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美中關係處於蜜月階段，每逢國慶，大使館便舉行各種不同的招待會，邀請從正式官方到非正式民間的各界人士。連續幾天，一到傍晚，使館門口車水馬龍，好不熱鬧。那個時候大使館位於康涅狄格大街，離動物園不遠。原來是一家酒店，以後改建成公寓樓，美中建交後中國購買下來成為大使館。

我參加了一次大使館國慶招待會，受到邀請的大部分是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使館的內部格局還是像酒店，一進去是大廳，二樓有會議廳，餐廳。除了大使以外，使館全體人員都住在使館內。那個時候申請中國簽證的人不多，所以簽證處也在大使館內。後來申請的人多了，簽證處就搬到威斯康辛大街。

教育處一位官員接待了我們，先是講話，表示歡迎；然後進餐，自助餐形式；最後看電影，祖國大好河山。那頓自助餐可真不怎麼樣，按現在的標準，和外邊二流三流中餐店的美式中國菜差不多。有一道菜是把熱狗切成小塊燒在白菜里。也難為使館的大師傅，那個時候沒有大中華超市，想買正宗中國食材還真難。也苦了使館工作人員，不能帶家眷，整年整月吃不到地道家鄉菜。也許是我們的檔次不夠，拿熱狗白菜唬弄我們。

大使章文晉的待遇不同，他跟夫人住在大使公館。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去做客以前很興奮，說她從來沒去過中國人的家。回來後有點失望，因為章文晉家裡的家具全是不鏽鋼和塑料貼面之類的現代家具，牆上掛的也是西方油畫，和美國人家裡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她對晚飯十分滿意，說第一次吃到地道的中國菜，很多菜連聽都沒聽說過。不知是什麼山珍海味，一定是空運過來的。

巧得很，在那次招待會上我遇到了我們家的鄰居老曾，在大使館工作。與其說是鄰居，不如說是房客。我們家有四間房，文革期間兩間被讓出去給別人住，其中一間住的就是老曾夫婦。老曾是北大的年輕教師，剛結婚不久，沒有自己的房子。兩口子和我們共用廁所和廚房，早出晚歸，白天家裡並不顯得擁擠。老曾非常客氣，闖入生人的家裡住，臉上的微笑總是帶着尷尬。他手腳勤快，幫助奶奶把廚房收拾得乾乾淨淨，搶着倒垃圾，搬蜂窩煤，有時還從學校食堂帶回飯菜，反而讓我們覺得不好意思了。後來父母下放到幹校，我們兄弟二人下鄉插隊，老曾對奶奶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我們相處得很好，一起住了幾年，學校落實政策後，他們兩口子搬走了，還回來看過我們。

在美國見到老曾真是意外驚喜。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時候我開車去使館接他，有時候他自己開着車就來了。當時並不明白，我們這一來一去，他開着大使館的車，後面一定有盯梢，我好像也就上了FBI的黑名單。幾次從北京回來，被請去喝茶，讓我納悶了好幾年，怎麼就不請別人呢？

有兩個公派留學生，苦於找不到住得起的房子，求使館協助。老曾跟我談起這件事，問我有沒有可能低價出租一間房。我和太座覺得可行，把整個地下室租給他們，旁門出入，有自己的廁所，不可以用廚房。那個時候租一間屋子的行價大約一個月150塊，我們的租金低得可笑，每人只收20塊，還包水電，簡直就是白住。兩個人都是30開外的人，老王的性格跟老曾差不多，和藹可親，每個月交房租都是二話不說，還很感謝我們。另一個人老馬有點倔頭，不跟他要他是想不起來交房租，甚至提出來能不能便宜一點。國家給的生活費太少，他們的日子也真是夠苦的，天天吃方便麵。

以後找使館幫忙的留學生多起來了，老曾就跟我協議一個方案：用我的名字在大學附近買一棟房子，使館幫忙出首付，當留學生宿舍，我收房租，不必交還使館首付。這時候我有些警覺了，跟中國大使館走得太近了。當時使館有規定，工作人員休閒外出必須至少二人同行。可是老曾每次來我家都是一個人，我大概成了統戰對象，老曾出來是工作，可以一人單行，而且可以開使館的車。

要是我當時貪財，想來想去以後沒好果子吃，一條辮子兩邊抓。我的生活一直並不寬裕，沒有能力當地主買房出租，可是從來沒後悔放棄賺使館錢的機會。

不久老曾就回國了。不記得是不是問過他是怎麼當上外交官的，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一定是黨員。這也讓我懷疑，當年他住進我們家是不是被派來監視我父親。不管怎麼樣，老曾人很好，以後就再也沒有聯繫了。

1989年，中國大使館門前又熱鬧了一回，但不是國慶宴請。我參加了那次抗議活動和燭光悼念。那是我最後一次與中國大使館的近距離接觸，以後也再沒有收到過招待會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