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百毒均沾、唯新冠不染或无症状的“正直的无赖”胡锡进又发布了一篇奇文。北大一个群里的群友转发后评论说：“老胡又装逼了”。
胡锡进：美欧的抗疫搞得一塌糊涂，社会承受力为什么还挺强？ 这次抗疫，中国无疑做得比美欧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叹，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他们居然能够承受得了死那么多人，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就这样，他们政府的支持率居然还是上升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抱怨非常有限。这两天，美国每天还在死上千人，但是感染的基数大了，死亡率稍微下降了点，另外纽约州的数据出现了微弱下降，社会上立刻就有了些许乐观，股市蹭蹭往上涨。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舆论十分平静。人都死那么多了，这算啥？这就是纽约的逻辑。还记得当时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还有，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也引起了海啸般的声讨。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不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一批红会官员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标准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么也行。但问题是，每次中国网上形成公共舆论事件时，激烈的抨击者们可不是那样的态度，那种情形显得，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这种罪过（它当然是个问题，老胡决无否认的意思）好像真的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 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而且究竟是中国这边的舆论厉害，还是美国那边的舆论厉害，还真不太好说。中国有很多人很喜欢拿西方的一些事情做标准来开展国内的批判，但中西之间的一些认知和逻辑显然有一些误读和失调的地方。总的来看，中国很重视和谐，但大社会的和谐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动态稳定？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加以定义。 窃以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有必要走更加实事求是的路线，政府也不要“装”得无所不能。中国不能够学西方那一套，遇事先撂一些“真实”得吓人的东西，最后事情没那么差，从而混过去。但也大概没必要遇到事情就安抚社会，到头来事情做不到那么好，舆论对这样的“维稳”并不喜欢。重要的是，让一切尽量回归真实，那样的治理会更顺其自然，也让方方面面更轻松，更容易操作。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对它的破解。 美国国父和自由主义开山鼻祖之一、建国元勋、西方大圣哲、思想政治科学三栖家富兰克林，在做驻法国大使、与法国名女人上床之余，写了一篇《美腿与丑腿》的文章。文章大意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他们各方面条件大致相同，结果却一种人幸福、另一种不幸：因为第一种人对他们遇到的物、人、事总是注意好的一面，同时尽情享受愉悦；第二种人却只发现坏的一面，所以永远自寻烦恼、怏怏不乐、和人格格不入，甚至终生悲哀——因为用富兰克林的原话，没有人肯成全、帮助他提升地位和财富，没有人肯同情、原谅他一朝犯下的失误和过错。富兰克林举例自己一个哲学家朋友：他的两条腿，一条好看、一条难看；陌生人见他，如果更注意他的美腿他就交往，如果更注意他的丑腿他就摒弃。 
以上这两种人的不同表现，在我看来，除了富兰克林归因的人生态度、心理行为、用时髦话讲“幸商”之外，也取决于机会和运气。就像以前我说的，张艺谋一辈子除了原配、满目环视的都是美女，而我却总感觉所遇美女不够多——这总该是事实，而不能说是因为我有富兰克林说的那些“从模仿而来、不知不觉养成了”的、“可以矫正”的、“根深蒂固”的“吹毛求疵、性情苛酷、怨愤不平、郁郁寡欢”等“恶习”吧？ (写下面内容之前我得先插一句：近来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光大了以前就一直露而不显的坏毛病，就是写文章时候喜欢借题发挥、借机漫谈和炫耀学问——本来是要给胡锡进上一课的，结果刚开始就扯到了大腿、上床、美女不多……) 但我也不是瞎胡扯，我要说的是：与我见美腿、见美女的机会和运气从来都非常差一样，很少看微信群的我，偏偏总是恰巧撞见我从生理上都厌恶的胡锡进倒垃圾、掏马桶的那一瞬间。 客观说，我的校友评论的并不准确：胡锡进不是在装逼，因为他没有；胡锡进也不是在卖萌，因为他是真蒙。因为看不下去这么大岁数的人蒙昧的几乎为老不尊，因了、为着同龄人的体面，我不得不在做完更重要的事情——写一篇关于Masturbation的文章——之后，金口玉言、醍醐灌顶，给胡锡进上一课。 除了美欧的抗疫是不是一塌糊涂、谁做的更好等需要时间和历史检验之外，胡锡进开始描述的美欧情况与事实基本一致——这至少说明他比那些造谣说美欧老百姓现在人人都想一口水吞了现政府的媒体要明白的多。但紧接着他轻描淡写的说“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就形同撒谎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么微不足道、无关痛痒，党中央为什么会立即出手、严厉查处、严肃处理呢？胡锡进心里真认为党中央是小题大作吗？ 再后面的胡锡进真的是搔首挠头、一脸懵懂——哦不，现在叫懵逼了。好容易憋出一句喜剧台词“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标准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么也行”之后，就完全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了。 那就让我给胡锡进从小学的知识点讲起吧。 先谈胡锡进对中国人的指责。 政治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公权力来自人民自由的让渡，以此让渡为代价获取公权力的保护与服务。让渡越多，公权力的责任和义务越重。中国人让渡的自由显然远多于欧美，所以毫无疑义的应该索取、要求的更多、更严，这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没有关系。
