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頓認為中美建交後美國的兩個預期都錯了：中國離民主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中國欺騙了世界貿易體系，對美國威脅越來越大。川普認為，要戰勝中國的最佳方式是阻止中國占美國便宜的不公平經濟成長。問題核心是：川普做得如何？ 老高按：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博爾頓新書讀後感的第二部分出來了，專談博爾頓眼中川普與中國領導人的互動、他的對華政策。我一直認為川普對華政策搖擺，常常讓我摸不着頭腦（有人稱讚這種搖擺，說是“堅定的搖擺”“始終如一的搖擺”，是川普極高明、高明到我這種愚人莫測高深的策略，云云——說這話的，自然都是我難以企及的高人）。經夏明教授這麼分門別類地梳理，我感到清晰很多。轉載於下，供各位再來評頭品足：對作者博爾頓，對他眼中的川普，以及對我這個轉載者。 川普：領導風格和對華政策評點（2）——讀博爾頓新書
作者：夏明，《縱覽中國》 John Bolton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20. 在評點約翰·博爾頓的回憶錄《樞庭要務》的第一部分，我集中討論了作者眼中的川普總統和他的工作作風。在博爾頓看來，“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關係將決定21世紀國際關係的輪廓”（第287頁），所以川普與中國領導人的互動、他的對華政策也是該書的重點。他在第10章專論中國——“驚雷出中國”，同時其他各章也有涉及中國的討論。 作為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我對這部分當然最感興趣。更重要的是，在川普當選總統之前，他就被作為一個成功商界傳奇人物被介紹到了中國；他當選總統以後，川普品牌更是增添神秘色彩。在中國和海外華人圈很自然地出現了川普的欣賞者和“粉絲群”。在習近平擔任中共最高首腦以後，不僅強化對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全方位的控制，在2015年後，更是帶來股市崩盤、“709大逮捕”、“國進民退”，而後在2018年明確取消了憲法裡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習近平的個人獨裁達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川普入主白宮，並提出對華強硬政策，掀起貿易戰。對苦共已久、厭惡西方對華綏靖政策的自由知識分子、異議人士、關注香港／西藏／新疆現狀及前途、關注中國宗教迫害等的各路人士，川普政府的政策調整給了他們許多想象的空間。面對2020年總統大選臨近，在美的部分華人加入了川普的競選連任造勢運動，例如，與法輪功有關聯的《大紀元》在“臉書”購買支持川普連任的政治廣告，開銷上百萬美元，僅次於“川普組織”（Trump Organization）。在美國華裔社區，川普和他的對華政策成為人們關注和爭論的焦點。所以，我們有必要來細細閱讀《樞庭要務》，明白到底博爾頓是如何觀察和解讀川普的對華政策以及他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關係的。 川普的對華政策 如果我們要討論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起點是川普政府對以前對華政策的評估是什麼。其次我們需要注意川普團隊的構成，主要的政策方針，政策目標和實行情況及結果，川普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中的作用。 作為一個鷹派共和黨人，博爾頓對川普政府之前的對華政策頗多微詞。他認為前面的幾屆政府（主要從1979年建交以後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政府）接受了兩個錯誤的判斷：第一，通過市場導向經濟、與國際接觸、引進外資等帶來的經濟繁榮會帶來中國不可逆轉的發展，成為國際事務中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和“建設性的夥伴”，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第二，隨着財富增加，中國崛起，民主也會增進，農村基層選舉最終會擴展到縣、省和全國。