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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的“六大”。陈云在“六大”会议上成为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此时的邓小平因领导“百色起义失败”后，被贬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长征路上，邓小平因“邓、毛、谢、古”问题，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跟着走”。在有关中共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上，邓小平自称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根据陈云手书的“遵义会议参加名单”，并没有邓小平的大名。邓小平出人头地是在抗战爆发后成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共的七大上，陈云仍是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也只是中央委员。在决定中共执政的三年内战中，刘邓大军从内战之初的四十多万人到淮海战役前只有二十万人。其战功也远在林彪、粟裕之下。中共的八大上，邓小平终于以“总书记”的头衔位于陈云之后，成为中共六巨头之一（后来增补林彪为常委后，邓小平是排名林彪后的最后一名）。邓小平后来名声与权势超越了陈云，主要是因一九七五年邓小平重新出山后的整顿赢得的声誉。

此时，虽然胡耀邦、赵紫阳在党内职务高于陈云，但在论资排辈的中共最高层，胡、赵还得听命于邓小平，陈云。

一九八六年，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层面的改革成果被来自专制政治体制的种种制约、腐败吞嗜殆尽，广大的民众从邓小平“包产到户”改革中，除了吃饱了饭外，其他方面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人民怨声载道。这让邓小平与陈云都认为：中共应该学习苏共，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但邓小平发出了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后，却没有对此进行任何的部署与行动。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总理的赵紫阳似乎出没有任何的行动跟进。倒是中国的知识界的精英们频发言论，倡导政治改革。这其中犹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最为著名。

方励之是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早在一九八○年方励之就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现在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僵化，用过时的结论得到的失败的结果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都已落后于时代了，应当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励之就在一次演讲中明解提出：“在一个大学的环境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真理是要比外边更加开放，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作为正统思想不能突破。”“大学就不应受某些思想的约束。对任何一种思想我们都可以提出疑问，加以研究和发展。”

当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出来后，此公更加无所顾忌了。八六年十一月，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中提出：“三权分立我想是可能的，这是民主化必须做到的，民主社会是多元制的，单元的统治必然会造成独裁、专制！”并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到许多高校发表演讲，宣传民主、自由、多党制。这些讲演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八六年底大规模的争民主、自由运动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与方励之先生八六年后在学生中广泛宣传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难怪他成了邓小平通缉的第一号人物。

王若望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时代，此公于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产专制之苦。对共产专制摧残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体会。在邓小平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此公对此是最为热心。在多次讲演中提出：“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都是把人们依附在户口簿上，工作证上，而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点。”“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党改革以后将是怎样的形势呢？请允许我再开放、宽松一点说，要实行多党政治。”

刘宾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说《在桥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后来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后活跃在文坛上，数次发表揭露中共官场丑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邓小平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此公受到极大鼓舞，成为全盘西化的积极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像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还拿不出来。”“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出路就在于私有制，在于‘全盘西化’”。

不但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衷心拥护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中共严密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也发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呐喊。广州市青年报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给资本主义“平反”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的文章，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不可逾越的。”九月十二日又发表了刘宾雁的《中国一直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文中以毛泽东开国几十年对人性的摧残、对生产力的破坏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落后的本质。十月四日又发表了方励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指出只有实行多党制和民主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当前社会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中共的舆论工具敢发表如此文章，也许得到了中共高层改革派的默认或暗中的支持也未可知。

一九八六年也是世界民主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这年菲律宾独裁几十年的马科斯政权一朝土崩瓦解，马科斯只身出逃。海地独裁政权也在一夜间被推翻。

在世界民主潮流汹涌、当局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日益频繁、人民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激进的呐喊！北大历史系学生杨裁安、张晓辉酝酿成立“青年马克思派”组织，起草了《青年马克思派宣言》。《宣言》中以前所未的激烈言辞揭露和抨击共产党几十年在中国的血腥、黑暗、独裁的统治：“共产党像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把它的网延伸到四面八方，……主动用暴力横蛮地以自己的意志代替万物的步伐，把它的统治变成了彻底的黑暗之国……共产主义制度在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用恐怖和暴行作为路标，留下这样无情的结论：共产主义失败了。现在任何制度，恐怕都不会比这一铁血怪物更加无耻、更加残暴、更加需要狠狠地打击了。……青年马克思派必须强行使用非法的民主宣传，求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以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的民主势力。它最主要的工作，在于把影响注入军队之中，使士兵脱离自己的依附状态，进而组成自己的秘密组织。……”

但此《宣言》刚在学生中散发，杨、张二人就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处以重刑。

邓小平说要政治体制改革，专家学者们论证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学生们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较大的争民主运动。

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民主运动是从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起因是不满共产党的所谓“人民代表”的选举办法。

十二月一日，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出现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指出“人民代表大会”仅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人们“为真正的民主进行斗争”，由此揭开了学潮序幕。

十二月四日晚，科技大召开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会上八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建成“民主特区”。校长方励之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这次会议应当成为我们科大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我再次保证，人们要保护这样一个民主化的环境。”

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近万学生举行游行，他们一路高喊“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的口号。队伍行至市府广场时，学生宣读了《游行宣言》。后又涌进中共安徽省委大院，提出了“报导学生游行集会、成立合肥地区大学联合行动组织、保障学生的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三项要求。

十二月九日，学生们再次上街游行。他们打出了“二千年帝制百姓无权老爷作主，三七载共和人民当家官僚滚蛋”、“为民主‘送丧’、为自由‘致哀’”、“摧毁封建堡垒、打倒专制独裁”、“改造中国”、“真正的民主靠我们战斗”等等。当晚科大校园出现了题为《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传单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阻碍民主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说一个事物他们产生、发展和壮大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的话，那么无疑他个走向腐朽和消亡也将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他政党同等。”

