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怡光-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有关带口罩对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作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病毒和细菌不一样，它没有自己的代谢系统，只有感染其它生物细胞后，利用被感染细胞的代谢系统才能复制。所以，病毒离开生物体后，很难独立存活。一般认为，病毒本身在干燥空气中存活的时间不会超过2小时，而在潮湿空气中可以存活超过1天。新冠病毒主要是以飞沫作为传播途径，其中包括带病毒飞沫的直接传播，和飞沫沾染物的间接传播。有研究表明，飞沫通过喷嚏可以传到8米远处，通过咳嗽可以传到6米远处，而在空气中悬浮最多10分钟。基于这些事实，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隔离，戴口罩，洗手，是最简单高效的防控措施。

这些知识是如此简单明白，不需要接受十几年的专业医学教育，只要有人向你提及，就能理解并接受。而这些防控措施在中国大陆前车之鉴的操作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不管那里是如何隐瞒数据，野蛮操作，看清明节黄山上万人拥挤的场面，知道那些措施是起到了作用。

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以总统为首的政客们，却是吵翻天也没有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个别封城还是整体封城，多严格的居家令为当，没病的人带不带口罩，人民都得不到权威的说法，直到疫情急惧恶化如“世界大战”来临，整个国家这时才开始慢慢地向这些简单的防范措施拥抱。这个人才济济的高科技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真使人费解。藏在口罩后面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逻辑呢。

特朗普总统的想法，确实代表了美国的一种民意思潮。相当不少的美国人对戴口罩抱有十分排斥的态度，我们在与美国人的日常接触，和媒体报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口罩是生病的人所用，与健康人无关。和不少美国朋友交谈中，他们也认定了这种想法，有人还流露出，健康人戴口罩是一种懦弱的，无病呻吟的精神状态。看到的美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前一段有些愿意戴口罩的亚裔，出门都不戴口罩，以此来“融入主流”。然而，当疫情泛滥日益严重，对人的生命的威胁日益明显的时候，戴口罩的美国人越来越多，最近还看到执法警察把不戴口罩的人强行拖下公交车的报道。

美国人对戴口罩的抵触，应该理解为美国国民性的的一种表现。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长期受同一的文化影响，在思想、感情及行为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反复出现的特征。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文化的影响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那里的人民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都有其形成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美国人对口罩的抵触情绪，可以追朔到以下一些原因。

1．美国地大物博，地理上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隔绝，使美国人有一种地理上的安全感。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也确实从未经历过无病时需要使用口罩的情形。

2．美国引领世界的骄傲，特别是二战以来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滋长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盲目优越感，因而对自己的理念特别看重，轻视来自其他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习俗。

3．对法律尊重，对政客厌恶，使美国人始终有对政府权威抱有怀疑态度。

4．美国是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国家，法律，文化，都认定和宣扬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当需要为公共利益而牺牲一些个人利益或习俗理念时，会有阻力。

这些因素在美国已存在几十年，百余年了，足以铸就人民性格中的某种稳定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国人的国民性之一，自大的个人主义，这次表现出来的大众对戴口罩的抵触情绪，可以认为是这种国民性的表现。

二．口罩在中国

中国人对口罩有感情，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体会。我曾长期在中国南方生活，每年冬天，大衣口袋里总放着一只口罩，我记得开始是父母要求这样做，后来自己也愿意。口罩的作用，一是预防感冒，二是作为脸部的保暖用具。那时人们对流行性感冒没有概念，也没有谁来预告流感来了没有，只是大家都认为，戴口罩可以防护可能存在的流感，用很小的代价增加一项免病的措施，何乐而不为。其实口罩当时最重要的功能还是用作保暖。冬天走路或骑自行车时，戴上个口罩确实好受多了。这是南方人的感受，北方人对口罩的态度更亲密，君不见北京北海溜冰场上，大多数人是戴着口罩溜冰。更有一种说法，认为戴上口罩，人的形象会显得要好看一些。所以，只要买得起，大家在冬天都愿意备几只口罩，人们更多是把口罩作为一种特殊的穿戴物。近些年，中国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我相信这种传统的习惯不会丢失。谁又会知道，有一天，摧残世界的呼吸道瘟疫肆虐时，中国人的这种习惯得到了好的报应。

戴口罩的习惯，或对戴口罩不排斥的心理，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当呼吸道流行病出现，不但政府一呼而百应，很多人还会自动使用口罩。就像天凉了，有人听别人提醒而加一件衣服，有人自己就会拿一件衣服披上。在中国，政府动员人们用口罩阻隔病毒，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会像在美国有这样大的阻力和代价。

戴口罩这种习俗的形成和严峻的自然境况有关，相信任何民族的人处在中国的情况下，也会自然地接受这种方法，因而对口罩的态度不会引起社会张力。中国人对口罩的态度，似乎不必用国民性来解读。