“民主和平”理論也會在中國實現。但是，博爾頓認為，這兩個預言都徹底錯了：中國離民主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中國欺騙了（世界貿易）體系” （第67頁），中國對美國的威脅越來越大。在博爾頓給總統的一頁備忘錄里，他模仿習近平的口吻給金正恩說道：“正恩，風物長宜放眼量。你要站在歷史贏家一方，那就是中國。美國人不是我們的朋友。”（第123頁）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新認知（第287-289頁）。川普總統和他的政府接受中國對美國威脅增加的估計，而且川普認為：“阻止中國建立在占美國便宜基礎上的不公平經濟成長是在軍事上戰勝中國的最好辦法。”（第289頁）現在問題的核心就是：川普做得如何？ 博爾頓意識到，川普的白宮班子和內閣在對華政策上是充滿分歧的。他把政府里的官員分為“熊貓擁抱派”和“中國鷹派”：前者包括財政部長姆努欽、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凱文·哈瑟特（Kevin Hassett）和庫德羅；後者包括商務部長羅斯、貿易談判代表萊特海澤和經濟顧問納瓦羅（第290頁）。博爾頓自然屬於後一個陣營，但他強調自己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他把貿易政策／談判從屬於一個更大的“中國戰略框架”中，而不是讓戰略被“中國貿易問題的黑洞”吞噬。（第290頁）在博爾頓看來，中美的各種衝突不是貿易衝突，而是“制度衝突”。“我們向中國提出的‘結構性問題’不是貿易策略，而是在如何組織經濟生活根本方法上的不同。”（第297頁）除此這兩大障礙（團隊分歧和目標定位分歧）以外，最大的挑戰還是川普和他的決策風格：“個人的怪念和衝動主宰決策”（第291頁）。 博爾頓很快發現，要讓川普從對華的綏靖政策脫鈎、堅守他時常有過的強硬政策，而不是在“綏靖政策-強硬政策”之間搖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305頁）。博爾頓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不久就碰到中興公司的棘手問題。在2018年4月，由於司法部調查發現中國的中興公司大量違反伊朗和北朝鮮的制裁案，並將中興公司置於美方檢察官監管之下，但檢察官繼續發現大規模違規，商務部試圖提出對中興公司的懲罰（包括罰款和從美國市場驅逐）。在博爾頓看來，假如一個美國公司做了中興的違法事，肯定會被美國“烤焦”，這是一件執法事件。但因為涉及中國公司，國務院擔心“冒犯中國”。博爾頓站在商務部長羅斯一邊，支持商務部的懲罰舉措。但幾周內，川普抱怨懲罰太重，要求商務部重新處理，“原諒中興不可接受的違法行為”。在與習近平通話中，川普告訴習，對中興的處罰太重、太嚴厲，他已要求羅斯給中國一點幫助。“習近平回答說，如果是這樣，那他就欠川普一個人情。川普馬上回答說，他這樣做就是因為習。” 商務部的懲罰基本上要把中興搞垮，推翻這個決定令人不可思議。這個由個人怪念和衝動做出決策的過程還一直繼續。五月13號，川普發了一個推文：“中國的習主席和我正在一同努力幫助龐大的中國電話公司中興快速回復運營。中國失去了太多的工作崗位。我已命令商務部去辦理。”博爾頓驚呼：“從何時開始我們操心起了中國的工作崗位了？” 他試圖建立程序紀律，結束這種混亂的決策方式，但並未取得明顯效果。5月14號，川普再次發推，說：“中國最大的電話公司中興從美國公司購買大量零件。這也反映了我們在和中國談判的大宗貿易協議和我與習主席的個人關係。”（第293頁）這樣，中興本該關門，卻被川普重給新生，而美國沒有獲得相應的回報。在博爾頓看來，川普無法把“個人的”與“官方的／公務的”區分開來（第294頁）。 川普對另一家公司華為也是網開一面，除了把華為看作貿易談判的一個籌碼外，沒有看到華為的違法活動和對美國的安全威脅（第305-306頁）。在孟晚舟於2018年12月1號被加拿大扣留後，“中國的美國朋友們”變得不開心。