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俄命令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是苏俄阴谋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国民党是第二步，则窃夺国民党领导权便是第三步，是为实现其根本目标所采取的至关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苏俄和中共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就非但没有回避他们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事实，而且认为正是因为窃夺的不够狠 —— 用他们欺世的语言来说，便是他们“放弃了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才招致了他们的失败。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现代史教科书里，御用历史学家们都将这一强盗逻辑，视为当然的真理，而赘述得不厌其烦。他们不仅指责鲍罗廷和陈独秀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才给中国共产革命带来了失败与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定，中共后来在苏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装反叛国民革命和持续颠覆及分裂祖国的正确性。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措是：
第一、 窃夺国民党舆论权
应该说，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国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做法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就已经指明要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也就是说，若不经过共产国际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就非但不符合时代精神，而且国民党也是一个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政党了。16 之后，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苏俄顾问和中共除掉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包括在思想舆论上反对国民党的主义、理论和政纲以外，其窃夺国民党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凯将国民党“一大”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苏俄顾问和中共包办之后，苏俄顾问和中共即开始了对于国民党舆论权的窃夺，直至发展到强代孙中山和国民党“立言”，试图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共产革命。其中特别具有欺骗性的，便是借孙中山和国民党有“联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传孙中山有“联俄容共”的政策，继之又将“联俄容共”擅自篡改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为发动暴民革命、干扰和破坏国民革命制造理论根据。然后，更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胜利进军途中，在他们反对、利用、破坏北伐就要失败的日子里，干脆假造出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个“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击蒋介石和所谓的国民党“新右派”，以继续破坏北伐和国民革命，以妄图改变他们即将失败的命运，甚至将为他们所假造的“ 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并欺世惑众达半个世纪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它们彻底揭穿。本书上卷第三章兼论所记述的，由中国大陆三位学者公开撰文所指出的，在国民党的所有文件里都没有所谓“联俄容共、联俄联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所谓新三民主义的记录，而只有在中共的文件里面才能找得到它们的历史事实，实在将苏俄和中共强代孙中山和国民党“立言”以假造“圣旨”的行径，揭露无余。只需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苏俄顾问鲍罗廷竟敢在他创办的那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公然捏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便是孙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与同一时期中共制造三大政策的党内文件稍作对照，其完全出于“一辙”的本相，也就将苏俄和中共谎言惑众的真相实情彻底地公之于世了。
第二、窃夺国民党的组织权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一个手段，自然是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这原来就是苏俄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和青年团其它相应的决议案，均明确宣称：“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于全中国……。”用中共历史教材上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帮助下，“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几乎为共产党所主持”。并且，即便是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生效之后，“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为共产党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参见上卷第四章）。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二个手段，便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和汪精卫“左派”权力病发作之时，“包办”国民党“二大”，以全面窃夺国民党中央党权。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节所述，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决定：“共产党身份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要占国民党二大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国民党二大上的绝对优势；共产党要在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在国民党二大各项选举结果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 一句话，就是共产党要全面窃夺国民党的党权。中共的夺权阴谋确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实现。国民党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领袖邹鲁、谢持等被开除出了国民党，国民党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庐、叶楚伧等十二人被警告，国民党的中坚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训令，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在大会选举中纷纷落选。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共产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人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中共党人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中共党人毛泽东代汪精卫担任宣传部长，中共党人冯菊坡代被贬逐的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极“左”派彭泽民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由中共党人谭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权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在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竟占了二十六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参见上卷第四章），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被共产党所架空的党，所操纵的党，徒剩下一具躯壳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会说，国民党的“二大”上乃“洋溢着一片乐观的左倾气氛”。距孙先生辞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义在自己的党代会上不仅已经无人问津，甚至到了谁要是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苏俄和中共欲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似乎就要成功了（参见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复指出的是，七十多年来，直到今天为止，中共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进入共产党？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担任过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组织的委员、常委、部长，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秘书或办事员？就更不用说它竟能容许别人打进它的党里，去开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领袖，训令它的重要干部，并任凭别人去把持它的各级党组织了。如是而论，中共还有什么理由来为他窃夺国民党的权力辩护？又有什么理由把将它清除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正义行为，竟污蔑为“反革命政变”呢？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三个手段，便是既夺党权，更夺政权。北伐之前，中共在广东窃夺国民党政权的情形姑且不论，特别是在北伐军已经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后方，共产党则借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以在实际上建立共产党的地方各级党组织，即对外是国民党，对内则是共产党，并藉此而力图掌控新诞生的国民政府。同时，中共又以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后的苏共为榜样，借发动工农革命以煽动暴民运动，建立有枪、有权的非法“工农政权”即暴民政权，以与刚刚诞生的、中共尚未窃取到权力的国民革命政权相对抗，并在实际上造成国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当北伐军东路和中路两支大军已经逼近和包围上海，上海的军阀部队已经决定向北伐军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时，中共却收买残余军阀势力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在武汉俄国政府的命令下，反对建立国民政府，坚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区委就曾宣称：“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
第三、窃夺国民党军权
苏俄与中共一是要求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党代表权力极大，既能监督所属人事经费，又能监督同级军事长官，并且无论什么命令，非党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党代表遇事还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党代表与其他政工人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人担任。直到中山舰事件之后，他们才被蒋介石解除了党代表职务。二是仿照苏俄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部，以夺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权力。国民革命军改组后，六个军当中就有五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军为周恩来，第二军为李富春，第三军为朱克靖，第五军为李朗如，第六军为林祖涵，海军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三是为窃夺黄埔军校的权力，不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凯引进了大批的俄国军事顾问，而且引进了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军法处长周恩来 —— 后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教官郓代英、高语罕等。同时又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造成军校中另一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并与之对立，为嗣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歧、对抗和部分军人的叛乱，埋下了重重危机。四是蒙蔽孙中山，以孙同意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义，抽调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为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独立团，任命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是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产党军队。它既是叶挺独立团的由来，又是中共南昌暴动的“家底”，更是后来张发奎等人不断制造两广叛乱和叛变的军事基础。
第四、发动政变、实行对国民党领导权的再窃夺
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新领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使苏俄和中共惶惶而难安。因为北伐一旦成功，中国国民党一旦统一了中国，则苏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势将如水东流，不复再来。由是，在作出了一连串反对、利用、破坏北伐的阴谋行径之后，鲍罗廷终于利用已经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以全面反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全面否定“整理党务案”，并试图将他们在国民党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全部抢夺回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 ”，推极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悖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共产党人吴玉章、郓代英和国民党极左派彭泽民的坚决反对。因在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悖的提议遂被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以将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国民党新领袖，全国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并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