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六十周年祭

——親歷者談大饑荒

有人說庚子年中國必遭大難，這不但被1840年以來的三個庚子年所印證，也被今年出現的席捲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新冠瘟疫所證實。其實在最近的四個庚子年大難中，最慘烈的當屬上一個庚子年——1960年的大饑荒，那一年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了三、四千萬！由於在今年的頭幾個月裡，人們主要關注眼前的災難，很少有人提起並祭奠60年前的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何況知道那場大饑荒的人本來就不多。作為親歷者和倖存者，本人覺得有義務、有責任和世人談談那次空前的大災難，祭奠數千萬冤死的亡靈。況且今年的大瘟疫和60年前的大饑荒有着本質的聯繫，他們都是人為的，都是由專制的社會制度和官員們隱瞞真相的惡劣行為造成的。

60年前的春天，在中國的大地上，陰風怒號、餓鬼哀鳴，大量的農民被活活地餓死，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為的大慘劇，使1960年成為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年。然而60年過去了，真相仍然被掩蓋着，許多中國人（特別是城市人和年輕人）並不知道在近代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人間慘劇；有些人雖然聽說過但半信半疑；還有一種人出於邪惡的動機竭力否認大饑荒餓死過很多人。最近四十年來許多有良知的記者、作家、歷史學者和普通民眾通過資料搜集和實地調查，寫出了很多很有價值的文章和書籍，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我向他們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人作為大饑荒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有責任向不明真相的國人以及後人談談自己對大饑荒的了解和認識，為歷史留下存照。

提起“大饑荒”，人們一般會想到“三年困難時期”，這兩種說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難時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國範圍（包括城市）都嚴重缺糧，全國人民都嚴重地餓肚子。而“大饑荒”一詞則是最近三十多年來由歷史學者提出來的，它特指在這三年當中有大量農民被餓死這一嚴重事件。其實準確說來，被餓死的農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結束後一個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麥收之前）的半年之內，死人最多的是3、4、5三個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憶文章的題目就叫做“麥苗青菜花黃”，就是指在這個季節里發生的慘劇。從本人家鄉的情況來說，在這半年的時間段之外，很少有人被餓死。當然有些省份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少量餓死人的情況發生。如果按照有些學者推算的全國餓死三千多萬的數字，那麼在這半年之內平均每天餓死農民達16萬之多，這是一幅多麼悲慘的景象，它比歷史上發生的任何戰爭都要殘酷。可是它發生在和平時期，數千萬農民慘死在不帶血的屠刀之下。

   至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完全是當政者為了推脫罪責編造的謊言。有氣象資料表明，在這三年當中在全國根本就沒有大範圍的自然災害，跟其它年份的情況相當。我的家鄉也沒有大的自然災害，雖然由於“大煉鋼鐵”運動造成糧食大減產（因為大部分勞動力被抽調去“煉鋼鐵”），但所收的糧食也足以保證不會餓死一個人（假設這些糧食沒有被搶走的話）。至於說由於“蘇聯逼債”，更是子虛烏有。許多學者用歷史資料證明，當年蘇聯不但沒有逼債，還主動提出借糧食給中國，但是被毛澤東拒絕了。用今年的流行話語來說，是毛澤東和中宣部在玩“甩鍋”——對內甩給老天爺，對外甩給蘇聯。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大饑荒的呢？用劉少奇的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這還是給毛澤東留了面子。其實真實的情況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人禍，罪魁禍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皇帝。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

“非正常死亡”一詞是1961年至1962年間各級政府根據中央（主要是劉少奇等人）指示統計餓死人情況時使用的，目的是為了淡化事件的嚴重性，因為“餓死”一詞太刺眼，說明當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學者也經常使用這個含義模糊的詞，就顯得太不嚴謹、太沒有勇氣了。在大饑荒中死去的農民，除了被餓死的就是被打死的（比較少），哪有什麼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

我的家鄉安徽省某縣是大饑荒的重災區，全縣農民被餓死25%以上。本人的家族成員和主要親戚被餓死1/3左右。那時我有幸上了中學，在學校里可以吃個半飽，總算撿了一條命。我有幾個童年的夥伴，由於沒有上中學，在家裡就被活活餓死了。當時在我們的中學裡也充滿了悲哀的氣氛，因為每隔三兩天就有鄉下來人找某某同學，說是他家裡誰誰死了，於是這個同學匆忙趕回家，幾天后再回來時腰裡系了一條白布帶（孝布）。那時我們每天中午的午飯是一個紅薯面窩窩頭，大約有3兩多，有的同學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時帶回家給家裡人吃。後來我也學着這樣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簡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學母校時對校長說：××中學最值得我們感謝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幾百個農村學生的命。