三．中国人的国民性

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呢？对此，很多中外学者都有广泛的讨论，鲁迅，柏杨的言论影响最广，这里不多叙。有一种观点，用来描述七十多年来，愈来愈见明显的中国人的一种国民性，我倒认为十分恰当。那就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是在批评中国大学的教育结果时，提到这一概念，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或者和中国各界人士有过认真接触的人，难道你不感觉到，精致的利己主义，现在已经不是大学生的问题，而是中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具有的共性，成为了一种国民性。说也巧，这与上面提到的，美国人自大的个人主义的国民性正好遥遥相对。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贬义词，因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种根本的人性。不过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个人主义，崇尚的是个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因而存在为精神满足而牺牲物质利益的可能性。这个概念用于典型的美国人，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在美国，社会舆论和个人实践都表明，物质利益不是唯一的追求，不少个人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碰的头破血流而心甘情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利己主义则更看重物质利益，理想主义淡漠，或表现为不愿意失去任何个人利益，这是不是用来描绘当下中国人的理念和行为更为恰到好处？

关键是“精致的”这个形容词，其含义相当深远。它揭示了中国的权力和民意的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今，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混合体。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和利益集团为中心的君主制下的超级资本主义，这里用的“超级”，并不是说它的资本产生和积累的能力，而是资本的压榨能力。国家的权力掌握在极少数的顶层利益集团手中，在这个集团斗争和妥协中出现的头面人物，行使封建君主的权力。成熟高效的权力网络，从上直达最低层，其统治的目的只有一个，永远掌握权力。为达到此目的，国家（党）向人民宣传和要求三种标准意识：绝对忠于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虚构的道德标准。其中，已不具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政权正统性的一块招牌，虚构的道德标准是控制大众思想的麻醉剂。然而，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见到的，却是一个以金钱利益为主导的，极端自私的社会环境。国家利益集团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以他们的行为，从上到下为大众树立了自私贪婪的表率。中国目前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已不是马克思时代的劳资关系，更不是美国这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它的剥削更高效，更残酷，纪录片《美国工厂》真实记录了这种事实。制度性的腐败侵蚀全社会，从高官到底层民众，无一不清楚。掌权者宣扬的三种标准意识，虽然没有人相信，但它被强迫成为这个国家的正统思想和道德标准，它影响着个人的实际利益，例如，晋升，上大学，获得经济利益，都以这些标准意识为控制条件。除非你离开这片土地，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不情愿地履行这些标准意识，就必须成为两面人。这个道理，不光大学生能体会到，整个社会的各阶层无不深有感受并认真实践。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众一套，背地一套，成了这个社会的生活哲学，成了在这个社会生活得好的窍门。于是那里开展了一场全民的比赛，看谁的利己主义做的更精致。

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因应中国特别的国情，一步步形成的。它旨在放弃正常人的伦理原则道德追求，以掌权者要求的标准意识为掩护，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终极目标的高度的实用主义。为了利益，可以伸可以曲，可以用任何面目伪装自己。精致的利己主义毁坏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其结果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来。

当然，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多种的国民性，如美国人的乐观精神，守法，重视享受，中国人的勤劳，节俭，隐忍，等等，以上讨论的只是中美两国国民性中的一种而已。

四．中国人的国民脾气

我们说一个人有某种性格，那是指人的一种长期，稳定的特质，它是在漫长的文化熏陶中所形成的。而人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脾气或者性情，它们则是相对短暂的，易变的，这有人的内在原因，亦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世人都看得清楚，在这几十年间，作为一个整体，中国人的情绪波动十分显著，缺乏一种稳定的心理和道德支撑。人们不会忘记，批判检举右派的认真，搞“三面红旗”的积极，文革山呼万岁的疯狂，批邓批林批孔批四人帮的义愤，打鸡血针和做气功的信仰，全民经商的热情，对“一尊”天朝歌功颂德的一本正经，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几千万，几亿，上十亿人口整整齐齐的集体行动。年轻时看到几亿人衷心祝福毛泽东时，我想，如果意念真是一种存在的实体，上帝会不会感概地球上这样多生物的共同意念而开恩，让他真正地万寿无疆了。

然而，中国这些庞大的生物实体和精神状态的运动，并不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倒可以理解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脾气。因为它们是统治者政治角斗的呐喊，和治国理念的机会主义，在大众中的反映。它们是浮在表层的，是被以生活资料为筹码而煽动起来的情绪性的东西，它们大部分并没有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根基，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般几个月，几年，十来年，一波去了，又被下一波代替，永远没有完。

我记得生活在中国的时候，最感到恐惧的，是一个“提法”的概念。“提法”这个政治词汇，超越了法律，社会规律，人的认识逻辑。它代表的是权力的掌控者揉捏世界的随意性，它常在全国范围内搧起不同的国民脾气。一个“提法”来了，就像天神临世，所有的行政措施，思想意识，经济动作，都要重来一遍。我记得，50年代末亩产万斤的浮夸风，是中央以“跃进”代替“冒进”的“提法”催生的。80年代的气功热，来自国防科委科技主持的“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一些“提法”，会上有结论：“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现已为公众所证认。”90年代的全民经商，当然是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后，泄露出来的“提法”所搧起，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西方民主国家，我们很少观察到类似的国民脾气。就拿美国来说，也经常也有全国爆发的运动和潮流，如越战时期国内的反战运动，1992年洛杉矶的暴动骚乱，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等等，这些都是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或经济事件的反应，体现的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某些社会事件引起的民意爆发，而不是政权的有意运作或误导。在一个政治稳定，具有一定价值观念的社会，随风而起国民脾气要小得多。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