在2018年12月7日的白宮聖誕晚餐會上，川普提到孟被扣事件，不斷擔心這會給中國帶來多少壓力。他抱怨說，“華為是中國最大的通訊公司。” 他在桌對面對我說，“我們剛拘捕了‘中國的伊萬卡·川普”。博爾頓不知道到底是華爾街哪位金融家給了川普這樣的想法，或是在當選侯任期間就和亨利·基辛格在中國事務上“相互示愛”的庫什納的主意？在博爾頓看來，華為案不僅涉及金融欺詐，還大範圍違反伊朗制裁，這是鐵板釘釘的案子。所以博爾頓的直覺反應是：“我從不知道伊萬卡是一個間諜和騙子。” 但是這一次心直口快的他，咬住了自己的舌頭（第305頁）。 在孟晚舟被扣留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面對國內的強大壓力，甚至前總理呼籲加拿大不履行與美國的引渡條約，所以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和博爾頓都力挺特魯多，並在中國報復性扣押加拿大前外交官和公民問題上和加拿大站在一邊。博爾頓以為，某些人繼續相信和稱讚中國“和平崛起”和“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是錯誤的。他質疑：“如果中國變成雄踞天下，如果我們讓這發生，中國又會如何行為？這是一個攸關國家安全的辯論，會在未來持續下去。把它和貿易捆綁在一起，會降低我們在貿易和國家安全雙重事務上的地位。”（第308頁）在2019年五月，商務部試圖把華為放在“實體清單”上，和它過去對待中興一樣的做法，禁止美國公司向華為出售產品，除非得到特別許可。在一次白宮橢圓辦公室討論上，姆努欽認為商務部的處罰太嚴厲，會把華為關閉掉。商務部長羅斯於是把決定讀給大家來裁決。川普說：“那是一個操得好的偉大聲明。美極了。在商務部決定把華為列在實體清單前面加上‘得到總統批准’。”（第308頁） 在2019年六月18號川、習通電話中，習近平就華為施壓，說華為是一個優秀的“私營公司”，與高通、英特爾都有重要關係，希望通過與川普的共同親自努力，把對華為的禁令取消掉，否則，華為事件處理不好會傷害雙邊整體關係。川普做出願意讓步表示，重述他的觀點：“華為可以是貿易談判的一部分。”川普改變了他原來的立場，允許美國公司向華為出售產品，把羅斯的政策完全推翻。這和川普在中興公司上的表現一模一樣。好在後來川普的團隊矯正了川普的做法，川普的讓步沒有造成傷害。由於中國兩家公司違背了對北朝鮮的制裁，美國財政部對這兩家公司採取了制裁措施，這是財政部部長、國務卿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共同決定，也是依法執行制裁，但川普試圖取消這些決定（第334頁）。姆努欽也意識到：“我們必須在華為的問題上保護好總統。人們認為在中興公司上他用國家安全和貿易做了交易。如果我們允許他在華為上犯同樣的錯誤，我們會遭遇同樣的反彈，甚至更糟。”（第309頁）在6月20號就準備襲擊伊朗時，白宮與國會領導人開了個吹風會，三位民主黨人——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眾議院議長佩羅西、參議員華納——參加了會議。會上也談到了華為。舒默表示：在對華為強硬的立場上，“你們有民主黨站在你們一邊”。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資深參議員華納也表示：“用華為網絡就不會有安全。如果為了貿易（取消對華為的懲罰而換取北京貿易上的讓步），我們會在盟國中失去信譽。”（第401頁）可見在對待華為的強硬政策上，民主黨並未表現出不同意見。在對待中國操縱人民幣問題上，川普認定中國是一個貨幣操縱國，對此舒默也完全認同（第283頁）。 川普試圖通過與獨裁者或有專制傾向的領導人建立“私交”、“兄弟浪漫史”來解決國際關係、國際戰略和美國外交問題和危機。在與習近平的關係中也不例外。博爾頓寫道，川普“像一個小孩子”給習近平打電話，感到習可以信任並吐露秘密，預先通報他美國要退出伊朗核協議（第73頁）。有評論人指出，川普在2020年前四個月發推稱讚習近平遠遠超過他對第一夫人的讚譽。在2019年6月G20大阪峰會前夕，川普和習近平通電話，告訴習他很想習。在峰會前，川普告訴媒體，“我們已經成為朋友。我和家人去北京的旅行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次。”