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在与中国旅俄商业人士对话会上的一番发言轰动世界，也引起国内自媒体的巨大负面反弹。前一天，新闻报导瑞典关闭了所有孔子学院、多半城市结束与相应中国各地的友好城市关系。这两个事件很容易让我又想起发生在一月份、很快就被新冠肺炎爆发掩盖了的一件大事。

    2020年1月8日，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此次专访时间很长，这里根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官网1月17日登载的内容择要引用如下：

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就媒体的作用和瑞典媒体涉华报道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

1月8日，桂从友大使在使馆就媒体的作用和瑞典媒体涉华报道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

问：今天想与大使先生讨论媒体的作用。您认为媒体的作用是什么？

桂大使：我认为媒体的作用是在人与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架起交流、沟通、理解、合作的桥梁，发挥积极作用。为此，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应当遵循以下准则。第一，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能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第二，要传播友好、友善、团结、合作，而不能煽动敌对、仇视、仇恨；第三，同其他任何行业一样，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问：您如何描述中国媒体和瑞典媒体之间工作方式的不同？

桂大使：瑞典媒体如何报道瑞典国内事务，我们不干涉。我们关注的是瑞典媒体如何报道中国。我们注意到，瑞典一些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在涉华报道中违反了上述三条准则。比如瑞典有媒体总是无端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他们凭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全体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理应受到包括瑞典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你应该注意到，中国政府、媒体和人民从来没有无端地批评指责瑞典政府、媒体和人民。而瑞典有些媒体总是批评、指责、抹黑中国…..瑞典一些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总是无端指责攻击抹黑中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制造煽动对立、仇恨、隔阂，不知道他们用心何在……

问：我与不少瑞典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交流过，他们批评中国使馆试图影响他们对华报道的方式。您对此有何评论？

桂大使：我们当然希望瑞典一些媒体和媒体人士改变他们无端批评、恶意攻击、抹黑指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报道方式。……希望他们表现出对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起码的尊重，不要试图干涉中国内政。我经常看到瑞典一些媒体和媒体人士发表恶毒攻击中国党和政府的言论，不禁让我产生一个联想：一个48公斤级的轻量级拳击选手，天天跑到一个86公斤级的重量级选手家门口叫嚣要打擂台。86公斤级的重量级选手出于友好善意和保护这位轻量级选手的考虑，劝他离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但这位轻量级选手不听劝，执意要打擂台，甚至闯到这个86公斤级选手家里来了。你认为这位86公斤级选手有什么选择？……瑞典一些媒体指责中国没有人权。中国有14亿人，他们应该到中国看看中国人民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中国每年有超过1.5亿人次出境游。如果中国真的像瑞典这些媒体说的那样没有人权，中国游客出境游后还能高高兴兴回国吗？我们难以理解那些批评中国没有人权的媒体和记者是怎么捏造出这个结论的，不可思议！

问：如果48公斤级的轻量级选手继续抹黑中国政府，会有什么后果？

桂大使：首先，我们会继续友好地劝他离开，因为他的挑衅会伤害到他本人，而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

问：《快报》文化版主编称大使先生就桂敏海案对瑞典政府的评论是在发出“威胁”。您如何评论？

桂大使：就是这样一个在瑞典和中国身负罪行的罪犯和嫌犯，瑞典一些媒体和人士却借此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干涉中国执法部门依法办案，这些人难道不是法盲吗？！瑞典政府为这些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人站台，庇护、怂恿他们，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极不友好的行为，当然要承担后果。问：作为瑞典一项传统，瑞典媒体不习惯政府对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施加影响。您对此有何看法？

桂大使：中方从不干涉外国内政，从不插手外国事务。中国媒体、人民从不无端批评外国媒体、政府。

……

问：瑞典一些媒体的编辑部称使馆给他们写信，试图影响媒体新闻报道的内部程序，干涉新闻自由。您对此怎么看？

桂大使：他们拒绝我们的善意和去中国亲眼看看的邀请，不和我们交流，总是躲在办公室里批评、指责中国，还不允许我们对他们提出批评吗？这是什么逻辑！就像我们今天面对面，如果我一开始就居高临下、无端恶毒指责污蔑你，你会作何反应呢？……希望你和你的同事能多到中国看看，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普通民众，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

