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下） 
 

第一、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

　　本書上卷雖然論述了蔣介石持久戰思想形成的過程、決策、貫徹和它對于堅持對日抗戰直至勝利的意義，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非但沒有人知道蔣介石有所謂持久戰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戰者，皆以為這一傑出的戰略思想，乃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部分”。或曰，正是毛澤東“光輝的持久戰思想”，才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這又是一個天大的“歷史性謊言”。

一、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的時間和背景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時，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不僅早已形成，中華民國的持久戰大戰略不僅早已決策並得以貫徹，而且，國民黨將士的鮮血早已撒遍了華北戰場、淞滬戰場、南京戰場和徐淮戰場。其時，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不僅已經破產，我國持久抗戰的局面已經初成定局，而且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心已經形成，國際上對我政府領導全民抗戰的觀感亦早已為之一新（參見上卷第六章）。

二、毛澤東“論持久戰”的要害
　　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這篇“論持久戰”的要害，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的。雖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裝下、即在抗日這頂“大帽子”下進行論述的。中共的黨史研究家們，早已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針見血地作了這樣的歌頌和吹捧：“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發表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的著名演講，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奪取人民革命勝利的重大課題。”⁶¹
　　這才是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本質。這個本質，無非是要把一場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戰爭，在民族戰爭的偽裝下，變為一場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隱形內戰和殘酷內戰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當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漢的王明等人於《新華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時，身為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的王明、博古、項英、凱豐等，曾一致反對發表這篇文章，認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國際主義相矛盾”。⁶²  當然，王明們並沒有說透他們為何不登載該文的原因。因為他們了解，毛澤東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機”，以達到他發展農民戰爭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堅持“持久戰”的

一、堅持四年整風內鬥
　　應該說，在漫長的八年艱苦抗戰中，在蔣介石先生親赴抗日前線甚至屢死屢生之際，毛澤東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苦心竭慮地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 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卻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二是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地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而將這兩件大事聯繫起來的，就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
　　其一、中共黨史學家為毛澤東在抗戰時期於延安發動的那一場整風運動，從“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抗日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訓練幹部，毛澤東以極大的努力從事理論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毛澤東又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這些著作……在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未來政權的性質、農民問題、土地問題、武裝問題等一系列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毛澤東思想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九月黨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動全党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黨整風運動是在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的情況下進行的，是為了適應中國革命鬥爭實際需要而提出來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黨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黨的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又展開了黨史學習。這次黨史學習主要是路線問題學習，批評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左”右傾錯誤。
　　一九四四年毛澤東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黨史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結論，全黨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這一次偉大的整風運動才算是勝利結束。⁶³
　　在這個簡單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到，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建設”，是在何時開始與何時形成的，毛澤東所發動的長期整風運動，又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時期發動、進行和結束的。中國抗戰的長期、殘酷和艱苦，世所盡知，然而，毛澤東卻有功夫來研究中國革命的道路，並解決了未來政權的性質以及等等方面的問題，更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其二、八九年以後，中共的另一些黨史學家們則從“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風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裡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正在被搶救……歷史稍微複雜、社會關係又不甚清晰的懷疑對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後，審幹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地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志也逐漸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無論青年人、老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倫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 ”（按：康生在這裡所指的敵人和第五縱隊，是指國民黨而不是指日寇）他還告誡說：“不要放鬆一秒鍾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陝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地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的，規勸不止，逼着大家交代問題……有時還押着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信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裡。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裡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槓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分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着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餘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
　　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⁶⁴
　　在中共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的異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有象作家王實味那樣的冤假錯案，以及那些如王實味一樣被迫害、殺害致死者，中國大陸的許多刊物都已經有了揭露，這裡不再贅述。
　　顯然，凡是經過中共文革者，大約對抗戰時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區”早已發生過的“文革”，無疑能夠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二、堅持六年大種鴉片
　　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 —— “花籃里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人民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里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的糧食，而是種的罌粟，即鴉片。這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不啻有石破天驚之感。作者於一九九五年初訪問台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⁶⁵  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着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⁶⁶ 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着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⁶⁷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里花兒香”的創作源泉。
　　為了提高國民素質以準備抗戰，在抗戰之前，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占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卻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收拾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地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他們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

三、堅持長期通敵賣國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這個驚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⁶⁸
　　其次，“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着國民政府，背着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為之譁然。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⁶⁹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⁷⁰

第四、中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段標題上的引文，是中共黨史學家們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為科學的總結⁷¹。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六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一九四三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兼 問　　是誰“摘了桃子”？

　　在中國大陸，幾乎人人皆知，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嵋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了。然而，姑且不說蔣介石曾多少次親自下山指揮抗戰，也不說蔣介石在山上曾遭遇過日本飛機的多少次狂轟濫炸，單就整個的抗戰歷史而言，亦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才真正領導並堅持了抗戰，是國民黨軍隊才為保衛中華民族的血脈而浴血苦戰、壯烈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即便是蔣介石要走下山來“摘桃子”，也是理所當然。相反，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戰中執行了一條賣國主義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路線。而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制止中共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 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歷史事實，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