（第301頁）當習近平告訴媒體，美國有某些政治人物做出誤判、試圖掀起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新冷戰。因為習近平並未點名，所以坐在那裡的博爾頓寫道：“至於習近平是指向民主黨人，或者坐在桌邊的美國方的某些人，我無法知道，但川普馬上以為是指民主黨人。川普附和着說，在民主黨人裡面有巨大的敵視。令人震驚的是，他把交談轉到了美國將要到來的總統選舉，暗示中國的經濟實力可以影響正在進行的選戰，懇求習保證他會贏。他強調了農場主們的重要性，和增加購買大豆和小麥在選舉結果中的重要性。因為在出版前政府審查過程決定不許我刊出川普的原話，所以我不能這樣做。”（第301頁）面對中國，川普的內閣是分裂的。博爾頓觀察到：“萊特海澤曾說過他認為一項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幾乎會是自殺性的，但是姆努欽卻為他成功得到中國購買更多的大豆、其他農產品和礦物而興奮不已，似乎我們就是中央王國的一個第三世界商品供應商。”（第297頁） 同一交談中，川普再次提出在半年多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20國集團峰會提出的要求，要中國停止向美國出口芬泰諾和釋放中國扣留的加拿大人質以及美國人質（中國的“獵狐計劃”追捕2007年外逃的前國有交通銀行廣州分行行長劉昌明，在2018年扣留了他回家探親的妻子和兩個美國籍子女，維克多·劉和辛西婭·劉，前者是在美國出生的）。習近平開始了一場“廢話連篇”的歷史比較：日本、德國的不平等條約和貿易協定的比較、中國的屈辱、愛國主義情緒爆發會針對美國，等等，而川普對此一無所知。習堅持說劉氏子女是“中國公民”，劉家必須配合調查，他們危害了國家安全（第301-303頁）。同時習近平強調，12月1日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談時，正是華為孟晚舟被捕的日子。在川普把討論拉到貿易協議時，他建議美國可以不增加關稅，只要“中國買儘可能多的農產品”（第302頁）。川普問劉鶴是否可以回到5月中國變卦前的承諾達成交易，博爾頓寫道：“劉鶴看起來像是汽車大燈前面的鹿，無言以對。一段意味深長的沉默後，川普轉向習，問他的答案是什麼，既然他是唯一的有勇氣回答這個問題的人。”習同意重啟貿易談判，只要川普讓步不增加關稅，同意雙方代表在原定的農產品基礎上恢復談判。川普欣喜若狂，對習近平說：“你是三百年歷史上最偉大的中國領導人！”幾分鐘後他又修改道：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導人”（第302頁）。大阪會晤之後，中美貿易談判重啟，但進展甚微。2019年7月30號川普發推：“我的團隊在和他們談判。但他們總是在最後修改方案謀利。他們也許該等到我們的大選結束後看我們是否會有一個民主黨不妥協派，比如瞌睡喬（Sleepy Joe）”—這是川普給拜登的綽號（第303頁）。 在2019年4月與司法部長巴爾的工作午餐上，博爾頓和他的老同事（他們都在老布什政府的司法部任職）討論了川普的一些做法是否涉嫌違法等問題。博爾頓寫道：“具體的，我也想向他簡報一下川普對他喜歡的獨裁者給予個人恩惠的習慣做法，比如，國民銀行（Halkbank）犯罪調查案、中興、可能還有華為，誰知道還有哪些更多的例子。巴爾說，他非常擔憂川普製造的各種印像，例如，特別是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峰會上對厄爾多安就國民銀行發出的評論，他就中興給習近平說的話，以及其他一些交換。”（第458頁）博爾頓還與白宮其他律師交換了意見，其中一位律師第一次聽說這些，頓時“目瞪口呆”（第458頁）。針對後來出現的總統彈劾案，博爾頓提出了另類的異議：過於局限在烏克蘭軍援發放問題上，只看到了單個案例，而沒有看到川普總統在混淆私利和國家利益上的更大範圍的違法。博爾頓把川普在中興和華為以及對華貿易談判放在了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假如眾議院不單只是着眼於川普混淆私利（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的烏克蘭部分，而是着眼於他的更廣的行為模式，包括在涉及土耳其的國民銀行、中興公司、華為等上面的各種施加壓力的運作，也許會有一個更大的機率說服大家，‘嚴重犯罪與輕罪’已經犯下。