒退为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也就关系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命运了。但是，正因为它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泽东才一定要在抗日时期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将内战中的运动战转变成抗日时期的“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按：即为未来打内战训练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即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按：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按：即以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显然，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四、毛泽东指出游击战是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九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走向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接着，他在分析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对于抗日阶段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作用时又说道：“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按：是破坏和叛变北伐的战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按：是在苏俄命令下的武装叛乱和叛国）……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由是，毛泽东对中共武装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终于把利用抗日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底牌”亮出来了：“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任何抗日的意愿，听不到中共的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震响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的，彻头彻尾的革命阴谋、斗争阴谋和武装斗争的阴谋。而这一切的阴谋，都不是针对日寇，都是针对着他们的内敌，即正在艰苦地领导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抗日这个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内，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围剿他们的“大好条件”下，继续他们的十年叛乱和叛国的“革命业绩”，并且要把这个“业绩”发展和壮大起来。
　　难怪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略含羞答”地总结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他说：“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制定抗日游击战略’。这一战略从军事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战争战略，使党得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坚持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单引号为引者所加）。”³⁰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学家则“名正言顺”地指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课题。”³¹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话，“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³²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³³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示中共军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的长期训练。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则我们就不能懂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刚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 ”校歌“到敌人后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³⁴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队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³⁵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³⁶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³⁷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³⁸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³⁹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以，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⁴⁰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⁴¹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制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