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國民性，國民脾氣 一．口罩與美國人的國民性 美國全國新冠病毒感染人口接近30萬時，總統特朗普4月3日對口罩之爭有了新的議論。一反先前“沒有病的人不需要帶口罩”的建議，他說，政府建議美國人佩戴“非醫用口罩”，但強調，“我不認為我會這麼做。” 有關帶口罩對預防呼吸道傳染病的作用，應該是毋庸置疑的。病毒和細菌不一樣，它沒有自己的代謝系統，只有感染其它生物細胞後，利用被感染細胞的代謝系統才能複製。所以，病毒離開生物體後，很難獨立存活。一般認為，病毒本身在乾燥空氣中存活的時間不會超過2小時，而在潮濕空氣中可以存活超過1天。 新冠病毒主要是以飛沫作為傳播途徑，其中包括帶病毒飛沫的直接傳播，和飛沫沾染物的間接傳播。有研究表明，飛沫通過噴嚏可以傳到8米遠處，通過咳嗽可以傳到6米遠處，而在空氣中懸浮最多10分鐘。基於這些事實，在沒有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隔離，戴口罩，洗手，是最簡單高效的防控措施。 這些知識是如此簡單明白，不需要接受十幾年的專業醫學教育，只要有人向你提及，就能理解並接受。而這些防控措施在中國大陸前車之鑑的操作中被證明是有效的。不管那裡是如何隱瞞數據，野蠻操作，看清明節黃山上萬人擁擠的場面，知道那些措施是起到了作用。 但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美國以總統為首的政客們，卻是吵翻天也沒有作出一個正確的決策。個別封城還是整體封城，多嚴格的居家令為當，沒病的人帶不帶口罩，人民都得不到權威的說法，直到疫情急懼惡化如“世界大戰”來臨，整個國家這時才開始慢慢地向這些簡單的防範措施擁抱。這個人才濟濟的高科技國家，出現這樣的情況，真使人費解。藏在口罩後面的，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和邏輯呢。 特朗普總統的想法，確實代表了美國的一種民意思潮。相當不少的美國人對戴口罩抱有十分排斥的態度，我們在與美國人的日常接觸，和媒體報道中都可以看得出來。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口罩是生病的人所用，與健康人無關。和不少美國朋友交談中，他們也認定了這種想法，有人還流露出，健康人戴口罩是一種懦弱的，無病呻吟的精神狀態。看到的美國社會的這種思潮，前一段有些願意戴口罩的亞裔，出門都不戴口罩，以此來“融入主流”。然而，當疫情泛濫日益嚴重，對人的生命的威脅日益明顯的時候，戴口罩的美國人越來越多，最近還看到執法警察把不戴口罩的人強行拖下公交車的報道。 美國人對戴口罩的牴觸，應該理解為美國國民性的的一種表現。 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絕大多數成員長期受同一的文化影響，在思想、感情及行為等方面所表現出的某種穩定的，反覆出現的特徵。在不同的國家地區或文化的影響範圍內，都可以觀察到那裡的人民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徵，這些性格特徵都有其形成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美國人對口罩的牴觸情緒，可以追朔到以下一些原因。 1．美國地大物博，地理上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隔絕，使美國人有一種地理上的安全感。這片土地上絕大多數人，也確實從未經歷過無病時需要使用口罩的情形。 2．美國引領世界的驕傲，特別是二戰以來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滋長美國人對其他國家的人民的盲目優越感，因而對自己的理念特別看重，輕視來自其他一些不發達地區的習俗。 3．對法律尊重，對政客厭惡，使美國人始終有對政府權威抱有懷疑態度。 4．美國是一個重視個人自由的國家，法律，文化，都認定和宣揚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當需要為公共利益而犧牲一些個人利益或習俗理念時，會有阻力。 這些因素在美國已存在幾十年，百餘年了，足以鑄就人民性格中的某種穩定特質，這種特質就是眾所周知的美國人的國民性之一，自大的個人主義，這次表現出來的大眾對戴口罩的牴觸情緒，可以認為是這種國民性的表現。 二．口罩在中國 中國人對口罩有感情，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有體會。