事實上，我很難找到在我的整個任期里川普任何重大的決策不是被選舉的考量驅動的。”（第482頁） 在美國的對華戰略中，貿易、人權、香港、台灣、西藏等問題都是交織在一起的。作為一個實用主義的商人總統，川普從未表達過對中國人權和民主事業的關注。在2019年6月，川普阻止白宮發表有關“六四”三十周年的聲明，他也批評了國務院未經他的許可已經發布了一項聲明。在他看來，批評一項外國政府政策和行動會妨礙他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建立良好“個人關係”（第181頁）。當時博爾頓陪同川普在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姆努欽擔心白宮起草的聲明會影響貿易談判，希望能夠淡化處理。而川普乾脆取消了任何聲明，並作出了不準確的評論：“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誰還在乎呢？我試圖達成一項交易。我不想其他任何東西。” （第310頁） 中國對待少數民族極力彈壓。而在對待西藏和流亡的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上，川普也無多少興趣。2018年9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印度裔的黑利申請回印度能拜訪達賴喇嘛。從博爾頓的回憶錄中我們知道，黑利是川普非常喜歡的內閣成員，而且據說還有望替代彭斯成為川普連任的副總統候選人，成為川普競選夥伴（第200頁）。川普擔心中國會如何反應、會不會影響他的貿易談判，阻止了她的此行（第238頁）。川普也不理解，中國對待自己境內西北部地區的非漢族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為何美國要去制裁？由於擔心對貿易談判產生負面影響，川普不想因此對中國制裁。在大阪G20峰會期間，習和川進行只有雙方翻譯在場的交談。習向川普解釋，為什麼他實際上是在新疆建集中營。據美方翻譯提供的情況，川普說習近平應該放手去建這些集中營，他還認為這是干的正確的事。白宮另一位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博明（馬修·波廷格）也告訴博爾頓，2017年川普在中國訪問時也說過類似的話，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我們制裁中國各種理由中劃掉對維吾爾人的鎮壓，至少在貿易談判進行期會如此。”（第312頁）博爾頓還寫道：“中國的宗教壓制也不在川普的議事日程上；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法輪功，都無法入他的腦子。這不是彭斯、蓬佩奧和我的立場，而是川普的指示。”（第312頁） 在對待香港問題上，我們知道在2019年夏天，川普總統把香港抗議稱之為“騷亂”（riots），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那裡的問題應該由他們自己解決，美國不願捲入。在他與習近平的通話中，他告訴習那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並要求他的顧問不要討論這個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博爾頓表露出他對香港“一國兩制”消失的擔憂，香港正在失去機會，而變成中國一個內地城市。博爾頓描述了2019年6月12號川普對“反送中”抗議遊行的反應：“聽到星期天示威人數達到150萬，他說，‘那是個大事件，’然後馬上補充道，‘我不想卷進去，’然後又說，‘我們也有各種人權問題。’”為此，博爾頓不得不放棄他的推文動員，停止施壓或試圖提醒中國尊重國際協議（第310頁）。在川習電話中，川普默認中國政府在香港的作為，認同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提法。在8月13號，川普發出如下推文：“我非常了解中國的習主席。