问：……《瑞典日报》有驻华记者，《快报》也希望向中国派驻记者，但是使馆拒绝发放签证。为什么会这样？

桂大使：我们欢迎瑞典记者到中国客观报道，但他们首先要摈弃对中国的偏见成见，改变错误的对华报道方式……而不是抱守对中国的偏见成见、带着有色眼镜和放大镜去中国找问题。……

    从这篇访谈里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官员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和西方媒体基本上是在两个坐标上，因此对起话来，用流行语说就是鸡同鸭讲：比如说桂大使说“媒体的作用是在人与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架起交流、沟通、理解、合作的桥梁，发挥积极作用……要传播友好、友善、团结、合作，而不能煽动敌对、仇视、仇恨”，而西方新闻学却认为媒体的目标是发现“人咬狗”；比如桂大使说对中国的批评就是“无端批评、恶意攻击、抹黑指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制造煽动对立、仇恨、隔阂……缺乏对14亿中国人民起码的尊重”、就是“试图干涉中国内政”、就是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西方新闻界却认为批评与揭露问题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恰恰是一个有国际视野媒体的责任、义务、道德和良知；比如桂大使说瑞典公众为本国公民桂敏海发声是“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和中国依法办案”，瑞典政府没有“友邦惊诧”地按照腾讯“影响国与国关系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规定加以惩治就是“为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人站台，庇护、怂恿他们，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极不友好的行为”、就必须承担后果，而西方媒体却认为政府干预新闻对另一个国家的报导自由纯属天方夜谭；比如桂大使说政府部门对批评自己的媒体进行教育、训诫、警告直至惩罚是天经地义，特别是在它们居然敢于“拒绝我们的善意和去中国亲眼看看的邀请，不和我们交流”、不给面子的情况下，而西方媒体却认为大使先生您神经没错乱吧？比如桂大使说如果瑞典记者不放弃自己的成见、不按照驻在国喜欢的方式进行报道就不该被允许入境，而西方媒体认为跨国报道是现代文明的交流方式、记者该有独立见解、外派记者没有义务为所在国唱赞歌；等等。

在这种“我说前门楼子，他说机枪头子”的情境下，桂大使说：“我们难以理解那些批评中国没有人权的媒体和记者是怎么捏造出这个结论的，不可思议！”我相信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也许是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也许是文明优劣的剧烈冲突；但不管是什么，既是无奈，也是无妨，更无关紧要：外交工作，本来就是虚与委蛇、笑里藏刀、暗渡陈仓、兵不厌诈、虚虚实实、口蜜腹剑；所以“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的王熙凤是第一流的外交家。当然王熙凤是百年不世出的，在“世上再无王熙凤”的情形下，退而求次之，二战时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和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型的也是不错的选择。唯一不能要的，就是“将军外交官”和“将军大使”。

                                第一流外交家王熙凤图像。

后排左三为二战前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他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德国已经向苏联不宣而战。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二战时日本驻美国大使，一个地道但却追求日美亲善的将军大使；在太平洋战争前主持日美谈判，成为日本政府掩饰突然袭击的工具。

“将军外交官”的特点是爱国情殷、报效意切、天性好战，以致总是挥舞着战旗高喊“向我开炮”，所以他们擅长的应该是冲锋陷阵而不是折冲樽俎。你看桂大使以一国驻外最高外交官之尊、在全世界公认最文明的瑞典、面对最自由无忌的电视媒体，暴怒之下、报效之间，不但用了“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煽动敌对、仇视、仇恨”、“无端批评、恶意攻击、抹黑指责污蔑”这种市井匹夫语言，而且连中国今天都很少人听得懂、但在桂大使那个年代他耳熟能详而绝大多数人不寒而栗的文革语言“恶攻”——恶毒攻击，都习惯成自然的脱口而出了。当然，最精彩的是桂大使那段注定能名垂国际关系史的教科书式的大国宣言：