有人說，如果全國餓死3600萬（楊繼繩推算的數字），那麼平均每17個人就有一個被餓死，我們的家人以及親戚、朋友等社會關係遠遠不止17個人，可是沒有聽說誰餓死了。還有人說，我的家鄉也是農村，可是我們那裡並沒有餓死人。我可以告訴你們，在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餓死人的情況並不是均勻分布的。哪個省、地、縣的第一書記最左，最無人性，跟毛澤東最緊，把農民的糧食搜刮得最徹底，那個省、地、縣餓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個地方的第一書記不是很左，還有點人性，那個地方餓死的人就比較少，或者基本沒有餓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貴州的周林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省委書記，都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最積極，在1959年秋後搜刮農民的糧食最兇狠，所以這幾個省餓死農民最多。這6個省餓死的人數占全國餓死人總數的2/3左右。比如甘肅省和陝西省比鄰，前者餓死人很多，後者餓死人較少，許多甘肅的農民逃荒到陝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個省內，各地區、各縣餓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們那個地方沒有餓死人，並不能說明其它地方沒有餓死人。你只要到那些重災區去實地了解，真相就會一清二楚。

   還有的年輕人說，農民是生產糧食的，手中有糧食怎麼會挨餓呢？如果真的挨餓，為什麼不跑出去要飯吃呢？這正是我後面要重點回答的問題。

現在的年輕人對毛時代的殘酷歷史很不了解，也很難理解。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這個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證明自己是世界上和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於是不停地折騰，老想創造奇蹟，實際上是異想天開，胡亂指揮，可是卻無人敢於阻攔。“反右”運動以後，黨外人士再無人敢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和建議；整倒彭德懷之後，黨內高官也無人敢對毛澤東說半個“不”字。不受制約的權力使一個天才變成了瘋子和傻瓜。

   中國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大饑荒？有人說是因為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此話雖然不錯，但過於籠統，使人不得要領。人民公社制度確實是使農民極端貧困的根源，可是從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農民雖然仍過着農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沒有再發生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為什麼餓死人的惡性事件在全國都集中發生在1959年底和1960年的上半年？那是因為毛澤東制定的四項惡政在1959年下半年開始集中起作用造成的。可謂雪上加霜，悲慘至極。

  毛澤東親自製定和強力推行的四項惡政，是造成農民大量餓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誇風導致的高指標、高徵購，將農村生產隊的糧食收繳一空。

在毛時代，中央定下的高指標壓力逼迫下面的幹部必須虛報產量，虛報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揚和提升，報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鬥爭和懲罰。毛澤東喜歡看到糧食產量不斷創造新紀錄，於是《人民日報》上就“捷報”頻傳。錢學森火上加油，在報上撰文說根據光合作用分析，糧食畝產可以達到20萬斤。毛澤東看後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報》上所登的離奇的產量，並親自把1959年的全國糧食徵購任務定為1100億斤的超高指標，並分解到各省。據說後來李銳（也有人說是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是農民出身，怎麼能相信畝產萬斤呢？毛說：我是聽信了大科學家的話。可見錢學森的文章影響了毛澤東的思維和決策，助紂為虐，加重了災難。可是錢某人至死也沒有向中國農民說半句道歉的話。

浮誇風愈刮愈烈，虛報的產量比實際的產量高出好幾倍。比如在河南省召開的1959年秋季糧食產量預報會上，信陽地區被迫報了72億斤，而實際上呢？只收穫了20多億斤。既然報了這麼多，就必須按照報的數字上交給國家。而農村的生產隊呢，即使把口糧和種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務，農民自然就沒有糧食吃了。結果，信陽地區餓死了大約100萬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況也基本類似。

二、“反瞞產私分”運動把農民家裡收藏的少量救命糧搜刮得乾乾淨淨    

從全國糧食產量預報的情況來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個大豐收，可是國家糧庫怎麼只收上來一小部分呢？天才領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產隊長瞞報了產量，把剩下的糧食私分給農民了！因為在1958年秋後就出現過生產隊普遍完不成國家徵購任務的情況。毛澤東在1959年2月親自起草了“反瞞產私分”的中央文件，這個文件在全國大規模實施是在1959年的秋後。政府採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審問生產隊長，讓他們交代瞞產私分的糧食都藏到哪裡去了（全國打死了不少生產隊長），另一方面組織搜糧隊挨家挨戶搜糧。他們拿着鋼釺或鐵鍬，在農民家的牆上和地上亂捅亂鏟，挖地三尺，把農民私藏的極少量的救命糧搜刮得一粒不剩。我們家在收割後的地里撿了一些綠豆和豇豆，大約有三、四十多斤，裝在一個鐵皮箱子裡埋在廚房柴草下面的地下，結果也被搜糧隊挖走了。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產隊幹部掌握了農民的生死權