他是一個偉大的領導人，非常尊重他的人民。在‘棘手的事務中’，他也是一個好人。我沒有任何懷疑：習主席希望迅速地和人道地解決香港問題。他能做到。（我們）個人會面嗎？”（第311頁）香港的命運就如此決定了：“香港的命運可能從我們的議事日程上完全消失了。”（第311頁） 台灣作為美國的一個民主盟友，在川普的思考中並未占據太多位置。博爾頓寫道：“太多聽信了那些在大陸賺了錢的華爾街金融家，川普感到台灣尤其不合胃口。”在多個場合，儘管每次略有差異，川普談到他最喜歡的一個比較：“指向桌上Sharpie牌子的水筆筆頭，說，‘這就是台灣。’然後又指着‘果斷桌’說，‘這是中國。’” 博爾頓感嘆道：“對於一個民主盟友美國的承諾和義務就是這麼多。”（第313頁）所以，川普對台灣想要的自由貿易協定沒有任何興趣。中國領導人單方片面解讀“一個中國”政策，而且要美國“共同維護”這個政策，阻止台灣獨立。在博爾頓看來，無疑是要美國在台灣事務上與中國共謀。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G20峰會期間，習近平敦促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謹慎行事，“川普同意他會對此保持警覺，言外之意我們逃跑以保全自己生命。”（第313頁）中國政府還強烈反對蔡英文總統訪問美國和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並威脅這些涉及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會動搖整個雙邊關係。但在博爾頓看來，國會1979年的《與台灣關係法》授權對台灣軍售以自衛，而且“在過去幾年台灣軍隊已經減少一半還多，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錯誤”（第314頁）。所以他支持向台灣出售F-16戰鬥機，但擔心川普否決。後來他的團隊強調這80億美元的訂單會幫助南卡羅萊納的波音工廠增加就業，而白宮辦公廳主任米克·馬爾瓦尼曾是那裡的國會議員。利用8月一個星期天下午川普在新澤西貝德敏斯特（Bedminster鎮，有他著名的高爾夫球場）度周末的機會，在電話會議上得到總統的同意。川普問道：“你們考慮過不要出售嗎？”得知國家安全團隊從未考慮過放棄出售後，川普說：“好吧，悄悄地做。約翰，你不會就此發表個講話吧，會嗎？”博爾頓說他並未準備講話，但後悔為什麼不講話。在博爾頓離開白宮後，川普放棄了幫助美國的在敘利亞的庫爾德人，促使他猜測川普下一個會拋棄的對象：“台灣會是這個清單上排在頂級的，只要川普還繼續擔任總統，還會保持在那兒，前景不妙。”（第314頁） 博爾頓討論的最後一個來自中國的“驚雷”是新冠狀病毒。他這樣寫道：“儘管傳染病學家（更不要說生化武器專家）在未來很久的時間都會研究這一大災難，但可以說它全面打上了中國專制政府和社會控制體系的印記。毫無疑問，就病疫的起源、時間、傳播和範圍，中國拖延、隱藏、炮製、扭曲信息；壓制醫生和其他人的不同意見；阻礙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外部機構的努力來獲得精確信息；積極發起假信息攻勢，甚至試圖證明病毒（SARS-Cov2）和疾病（COVID-19）不是源於中國。”（第314-315頁）我們知道，由於白宮出版審查的限制，博爾頓的文字不可能太直白以避免泄密的指控，所以我們需記住，博爾頓說，因為出版需要和根據他的律師的建議，他取消了引號，但是他又說，如果我們讀者加上引號也不會錯（第491-492頁）。也就是說，我們需要讀出弦外之音。涉及新冠病毒，有兩點值得關注：第一，新冠病毒和生化武器的關係。在上面引用的段落里，博爾頓明確指出“生化武器專家”需要研究這個病毒，而且他還提出這種威脅來自“自然”和“人造”兩個方向（第316頁）。博爾頓在這樣的語境下強調他的一大功勞：在他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他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員進行了調整和理順，加強協調和效率，其中一個做法是把負責全球衛生和生物防務指導部門和大規模殺傷武器（生物、化學和原子核）的部門合併。