在安徽学生争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学生不断出现大字报，呼吁上街游行。交大还成立了由马列主义双学位班学员和计算机系研究生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提出了游行口号是“唤醒民众，争取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欺骗的选举制度、改革陈旧而极大压制了人民创造力的户籍制度、改革由国家行政手段统治的新闻广播制度、改革侵犯个人利益的档案制度”等。

十二月十八日，同济大学校园贴出大字报，号召学生“到外滩向市政府请愿”。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慌忙到交大与学生们进行对话。会场十分混乱。只要江泽民说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是一片嘘声。十名学生先后登上讲台，抨击当今的社会制度“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长期以来我们受着少数官僚的沉重压迫，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人权”，“共产党搞的是愚民政策”。

十九日下午近三万学生到外滩市政府大厦，提出四条要求：（1）江市长讲话，承认这次民主运动是正义的、爱国的、合法的；（2）承认大学生有贴大字报的自由，游行合法；（3）《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如实报导这次学生运动；（4）江市长必须保证游行者的人身安全。但江泽民竟于次日凌晨调动两千多名公安强行驱散游行学生，双方发生冲突。被捕学生达三百名之多。

江泽民的镇压招致学生们的强烈反抗。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市高校学生连续举行罢课、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此同时，南京市大专院校、杭州市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武汉市大专院校、哈尔滨市大专院校、成都市大专院校相继出现声援合肥科大学生的大字报和示威游行。

在安徽中国科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后，北京市这个中国政治神经最敏感的都市的大学生们也奋然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和自由。

十二月十日，清华大学出现一份题为《还我民主――皖省政府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的大字报。次日北京大学出现全面介绍中国科大学生民主运动的小字报。十二日夜出现了大量争民主的小字报。其中一份对学生极具号召力：“民主要靠自己争取，北大在民主运动中不能走在前例，将愧于北大传统和民主历史。”

十二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现了一份科技大学的《告全国高校同学书》及三幅合肥学生民主运动游行的照片。此后呼吁学生游行声援科技大学的大字报、小字报大量出现。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约五千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呼唤民主自由。当游行队伍到达白石桥，遭到中共武警的拦截。

为了制止日益高涨的学生争民主、自由运动，北京市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了限制游行示威的十条办法。

十条出台后，引起了学生们的更大义愤。二十七日，北大学生贴出大字报，对十条剥夺学生的游行示威权利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二十九日凌晨，学生们自发在校园内组织游行，呼喊着“要民主自由”、“打倒专制”、“打倒独裁”、“废除十条”、“新闻自由”等口号，并相约在元旦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出现在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校。主要内容是：

“中华大地上新生的民主运动已到了严峻的关头、当局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与非暴力工具，妄图一举以高压将代表着民族真正希望的这一运动闷杀在摇篮中。

青年们，怎么办？难道我们真的愿意再一次失去希望，重新又回到痛苦不堪的沉默中去吗？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专制的桎梏下象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活着吗？

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是在新年元旦，中午十二点开始，下午五点结束，地点西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

一、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二、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三、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四、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

中共当局在得知学生们要在一月一日到天安门广场去游行的消息后，万分紧张。邓小平也从幕后走上前台，于三十日召见胡耀邦，就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问题向胡耀邦耳提面命。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北京市政府宣布元旦节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严厉阻止学生们的游行示威活动。

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中午时分，数千名学生按预定的计划到达天安门广场。面对戒严的局面，学生们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秘密聚集，突然打出了横幅标语，呼喊“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修改十条”等口号进行游行。十几分钟后，当局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逮捕了百多名游行学生。（这种场面与共产党所拍的影片中地下党员们在国民党眼皮下组织的飞行集会游行并被镇压的情节简直就一模一样）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再次被中共的武力镇压了。

一月初，邓小平、陈云、王震、李先念、薄一波等几个老人召见胡耀邦，指责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逼胡耀邦辞职。

一月六日，邓小平的讲话以中央文件形式在全国传达：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

我们讲民主，不能照搬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收入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到那时就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如果搞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

我看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办？

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尽量避免流血。但他们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办法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一个人不死最好，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但要把闹事的为首的抓起来。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在此会上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们对胡耀邦大加指责，特别是被胡耀邦从监狱中平反昭雪出来的薄一波对胡耀邦破口大骂四个多小时！此会上胡耀邦宣布辞职。邓小平几个老人指定赵紫阳代理中共总书记。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在会场外失声痛哭！

客观评价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的政治表现：

首次在中共最高层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对学潮的阻止一事上，除抓捕了北大历史系起草了《青年马克思派宣言》并酝酿成立“青年马克思派”组织的学生杨裁安、张晓辉外，对其他学校学生运动的发动者没有采取抓捕措施。
对鼓吹民主煸动学生学潮的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也只是开除党籍。还保留工作待遇。这样的处理方式与毛泽东时代对政治犯动辄逮捕并处死相比是有天壤之别！就是与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对魏京生的处置相比也是非常的宽松。
对胡耀邦的处置太严厉了。胡耀邦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其最大原因是：他在会见香港记者陆铿时说的话：“赞同邓小平同志全退休”。但此时的邓小平与陈云们还刚刚在规划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还在想主导中国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情商不高，心直口快，不善于察言观色，说话随意，犯了邓小平大忌。干脆趁着发生了学潮，随便找个理由、安个罪名，把他搞下台。让赵紫阳接替胡耀邦。再由赵紫阳来主导，启动以后的中国政治改革！
以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为契机，中国真正地拉开了“中国式”的——客观地说就是“邓小平式”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
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了快车道。邓小平黄金十年初步探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