毛澤東在1958年創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這個“新生事物”，並強行在全國農村推廣。生產隊不再給農民分發口糧，也不許農民在家燒火做飯，許多地方把農民家的鍋都砸了。大食堂在開頭幾天還能吃上幾頓乾飯，後來只能吃稀飯，而且越來越稀。到1959年的秋後，由於生產隊收穫的糧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應的少量“返銷糧”。由於政府總以為生產隊留有一部分口糧，所以供應的“返銷糧”很少，而且越來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應給每個農民的口糧每天只有2兩左右，而且是粗糧（我們家鄉供應的主要是紅薯干和原本用來餵豬的豆餅），經過大、小隊幹部的多吃多占，農民能吃到嘴的實際不到1兩。當時農民有句順口溜說：一天吃1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指食堂管理員）。在六零年，凡是大小幹部家基本上都沒有人餓死，凡是普通社員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餓死。如果有社員有意無意得罪了小隊長，小隊長就命令停他家的飯，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後來，許多食堂就乾脆停伙了，農民只好挖野菜、吃樹葉充飢。

據說興凱湖勞教農場在困難時期有一項“研究成果”：一個人只要不幹活兒， 躺着不動， 每天吃三兩八錢的玉米麵就可以餓不死。這是保證人活命的最低標準了，而許多中國農民在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糧食遠遠低於這個標準，怎能不被餓死呢？

四、毫無人性的“攔外流”政策剝奪了農民外出逃荒要飯的權利

遇到災荒在家沒有糧食吃，外出逃荒要飯，這是農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幾千年來都享有的自由，可是在那個滅絕人性的年月，這種逃荒要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根據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59年3月11日下發了《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根據這個緊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車站、汽車站和渡船碼頭攔截外出逃荒要飯的農民，關進收容所，然後遣送回原住地。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企圖逃荒的農民被堵住了，有少數人只好扒敞篷運煤車外逃。也有一部分人只好步行，避開檢查站，這樣一般不能走得很遠，而近處的情況都差不多，所以要飯也非常難。那時候經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邊。我的大舅艱難行走了20多里來到火車站，由於不許上火車只好往回走，走出不到200米就倒在了路邊。在此後的幾年裡，經常可以看到路邊有一叢草長得很茂盛，裡面就是一堆白骨。

由此可見，在以上四項惡政的合圍之下，農民只有死路一條了。直到1960年年底，中央發現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之後，毛澤東才被迫同意放棄這四項罪惡的政策，農民才得到了一條生路，往後餓死人的情況就比較少了。由於四川的李井泉遲遲不肯解散農村大食堂，所以四川餓死人的情況持續時間比較長一些。真正在黨內揭開餓死人的真相，還是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後期的安徽組討論會上。

   在那個時代，由於沒有互聯網，普通人家裡也沒有電話，報紙受到嚴格控制，所以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外界根本不知道。數千萬貧苦的農民就是這樣默默地被餓死，既沒有反抗，也沒有呼喊。有人說這種慘劇在有人身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民主國家絕對不可能發生，只有在極端專制的國家裡才會發生。到現在為止，那些經歷過大饑荒倖存下來的農民仍然不知道六零年為什麼會餓死人，只知道沒有糧食吃。為什麼沒有糧食吃？他們會說，聽幹部講是因為蘇聯逼債，把中國的糧食拿走了。可憐的中國農民！

大饑荒是毛澤東時代的核心事件和關鍵性事件，因為它是“反右”、“大躍進”和“反右傾”等一系列極左運動的直接惡果，又是後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起因。雖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雲等人對大饑荒的發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是當他們得知大量餓死人的嚴重後果之後感到震驚、恐懼和內疚，並且想辦法進行糾正。惟獨毛澤東這個罪魁禍首對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衷，沒有半點自責，他在1961年廬山工作會議上說“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前，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彭真組織北京市委的鄧拓等一班人，在北京西郊的暢觀樓查閱大躍進以來中央下發的文件，看制定過哪些後果嚴重的極左政策，哪些領導做過錯誤的批示。這個“暢觀樓”事件被毛澤東認為是在整他的黑材料，大逆不道，所以在文革一開始就首先打倒了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看法，以及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表示不滿的講話，深深刺痛了毛澤東，他認定劉少奇一夥一定會在他死後象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那樣，來清算他製造大饑荒的罪行。此時他就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消滅劉少奇，以絕後患。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目的就是防止劉少奇等人日後清算他製造大饑荒的罪行，什麼“反修防修”、“繼續革命”都是他編造的藉口，其真實目的是不可告人的。

毛澤東最大的罪過不是發動文革，而是他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這筆帳總是要清算的，劉少奇沒有了機會，人民總是有機會的。我相信，在20年也許是50年之後，“1960年大饑荒”一定會寫入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大饑荒紀念碑”一定會豎立在天安門廣場，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記住，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 老貧農    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