我经常看到瑞典一些媒体和媒体人士发表恶毒攻击中国党和政府的言论， 不禁让我产生一个联想：一个48公斤级的轻量级拳击选手，天天跑到一个86公斤级的重量级选手家门口叫嚣要打擂台。86公斤级的重量级选手出于友好善意和保护这位轻量级选手的考虑，劝他离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但这位轻量级选手不听劝，执意要打擂台，甚至闯到这个86公斤级选手家里来了。你认为这位86公斤级选手有什么选择？……（瑞典记者问：如果48公斤级的轻量级选手继续抹黑中国政府，会有什么后果？）首先，我们会继续友好地劝他离开，因为他的挑衅会伤害到他本人，而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说桂大使可以彪炳千秋，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里的几万个大使中，像桂大使这种铿锵向阳花兼奇葩，绝对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无法想象，如果在看了《环球时报》之后，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愤怒地给胡锡进写信抗议、在中央电视台直播里大飙美国最黑暗年代的谩骂词语，那成何体统？而桂大使的本领就在于：他这样讲了、做了，至少我们中国人看了、听了感觉非常自然而且为之喝彩。

当然，如果桂大使在提出上面那个“中国之问”前，能预先更周到地考虑到在这个他并不完全理解的世界上，就是有要以卵击石的人、就是有要击鼓骂曹的人、就是有要飞蛾扑火的人、就是有要以身试法的人、就是有想挑滑车的人、就是有想斗风车的人、就是有想做雄阔海的人。那样，他就可以自问自回地给出个更加响亮的答案来了。

前面提到的《环球时报》，于2013年2月20日刊登了下面这篇报导（作者：罗万卡里克，王晓雄译）：

《澳大利亚人报》2月19日文章，原题：警惕崛起中的中国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本新作中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格拉汉姆阿莉森等人所著新书《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中，李说中国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对东南亚，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新加坡对这个问题不确定。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或越南都不确定。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

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中国须避免犯下德日曾经的错误，“我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

看了这篇文章，你会几乎觉得桂大使简直像是蓄意在为李光耀的反华论调做背书，或至少像是桂大使受了李光耀的启示在“洋为中用”、在使用“老娘偷了几个姓王的你问的是哪一个”式的脱敏治疗法——不同的是，他的对象早已不再仅仅是东南亚，而是整个世界。

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草创粗率，一时间外语类学校不足，不得不调用一批面目和蔼的将军们出任驻外大使，也就是中国至今自豪的将军大使。他们中有姬鹏飞、耿飚、韩念龙、黄震、袁仲贤等等近二十人。这批将军成为大使后，学外交、学礼仪，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专一行，去掉土气和戾气，再也不掺和战略和战争，更不天天喊打喊杀——虽然他们有的后来还保留着军衔。他们是真正的将军大使，比今天那些不安于室的冒牌货们不知高明出多少倍。在今天专业化分工愈来愈细、外语院校越办越滥、高校毕业生严重过剩和就业难成为了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实在不该也不用再劳驾那些文武双修的全能者做“将军大使”了——宁可选择一批好武成癖、血气方刚的大使从灯红酒绿、香肩摩踵的宴会上去到猫耳洞里统兵布阵、枪林弹雨，做“大使将军”。

韩念龙，早年任三野三十三军政委、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建国后历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桂大使的前任驻瑞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

“将军大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绛侯周勃的“厚重少文”——人实在，但书读的太少；加之平日里只顾打熬气血、枕戈待旦，虽为读书人结果却分身乏术、不学无术。比如桂大使说：“瑞典有媒体总是无端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他们凭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全体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理应受到包括瑞典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而瑞典有些媒体总是批评、指责、抹黑中国…..瑞典一些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总是无端指责攻击抹黑中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制造煽动对立、仇恨、隔阂，不知道他们用心何在”。这就看出功底来了：桂大使明明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年代里成长起来的，理应受过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与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们“无端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恶毒攻击、批评、指责、抹黑中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制造煽动对立、仇恨、隔阂”，这是他们阶级本性的必然，哪里还需要问“凭什么”？桂大使居然还能问得出“是何居心”，这也太实在、太“厚重”、太“少文”、太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了吧？