博爾頓寫道：“生化武器的進攻和大流行病疫有很多相似的特徵，需要用來解決這兩大威脅的醫學和公共衛生專業知識是相輔相成的。把兩個指導管理部門合併起來使得一起有效工作的機會最大化了，同時也提升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因為它在制度構架上認識到這種威脅來自兩個方向：天然的和人造的。”（第316頁）第二，與第一個相關，博爾頓警告說，“很顯然，（新冠病毒）除了人道性命後果以外，經濟和商業的後果將持續到11月的大選和以後。”這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川普政府以“牽涉中國”奇怪的理由對涉及美國的某些公共衛生信息保密。“當然中國難逃干係，這正是要廣泛傳播信息的理由，而不是要限制它。在整個危機過程中，川普不願這樣做，因為擔心對一個虛幻的對華貿易最後協議產生負面影響，或是冒犯非常敏感的習近平。”（第315頁） 我們可以合理猜測，美國可能掌握了更多的中國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的負面作用的情報，但尚未公布。到底是什麼，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說貿易戰、中興、華為、孟晚舟、新疆維吾爾集中營、香港抗爭、新冠病毒大瘟疫等都是來自中國的“驚雷”，而最後一個新冠病毒還未完全露出廬山真面目；博爾頓的書中還有一個“地雷陣”，也值得我們細細玩味：對2020美國大選的破壞和操縱。由於俄國對2016年大選的影響，博爾頓上任以後，如何防止2018年美國大選再受影響，成為他工作的一項重點。他認為，對美國選舉的干預破壞，就是“對美國憲政制度的‘宣戰’”（第174頁）。加強網絡安全和提高網絡主動進攻反擊能力變得非常重要。他針對這些寫道：“這些都是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們敵對者們的目標之一不僅是要影響某個特定的選舉，而是在政治體中傳播恐懼和不信任，因此削弱公民對整個制度公正的信心。”（第179頁）在討論美國的“敵對者們”時，不僅我們要看到它的複數形式，俄國、中國、北朝鮮和伊朗都在名單上（第175頁），而且博爾頓也強調“非國家形式的行動體”（第174頁）。他警告說：“不管川普個人態度如何，我們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工作保護美國選舉不受俄國和其他任何國家的干預。”（第182頁） 在博爾頓看來，2020大選面對的干擾不會比2016年更小，而中國對2020年的大選有更多的興趣，也比俄國有更多的資源（第294-295頁）。由於擔心暴露情報源，美國政府沒有向公眾全面透露中國施加影響的各種運作。2020年大選正是方興未艾，儘管美國已經採取了許多防範措施（例如對中共宣傳、中共代理機構、社交媒體滲透、“臉書”上政治廣告的清理等），待塵埃落定後還會有更多來自中國的“驚雷”被引爆或撤出。我們還需心中有數，拭目以待。 總結博爾頓就川普對華外交和政策的描述，我們可以引申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川普自我為中心的決策思維、方式和美國的國家安全大戰略沒有太多關係。川普是一個沒有太多原則的機會主義者。如果我們期盼他有穩定、一貫的理念和政策，可能會失望。川普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個人交易和引發彈劾的違法行為，他在委內瑞拉事件上對專制領導人馬杜羅的信心多於對反對黨領導人瓜伊多，他對庫爾德人的拋棄，恐怕都是那些對川普抱有不切實際期盼的人們（無論在中國還是香港、台灣，無論是流亡藏人還是流亡維吾爾人）應該謹慎深思的。畢竟，博爾頓說，在2018年六月新加坡川、金會晤中，蓬佩奧給他遞了一個條子說川普：“他真是滿嘴胡說八道！”（如果翻譯得更直白點，就是：“他滿腦子是屎！” 第110頁）。 第二，在對華政策上，川普的團隊分成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兩個陣營。川普的多變和機會主義也會給任何一派在某件具體政策上有得勢或成功的機會。川普的機會主義也會在某些時候、就某些問題與部分人群或團體暗合。