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黄金十年”初步探讨（七）——邓小平、赵紫阳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启蒙运动 作者：巴山老狼
世界在变革，中国也在邓小平、赵紫阳的领导下，开启了政治变革！
老狼之所以说是邓小平、赵紫阳在领导中国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变革，原因还是赵紫阳一九八九年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民主启蒙”、“政治变革”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无论如何是搞不起来的！
只是邓小平、赵紫阳在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模式与苏联与东欧的变革不同：苏联与东欧的政治变革是直接采取行动如释放政治犯、新闻自由、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邓小平与赵紫阳在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对学生及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再开启新闻改革。
为什么邓小平与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路数与戈尔巴乔夫及东欧各国的路数不一样？老狼思前想后，这或许与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有关。
毛泽东说过：凡是推翻一个阶级，总是要造舆论，总是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赵紫阳想的是：先对民众、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先制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再开启新闻改革，再采取等政治改革的实质行动。
赵紫阳取代胡耀邦上台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立即停止所谓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支持知识界对中国各阶层民众、在校的大学生们进行民主政治的启蒙。中国的文学界、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教育界等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一大批对现实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批判的作品问世，引起了社会的各界的强烈反响。各种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改革”成了中国人民议论最多的话题。
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观涛等人主编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就世界走向、人类价值观、中国如何跟上历史发展潮流、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民主、人权、自由、科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介绍和探讨，这套丛书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此片由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谢选骏、远志明撰稿，经中共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王枫批准播出。此片对传统的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呼唤全民族对历史和现实的反省意识，提出中华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走向新生。
《河殇》中令人深思、令人振聋发聩、令人回肠荡气、令人慷慨悲歌的精彩文字语言甚多，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后就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巨大反响！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其威力不亚于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学生、工人、农民、士兵纷纷来电、写信，赞扬《河殇》。中国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评价《河殇》。国外华侨、留学生和外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也从此剧的播出认为中国将会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共高层也对此剧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据说中共元老王震到中央电视台大吵大闹，要封杀此剧。而开明的赵紫阳对此剧大加赞赏。在接见外宾时，在外国人面前也对此剧大大地夸奖一番。并把此剧录像带作为礼品送给国外友人。
《河殇》的播出是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的一大事件。它极大地激发出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变革专制制度，爱国图强的热情。促使全民族空前的觉醒。为一年后爆发的民主运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继《河殇》后，苏晓康等人又策划拍摄比《河殇》更具鲜明政治观点、更有时代特色、更深刻反思共产党几十年历史的政论片《五四》，准备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播出。但因胡耀邦去世后的中国乱局而被迫停播。
苏晓康先生在《河殇》播出后，又与罗时叙、陈政合作，写出了揭露中共高层庐山会议内幕的《乌托邦祭》。此书是继《河殇》后又一具轰动效应的力作。该书以记实的手法，披露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高层政治斗争的黑暗一幕。当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再一次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了住权力，不惜以几千万农民的身家性命作赌注、不惜把跟随自己几十年且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专制魔头。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共产主义来到世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乌托邦祭》对中共高层血腥政治的揭露，使中国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共产专制制度的黑暗。
赵紫阳时期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大力传播创造了条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在被中共除名后，竟然还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并从事政治活动！这在毛泽东时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励之与其夫人李淑娴（北大物理系讲师、海淀区人大代表）出席庆祝“五四”运动六十九周年大会。并宣布由他亲自主持的“民主沙龙”正式开场。方励之在会上说：“我现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现代化不分国界。”方励之的北大“民主沙龙”为日后震惊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励之接受香港《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独占体制，唯有变革公有制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时报发表了《方励之谈大陆知识分子处境》一文。文中说：“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标是实现必要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
刘宾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后，一直在努力想创办共产专制下的第一张民办报纸，并为此大力奔走呼号。
王若望先生又准备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并力争在中国内地公开注册登记，合法地进行活动。
北京大学教授金观涛提出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它的失败。”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观察》杂志主编、有几十年共产党龄的戈扬更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太客气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又建立了系列中国政治变革智库：中共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他们都在从事中国体制如何变革与转型的研究工作。还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如陈一咨、李泽厚……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提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大学校园内，思想活跃的学生也不断发出变革呐喊：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北京大学十名研究生在学校三角地贴出《致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的公开信》，信中呼吁“两会尽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问题，把这个问题真正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上加以考虑，制定出一套有利于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公开信一贴出，当即在会上签名的就达数百人。四月八日，北大青年教师在三角地贴出《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四月九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工联谊会部分会员在校内贴出《致七届人大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学生柴庆丰被当地无业人员杀害。此事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学潮再起。在此次事件中，学生们贴出了许多针对中共共产专制的大字报。题为《！！！》的大字报中说：“是时候了，我们沉默了那么久，那么久！是时候了，欺骗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笼罩。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社会！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政府！”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报中说：“柴庆丰同学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实这是社会腐败、政府无能、贪官污吏横行的表现。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尽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经济发展的面纱，其实肌体已经腐烂，脊梁已被压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同胞们，时机到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社会风气、党风问题、政治体制、贪官污吏、教育问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加在一起算总账！”一篇题为《并非离题》的大字报中说：“谁还相信被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纪的‘马列’？我八百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吗？右耳（指邓小平）相信吗？党风不正的根源在哪里？现在大家都有数，正如历代屡禁不止的贪官污吏现象要随封建社会一同消灭一样，本世纪内我们就不用幻想‘党风根本好转’了……唯有放弃马列，实行多党制，真正废除终身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会彻底。”
在众多的声讨共产党的大字报中，有两付对联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
我欲重振华夏雄风，却原来是共产党（挡）路；
你想达到小康水平，无异于在现代化（画）饼。
其二：
要民主合理，争自由合理，护人权合理，合理不合法，见他妈的鬼，那狗屁‘十条’！
喝民血失节，沾国家失节，饱私囊失节，失节必失心，滚你娘的蛋，这无耻一党！
随着学生们情绪的激动，各校商定于六月八日到天安门进行游行示威。但由于当局派出公安人员和武警部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严密控制，这次由柴庆丰被害事件引发的学潮被平息。邓小平、赵紫阳并没有对参与学潮的学生进行任何的处置。由此可见当年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开明。
赵紫阳系列的政治宽松政策又引发了西藏独立事件。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萨市的成百僧侣、藏民举着“雪山狮子”旗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果断宣布戒严。不知是当局的故意放纵还是其它原因，参与“藏独”游行的人群全部逃出了共产党的罗网。
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中国的自然灾害空前的频繁：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突发空前的森林火灾。弥天的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多月，数千万公顷的森林化为乌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一九八八年，建国以来的最大空难在重庆发生；武汉沉船事件；上海列车颠覆……十多年少见的天灾人祸在此时频频发生。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上帝在向中国人民暗示着什么？
赵紫阳上台后，在邓小平的强力支持和授意下，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从取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到把开明人士乔石、胡启立等人提拔到最高领导机构；从设立几大政治体制研究机构，任用民主派人士担任研究所所长职务，到部署知识界精英公开传播民主思想，对中国民众、在校大学生和各级共产党大员进行思想启蒙……。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就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
邓小平、赵紫阳通过近两年的准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已渐成熟。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所谓的“东风”也就是一个时机点的到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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