周勃，西汉太尉、相国、右丞相，被封为绛侯。汉高祖称他：“厚重少文”。

“将军大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粗犷草莽、事不萦怀、口不经心、易授人柄。比如桂大使说：“中方从不干涉外国内政，从不插手外国事务。中国媒体、人民从不无端批评外国媒体、政府”，桂大使恐怕忘了：遥远的从新中国开国立业的第一天起，就高举和怀抱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一切反动派”、“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旗帜和壮志，今天的《环球时报》更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最近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网上又正式公布了一篇惹得法国大噪、国会沸腾、外长抗议的贬损法国抗疫事实的官方文章；比如桂大使说：“希望你和你的同事能多到中国看看，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普通民众，听听他们的想法”，瑞典媒体固然不可能深谙中国国情，但桂大使长居国外，看到的都是北欧的童话世界，难免“总把他乡做故乡”，即便回国，也是悬浮在食物链上端，对世情民意的知晓和瑞典媒体比起来恐怕也是五十步之笑；比如桂大使说：“他们应该到中国看看中国人民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中国每年有超过1.5亿人次出境游。如果中国真的像瑞典这些媒体说的那样没有人权，中国游客出境游后还能高高兴兴回国吗”，没人否认中国有很多人活的很幸福，比如桂大使和桂大使熟悉的那些人，但很多人活的并不像桂大使和桂大使想象的那么幸福，更多的人不管在桂大使的眼里幸不幸福但他们自己的幸福感并不强，另外1.5亿人出国又回来了，是否高高兴兴没人知道，但回不回来与高不高兴没有关系，桂大使身为驻外大使，再将军、再不学无术、再怒目金刚，只要不是装傻，就应该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吧？

“将军大使”的这些特点，使他们一系列英雄儿女般行为的效果就打了折扣、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简直成了自杀性爆炸事件。果然桂大使谈话翌日就被瑞典外交部约见抗议、再后被瑞典议员动议驱逐、三个月后瑞典关闭了所有孔子学院和多半城市结束了与相应中国各地的友好城市关系。而他的费尽唇舌，打动、感化、教育、提升了瑞典电视台了吗？就在当月28日，刚满10天，瑞典电视台再次播出“恶劣涉华内容”、“散布无耻谎言”、“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毫无理性，发泄、散布仇恨和敌视”，显示了其有恶劣前科的“不道德、反人性”的“丑陋嘴脸”，让中国大使馆不得不没完没了的再次恶行循环的谈话抗议。当然，桂大使并不真傻，他的独奏牛虽然没听进去，马——国内外交部却听在耳里、记在心头：“将军大使”毕竟还是大使，金庸笔下铁骨铮铮、一根肠子的铁血将军赵良栋怎么比呀！ 

2015年八月那个炎热、惶惑、艰难和百转千肠的晚夏里，我类似鲁迅笔下高尔础心中的马克思一样，在家事的水火煎熬中断断续续地写成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改弦易辙》上半部分。虽然下半部分一直懒得提笔再写，但好长一段时间我仍然抱着补天填海的幻想。不料的是，形势比人强，从那之后的将近五年里，政局愈发糜烂，环境和我、或者说我和环境已经渐行渐远，实在没有续貂的必要，而那“上卷书”，恐怕也要毕生藏于深山了。在那篇文章开始，我用很长的一段文字和证据，论述了外交官群体是中国各个领域专业人员中水准最差、职业能力最低的一群，比起西方外交从业者更是幽冥两隔；并分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现存的职业外交官大多出身于语言专业，属于翻译办外交的同文馆水平；剩下一小部分国内正经国际关系或者外交专业出来的，他们接触的学科体系也只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级别的——当然还有更等而下之的金灿荣一类的野狐禅。既然自暴自弃成这样的难以救药，我想那就请诸位驻外外交官们谨言慎行——特别是在不同于以往驻外大使只承担敦交睦邻职责而不替代外交部发表宣言的今天；而且以你们的水平尤其不要和外国的电视、报纸打交道，言多必失：而你们在外国人眼里代表中国政府，在外国的中国人眼里代表中国。

    这几天老有中国外交人员被问到如何看待欧美要求和中国一起调查新冠病毒来源一事，这里面驻欧盟大使水平最高，他的回答可简化为：“呵呵！”耿爽的回答简化是：“不好吧，没这个必要吧！”驻英国大使的回答简化是：“调查？你什么意思呀？”驻法国大使的回答简化是：“你没事找茬儿，是吧？”；驻澳大利亚大使回答简化是：“你要调查我就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