我曾長期在中國南方生活，每年冬天，大衣口袋裡總放着一隻口罩，我記得開始是父母要求這樣做，後來自己也願意。口罩的作用，一是預防感冒，二是作為臉部的保暖用具。那時人們對流行性感冒沒有概念，也沒有誰來預告流感來了沒有，只是大家都認為，戴口罩可以防護可能存在的流感，用很小的代價增加一項免病的措施，何樂而不為。其實口罩當時最重要的功能還是用作保暖。冬天走路或騎自行車時，戴上個口罩確實好受多了。這是南方人的感受，北方人對口罩的態度更親密，君不見北京北海溜冰場上，大多數人是戴着口罩溜冰。更有一種說法，認為戴上口罩，人的形象會顯得要好看一些。所以，只要買得起，大家在冬天都願意備幾隻口罩，人們更多是把口罩作為一種特殊的穿戴物。近些年，中國的生活條件有了改善，但我相信這種傳統的習慣不會丟失。誰又會知道，有一天，摧殘世界的呼吸道瘟疫肆虐時，中國人的這種習慣得到了好的報應。 戴口罩的習慣，或對戴口罩不排斥的心理，是中國人的一種習俗。當呼吸道流行病出現，不但政府一呼而百應，很多人還會自動使用口罩。就像天涼了，有人聽別人提醒而加一件衣服，有人自己就會拿一件衣服披上。在中國，政府動員人們用口罩阻隔病毒，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不會像在美國有這樣大的阻力和代價。 戴口罩這種習俗的形成和嚴峻的自然境況有關，相信任何民族的人處在中國的情況下，也會自然地接受這種方法，因而對口罩的態度不會引起社會張力。中國人對口罩的態度，似乎不必用國民性來解讀。 三．中國人的國民性
那麼，什麼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呢？對此，很多中外學者都有廣泛的討論，魯迅，柏楊的言論影響最廣，這裡不多敘。有一種觀點，用來描述七十多年來，愈來愈見明顯的中國人的一種國民性，我倒認為十分恰當。那就是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提到的，精緻的利己主義。錢理群是在批評中國大學的教育結果時，提到這一概念，他說，“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或者和中國各界人士有過認真接觸的人，難道你不感覺到，精緻的利己主義，現在已經不是大學生的問題，而是中國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具有的共性，成為了一種國民性。說也巧，這與上面提到的，美國人自大的個人主義的國民性正好遙遙相對。 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其實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貶義詞，因為維護自己的利益是一種根本的人性。不過二者還是有一定的差別。個人主義，崇尚的是個人的物質和精神利益，因而存在為精神滿足而犧牲物質利益的可能性。這個概念用於典型的美國人，應該是比較恰當的。在美國，社會輿論和個人實踐都表明，物質利益不是唯一的追求，不少個人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碰的頭破血流而心甘情願，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利己主義則更看重物質利益，理想主義淡漠，或表現為不願意失去任何個人利益，這是不是用來描繪當下中國人的理念和行為更為恰到好處？
關鍵是“精緻的”這個形容詞，其含義相當深遠。它揭示了中國的權力和民意的之間的關係的本質。 中國社會，發展到當今，成了一個十分奇特的混合體。可以說是一種權力和利益集團為中心的君主制下的超級資本主義，這裡用的“超級”，並不是說它的資本產生和積累的能力，而是資本的壓榨能力。國家的權力掌握在極少數的頂層利益集團手中，在這個集團鬥爭和妥協中出現的頭面人物，行使封建君主的權力。成熟高效的權力網絡，從上直達最低層，其統治的目的只有一個，永遠掌握權力。為達到此目的，國家（黨）向人民宣傳和要求三種標準意識：絕對忠於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虛構的道德標準。其中，已不具有任何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只是政權正統性的一塊招牌，虛構的道德標準是控制大眾思想的麻醉劑。然而，人民群眾在實際生活中見到的，卻是一個以金錢利益為主導的，極端自私的社會環境。國家利益集團的受益者和維護者，以他們的行為，從上到下為大眾樹立了自私貪婪的表率。