如果胡锡进说“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中的“中国社会”指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维稳”的各级政府，还情有可原；但如果他把这个脏栽到中国人民身上，那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无耻陷害。人尽所知，中国人的忍耐力、承受力之强，世所罕见、举世无双，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如此。由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胼胝砥砺、生生不息、不绝如缕、族祚永续；由是，鲁迅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由是，戴望舒说“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由是，舒婷说“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更加可耻的是,胡锡进把中国人形容的和西方比起来毫无觉悟，像一群只知索取、不知吃苦耐劳、更不明白感恩、唯利是图鸡毛蒜皮的群氓和小人，这又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侮辱。谁说“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谁说“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谁说“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谁说“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这种罪过好像真的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谁说“究竟是中国这边的舆论厉害，还是美国那边的舆论厉害，还真不太好说”？谁说中国的社会治理没有走“实事求是的路线”?谁说“政府‘装’得无所不能”？谁说中国“遇到事情就安抚社会”？ 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那么多人、远远不是一个省以“几万人”记，反右、文革出了那么大的错、号称十年浩劫，难道老百姓没有接受吗？难道毛主席的威信没有越来越高吗？从解放到“深挖洞”到改革开放前，政府教导我们“艰苦奋斗”、“备战备荒”、“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斗私批修”了几十年，难道“中国遇到事情就安抚社会”了吗？难道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太弱了吗？再说，隐瞒也叫“安抚”吗？国家一再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情首先是生存权、中国人民的素质还不能搞县级以上选举，难道中国的社会治理没有走“实事求是的路线”吗？难道政府“装得无所不能”了吗？豆腐渣工程、重金属大米、地沟油、毒奶粉、污染的水源、洗衣粉油条、膨大剂西瓜、有害草莓、煤矿失事、动车出轨、重度雾霾、危险品仓库爆炸、酒店倒塌、新年踩踏等等，每年差不多必有一次，难道这些被中国人民当成“天大的事”了吗？难道我们觉得它的罪过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了吗？08年汶川大地震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王兆山替废墟中遇难者写下了千古绝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难道我们人民真的那么不知好歹了吗？难道我们的舆论比美国那边还厉害了吗？
再说胡锡进对美欧人民的一无所知。 虽然美欧人民知道政府天性是不可信的、是官僚低效的、是一不留神就说谎诈骗的，虽然美欧人民对政府永远抱有警惕、始终充满怀疑、一直没有好脸；但他们也明白，因为有反对党、有独立媒体、有公共知识分子、有下一次选举的选票等等监督和制约，政府不会坏到哪去、也不敢坏到哪去；政府尽管不可能做的最好、但会尽力做的更好。这也就是说，批评归批评、责骂归责骂、看不上归看不上、吹毛求疵归吹毛求疵、吹胡子瞪眼归吹胡子瞪眼，但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总的还是放心、信心和松心的。
在民主国家里，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批评、谴责从来不绝于耳。但它的政府和领导人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对投赞成票的来说，政府和领导人是自己的选择，自然会支持、扶助、配合甚至承受；对投反对票的来说，既然政府和领导人是多数的选择，那就代表了多数的意志，除了保留和保护个人意见和权力外，按照民主制度多数原则，也应该去支持、扶助、配合甚至承受。在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中成长、训练起来的美欧人民，有着非同一般的自律精神、逻辑能力、判断水准和法治意识。他们可以原谅一个竭尽全力、能力有限、也把自己能力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告诉人民的总统，他们不能容忍的是隐瞒、糊弄、作假和装神弄鬼。当然，这些完全不是胡锡进驴一样的脑袋能理解的。
对西方人来说，爱生命也爱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他们对死不是像我们那样恐惧，“好死不如赖活着”并非他们的选项。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使政府不可能让他们轻易接受哪怕以保护生命为目的的失去自由。同时，西方人从来不认为政府是万能的、也从来没有赋予政府万能所需要的权力。所以没有早采取隔离措施也好、应对不力也好，人们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和容忍。 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对比和总结中西国家与人民的不同时说，国家如果不把人民当主人、让人民有尊严，人民也不会把国家放在心里；所以在敌人面前，中国人或事不关己、或一哄而散；西方国家人民有选举权、有监督权、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权，因此他们对这个国家有大爱、和这个政府同敌忾；一旦外敌临国、危机时刻，他们会同呼吸、共命运、团结一致、各个奋勇、人人争先、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当然，不可否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美欧政府“甩锅”中国的成功使得大部分民众相信这一劫他们是躲不过去的，无论怎么预防、怎么急救、怎么隔离。在这种观念下，就如同大敌当前，自然要团结在政府周围一致抗战了。 下课铃响之前，再给胡锡进布置两个思考题作为家庭作业，夜里好好用功探究——虽然肯定不及格，至少好过饱暖思淫欲和闲极无聊的胡思乱想 第一，胡锡进说“中国很重视和谐，但大社会的和谐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脆弱固然脆弱，但重视和谐从何谈起？我们从来讲的都是斗争的哲学，平时即无情打击、你死我活，大难面前当然更是鸟为食亡、鱼死网破，所以人性的邪恶和凶残表现的淋漓尽致。胡锡进可能错把维稳当和谐了。其实，维稳与和谐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正是强力的维稳造成必然的不和谐。相反，西方已经极致到甚至顾及人兽之间的那种和谐，使得灾难时刻上下同心、自觉一致、共克时艰，人性的光芒辉煌毕现。 第二，胡锡进嘴里不敢直说，只好曲曲弯弯地说出他的解决方案：今后不但不能掩盖危机，反倒该故意夸张风险，“遇事先撂一些‘真实’得吓人的东西，最后事情没那么差，从而混过去”。这更是痴人说梦：体制造成了胡锡进前面说的中国社会的脆弱，所以唯一的选择只可能永远是报喜，因为报忧本身就是不可承受之风险——而西方社会长期批判主义模式形成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以及选票合法基础使他们不怕这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