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針對方方寫道:“你被‘打倒’了嗎?你不是都好好的嗎?……你總體上應當算我們社會每一個時期的幸運兒。”他說得沒錯,在這樣的社會,出版日記被辱罵而不是被“打倒”,已經算幸運兒了。這讓人想起香港中聯辦前主任張曉明的名言:“你們能活着,已顯出中央的包容。”
老高按:每次聽到讀到、或者我自己不得不對某些朋友這麼說:“方方日記寫得很溫和呀?她日記中不是也肯定了許多疫情中的光明面嗎?怎麼還不容於張頤武、胡錫進、太極雷雷之流?”心裡其實很生氣,也為自己這種所謂為方方的辯護詞而感到窩囊——這算什麼狗屁理由?只能這麼說來讓人能“理解”和“寬容”,本身就是一件很屈辱的事。 讀到德國之聲中文網發表的“長平觀察”《方方日記“客觀上可能被利用”》,感覺他一吐我內心的這種窩囊氣。轉貼於此,供大家參考。 順便說一句:昨天我在推特上寫到某雕塑家擬建“方方跪像”的鬧劇,並說: 一個社會,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叫囂,而是好人的沉默。 點讚、轉推和跟帖真不少,有一個網友的跟帖,讓我深思良久—— 一個國家,最大的悲劇不是獨裁者對人民的無情,而是人民對人民的無義。 今天又有人告訴我說:長平文中最後那段話,是柏拉圖說的。我沒有查證,且引於下: 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柏拉圖 最後那一句最精闢!
長平觀察:方方日記“客觀上可能被利用”
長平,德國之聲中文網 2020年4月22日
“猶大——從蘇聯滾出去!”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蘇聯“小粉紅”上街遊行,高呼口號,要求將他驅逐出境。此前,他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不能在俄國出版,輾轉到意大利麵世。 我只是突然想起它來。一個作家因為寫作而被“祖國人民”辱罵,甚至迫害致死,這樣的故事太多了,是專制社會的家常便飯。我至今還記得年輕時坐在午後的陽光中閱讀《日瓦戈醫生》的情形。它緩慢而抒情地講述着人性、愛情與時代,為什麼成為作者的罪行? 我不希望聽見人們為方方的《武漢日記》辯護說,她寫得非常溫和,也肯定了政府抗疫的成就,謳歌了“正能量”。首先,這是對一部文學作品的污辱。其次,這種辯護是無效的。“新中國”的第一起大規模“文字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逮捕、隔離和停職反省兩百多人,清查兩千多人,其間的“罪證”又有多激烈呢,不過是領導和領袖不高興而已。 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才不會對方方被圍攻的鬧劇驚詫莫名。也許正如胡錫進在和她的最新爭論中所說,“你被‘打倒’了嗎?你不是都好好的嗎?……你總體上應當算是我們社會每一個時期的幸運兒。”他說得沒錯,在這樣的社會,一個作家出版日記被辱罵,而不是被“打倒”,已經算是幸運兒了。這讓人想起香港中聯辦前主任張曉明的名言:“你們能活着,已顯出中央的包容。”
從後殖民批評到“NMSL”
“五毛”作為一個詞,是互聯網時代的產物。但是,作為一種職業,則和專制權力一樣久遠。我還記得,1988年張藝謀改編自莫言小說的電影《紅高粱》從柏林捧回了“金熊獎”,很多中國人為之感到驕傲,同時也引發了持續的爭論。這部電影以及張藝謀後來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作品,被認為展示中國的貧窮、落後和蠻荒中的生命掙扎,迎合西方文化中的東方主義審美趣味。“關注社會陰暗面”、“家醜外揚”、“被人利用”等“五毛”話語,在當時已經是被反覆嚼過的牙慧了。 但是,“六四”前後的輿論環境,還是有很大的不同。跟現在“遞刀子”、“真是很惡毒了”、“吃飯砸鍋”、“NMSL”、“CNMB”這種粗鄙而功利的表達不一樣,當時主要的批評還是文化理論的討論,或者是披着文化的外衣,所謂後殖民批評理論。 當時的刊物出版和今天的互聯網生態大不一樣,很多粗話沒有地方罵出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假想今天的中國網絡是自由表達的空間。一切盡在官方掌控之中。即便是“五毛話語”,大多也是根據官方發布的底稿照本宣科。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即便認為“家醜外揚”,當時談論的主體也是中國文化或者中國人。而今天,方方受到攻擊的重點之一,是沒有謳歌政府的抗疫成就。給西方人“遞刀子”的意思,也是讓西方人利用來摸黑中國政府,攻擊專制體制!而在當時,張藝謀、莫言等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戴着反體制的光環而引人注目的。跟這個變化相關的是,此二人後來都成了體制的裝修工。
溫和的批評成了最刺耳的聲音
當時的人們無論如何想不到,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等詩句奠定反體制詩歌英雄的北島,會在三十年之後被年輕人用“NMSL”、“樂色”(意思是垃圾)來攻擊。同樣被鄙視為“樂色”的作家還有嚴歌苓、白先勇、張大春、高行健等等。 北島並沒有直接批評過現政權,只是貼出了一首關於苦難的詩歌。關心民間疾苦從來都被視為中國詩人的高尚人格。“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習近平在2014年的一次講話中,把鄭板橋這首詩解讀為對官員政績的謳歌。不僅如此,關懷民間疾苦也被官方壟斷。文人墨客再來吟誦,要麼就別有用心,要麼就用心良好但是“客觀上還是可能被利用”。 “BBC此時播出杜甫的詩作,不知是何用意?杜甫是一個專注於社會陰暗面的詩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就是他寫的。現在其詩作被翻譯成外文,雖然不能怪他,但客觀上還是有可能被利用。”網民寫下的這段話,與其說是諷刺,不如說是現實的寫照。這是模仿胡錫進的慣用邏輯。比如,他在談到方方的《武漢日記》時說,它“不會是一般的紀實文學交流,它一定會被國際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來的風浪中,中國人民,包括那些曾經支持了方方的人,將用我們多那麼一分的利益損失來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單。” 圍攻方方,是因為她的話語還有傳播的空間。那些直接地、激烈地批評政府的人,比如陳秋實、方斌、李澤華、許志永、許章潤和任志強,公眾當他們不存在。一段網絡流傳的話語,說出了這種變化—— 在消滅了尖銳的批評之後,溫和的批評就成了最刺耳的聲音,也會被消滅掉;在批評被消滅後,調侃又會無法容忍;在聲音都被消滅了之後,沉默又被視為無聲的反抗;接着就會要求讚美,然後再消滅那些讚美得不起勁的;最後掌聲無法停下來,因為先停止鼓掌的就會先被消滅掉。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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