尤其是川普的言行之間經常脫節，所以偶爾的口惠滿足、甚至暫時的實際政策偏好都不是能夠靠得住的。這樣的“不定號角”不僅會亂了自己的政府官員，也會讓美國失去在盟國中的信譽。當然不按規矩出牌、任意攪局也可能給敵國或競爭對手帶來混亂，但沒有理由把這種混亂單相思為“下一盤大棋”。新冠疫情、經濟大蕭條、社會動盪和政治對抗對美國造成的損失已經日益明顯，“川普的混亂海嘯”（第317頁）還會帶來更多破壞。 第三，川普的對華政策在許多重大的關鍵時刻，由於川普個人或家族或華爾街利益集團的考量（博爾頓稱“美國的某些公司與我們的敵人同枕共眠”，第367頁），都偏離了國安系統指定的方案，對習近平做出了不對等的讓步。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美國國務院、國安系統、情智系統、官僚機構和智庫都已經出台了系統的對華強硬政策，例如國防部長馬蒂斯在任時制定的《國家安全戰略》、博爾頓參與的《美國國家網絡戰略》和後來的《美國對華戰略》就把中國列為四個主要威脅之首（之後是俄國、北朝鮮和伊朗）（第373頁）。這不是總統職位的易手可以輕易改變的。 第四，美國對華強硬政策不是劃分川普與民主黨的硬性指標，其實在川普政府內部和共和黨內，川普基本上是與對華強硬派對立的。與此相比，在對中國政府反人權行為、違反國際經濟原則等態度上，民主黨的領導人佩羅西和舒默都是強硬人物。在川普對習近平的談話中，川普傳遞給習的訊息是，民主黨對習／中共的敵視情緒更強。可以說，在對華政策上，強硬立場也不是區分川普與民主黨的分界線。相反，美國朝野上下已經出現了一個跨黨派的共識：對華綏靖政策已經破產，對一個肆意妄為、破壞國際秩序的專制中國必須施以強硬政策。話句話說，川普的落選或連任，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是不明確的。而美國的總統大選是討論、提出、制定一套對華新政策的機會。這種新政策需要在民主黨候選人制定黨綱的過程中得到反映。 最後有必要警告關心中國自由民主命運的人們，博爾頓在回憶錄中沒有分清美國過去四十年的對華綏靖政策的失敗，而這項失敗的政策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美國對中國民主化支持不力甚至挖牆腳。在共和黨的政策辯論中，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白邦瑞和他的《百年馬拉松》、金里奇和他的《川普對挑中國》等）在主張拋棄綏靖政策的同時，也放棄了對中國民主化的信心和支持。一個危險的誤區是，這種保守思維通過解讀《孫子兵法》、《三十六計》、圍棋規則等把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本質化，似乎中國就是與美國在文明上、文化上、倫理上、政治哲學上水火不相容，從而墮入孤立主義和種族主義，把中國人——而不是一個長期得到美國綏靖、合謀、支持的中共政權——怪罪為中國民主化受挫的根源，客觀上抹殺和污衊了中國民主運動可歌可泣的貢獻（1989年的流血直接幫助促使了蘇東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和在歷次運動中產生的英雄（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最後死在中國監獄當局手中！）。這種抹殺也掩蓋了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對中國民主化的漠然態度和缺乏遠見，妨礙了他們對自己推動人權民主不力的檢討。如何幫助西方政治家正確客觀認識中國民主化在21世紀的偉大意義，同時推動中國民主化運動提升主體意識和大局意識，這又是更大的一項工作。 近期圖文： 一位華人自由派學者介紹博爾頓回憶錄 從過去的災難里中發現一些基本的規則 後浪與前浪：在同一條河流中洗腦 有時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理解現實 鼓吹現代文明價值的高仿“零分作文” 五四過後說五四：還有多少誤讀的片段？ 瘟疫是否能被用來避免全球化被折騰死 勝利者不肯寫歷史，失敗者樂於寫歷史 趙紫陽在大躍進中“反瞞產”始末 中國歷史上冤案平均多久能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