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虛構的案例：某私人公司的雇員A在推特上發貼說“Black lives matter”，而員工B針鋒相對地回帖“All lives matter”，引起爭論。事情鬧大了，兩人都被這個公司解僱了。於是A、B都將該公司告上法庭。結果雇員A勝訴，因為《民權法》第七章規定任何公司都不能解僱員工，因為他們的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和原始國籍、性取向甚至性別認同。由於BLM涉及的是種族問題，解僱員工A涉嫌打壓反抗種族歧視的言行。而員工B敗訴，因為all lives matter是一個政治觀點或意見，民權法不保護對政治觀點的歧視。雖然員工B辯稱他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憲法第一修正案只保護言論自由不受政府侵犯，對私企沒有效力。換句話說，如果你因為政治觀點丟了私企里的工作，在美國沒有法律能保護你。

儘管看起來，爭論雙方的地位在邏輯上是相同的，只有政治觀念的區別。但是BLM一方更加有利。這是因為民權法第七章不保護政治觀點和意見。

這就是為什麼BLM運動一方的聲音特別響亮，而且肆無忌憚。而另一方比較沉默。不是因為前者代表大多數的聲音，也不是整個社會對暴民的激進觀點的贊同，而是民權法的漏洞，雙方的法律權利是不平衡的。不僅BLM，幾乎所有政治正確的說法都被民權法支持，比如性別、性取向、殘疾等等。所以政治正確一方對另一方有法律的優勢。

不僅如此，如果觀點和政治不正確沾了邊，或者只是不支持政治正確，公司還可能解僱你，因為民權法保護政治正確。種族問題是碰不得的。比如Syracuse 大學校報解僱了專欄作者阿德里亞娜·聖馬可（Adrianna San Marco），因為她在另一份雜誌中寫了一篇文章，用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統計數據，質疑對警察系統有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指控。《費城問詢報》刊發了一個標題“建築物也很重要”（Buildings Matter, Too）反對抗議運動中的搶劫，編輯因此被逼辭職。Civis Analytics的一名員工在推特上發表了一項研究，結論是“暴亂導致投票率降低”。立刻受到網絡暴徒的圍攻，有人對Civis Analytics的CEO發推： “Come get your boy”。很快，這個可憐的傢伙就被炒了。

所以當雇員說了政治不正確的話或者僅僅沒有支持政治正確時，老闆們傾向於向暴民彎腰。解僱這樣的雇員對老闆說成本更低，而如果選擇向暴民說不，老闆可能會被告上法庭。主流媒體的報道也會讓企業聲譽掃地。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一個網絡新詞，指用抵制和解聘對待異見者的流行風氣。取消文化之所以流行是因為民權法對政治觀點和意見沒有任何保護。

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說：“一個人因發表意見而被排擠得無以謀生，無異於被關進大牢。”對工資單的擔憂讓我們在重大問題上緘口沉默。壓力的不對稱造成了自我審查。人們在言論上愈發謹小慎微。公民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窄。美國的自由精神日益萎靡。

具有政治觀點或信仰是自由人的最基本特質，這一基本特質比種族、性別、宗教、性取向等特質覆蓋更多的人群，也是更需要的。表達政治觀點是言論自由的主要內容，也是作為美國人最自豪的精神之一。但是民權法案卻在這最重要的一點上遺漏了。

《動物農莊》說：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如果你在政府工作，第一修正案保護你不會因為政治觀點表達而丟掉工作。如果你在加州、紐約、科羅拉達州和DC的私企工作，雇主不能因你的政治觀點歧視你。但如果你不幸在其他州的私企工作，最好小心點兒，不要因為政治觀點的爭論鬧出太大的動靜來。

如果民權法不補上這個漏洞，所有美國人的政治權利是不平等的。當然政治觀點的表達應該受到最高法院對第一修正案的類似限制，比如遵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