中國目前勞動力與資本的關係，已不是馬克思時代的勞資關係，更不是美國這類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勞資關係，它的剝削更高效，更殘酷，紀錄片《美國工廠》真實記錄了這種事實。制度性的腐敗侵蝕全社會，從高官到底層民眾，無一不清楚。掌權者宣揚的三種標準意識，雖然沒有人相信，但它被強迫成為這個國家的正統思想和道德標準，它影響着個人的實際利益，例如，晉升，上大學，獲得經濟利益，都以這些標準意識為控制條件。除非你離開這片土地，要保持和發展自己的利益，就必須不情願地履行這些標準意識，就必須成為兩面人。這個道理，不光大學生能體會到，整個社會的各階層無不深有感受並認真實踐。說的一套，做的一套，當眾一套，背地一套，成了這個社會的生活哲學，成了在這個社會生活得好的竅門。於是那裡開展了一場全民的比賽，看誰的利己主義做的更精緻。
精緻的利己主義，是因應中國特別的國情，一步步形成的。它旨在放棄正常人的倫理原則道德追求，以掌權者要求的標準意識為掩護，以獲取個人利益為終極目標的高度的實用主義。為了利益，可以伸可以曲，可以用任何面目偽裝自己。精緻的利己主義毀壞了整個國家的道德水平，其結果會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顯示出來。 當然，一個國家的人民有多種的國民性，如美國人的樂觀精神，守法，重視享受，中國人的勤勞，節儉，隱忍，等等，以上討論的只是中美兩國國民性中的一種而已。 四．中國人的國民脾氣 我們說一個人有某種性格，那是指人的一種長期，穩定的特質，它是在漫長的文化薰陶中所形成的。而人在日常生活中會表現出各種各樣的脾氣或者性情，它們則是相對短暫的，易變的，這有人的內在原因，亦受外部因素的影響。 世人都看得清楚，在這幾十年間，作為一個整體，中國人的情緒波動十分顯著，缺乏一種穩定的心理和道德支撐。人們不會忘記，批判檢舉右派的認真，搞“三面紅旗”的積極，文革山呼萬歲的瘋狂，批鄧批林批孔批四人幫的義憤，打雞血針和做氣功的信仰，全民經商的熱情，對“一尊”天朝歌功頌德的一本正經，等等，等等，無一不是幾千萬，幾億，上十億人口整整齊齊的集體行動。年輕時看到幾億人衷心祝福毛澤東時，我想，如果意念真是一種存在的實體，上帝會不會感概地球上這樣多生物的共同意念而開恩，讓他真正地萬壽無疆了。 然而，中國這些龐大的生物實體和精神狀態的運動，並不構成這個國家的國民性，倒可以理解為這個國家的國民脾氣。因為它們是統治者政治角斗的吶喊，和治國理念的機會主義，在大眾中的反映。它們是浮在表層的，是被以生活資料為籌碼而煽動起來的情緒性的東西，它們大部分並沒有社會，歷史和人性的根基，來得快，去得也快，一般幾個月，幾年，十來年，一波去了，又被下一波代替，永遠沒有完。 我記得生活在中國的時候，最感到恐懼的，是一個“提法”的概念。“提法”這個政治詞彙，超越了法律，社會規律，人的認識邏輯。它代表的是權力的掌控者揉捏世界的隨意性，它常在全國範圍內搧起不同的國民脾氣。一個“提法”來了，就像天神臨世，所有的行政措施，思想意識，經濟動作，都要重來一遍。我記得，50年代末畝產萬斤的浮誇風，是中央以“躍進”代替“冒進”的“提法”催生的。80年代的氣功熱，來自國防科委科技主持的“第一次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的一些“提法”，會上有結論：“耳朵認字這種人體特異功能的真實性現已為公眾所證認。”90年代的全民經商，當然是被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後，泄露出來的“提法”所搧起，那就是“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在西方民主國家，我們很少觀察到類似的國民脾氣。就拿美國來說，也經常也有全國爆發的運動和潮流，如越戰時期國內的反戰運動，1992年洛杉磯的暴動騷亂，2011年占領華爾街的運動，等等，這些都是美國人以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或經濟事件的反應，體現的是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和某些社會事件引起的民意爆發，而不是政權的有意運作或誤導。在一個政治穩定，具有一定價值觀念的社會，隨風而起國民脾氣要小得多。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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