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量“吓人”的消息，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交接之际，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０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不但毫无松动，且又雪上加霜。美国侵越战争继续扩大，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苏联挑起的“珍宝岛事件”。战争的危险似乎已日益迫近，而此时，我国国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九大举行。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九大后，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宣布了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判断和命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很显然，“军~委办事组”认定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毛泽东并未因当时由黄永胜领导的“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所提供的大量“吓人”消息而绝对化地考虑战争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冷静的。针对世界局势的新变化，毛泽东自有他的想法…… 四老帅领命“定期座谈国际形势” 还在“珍宝岛事件”和九大之前，毛泽东就在考虑对外战略调整的事情了。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此时，叶剑英７２岁，聂荣臻７０岁，陈毅和徐向前都是６８岁。 与林彪集团相比较，四位老帅更谙熟外交与国际事务，因此他们的观点相比之下会更稳健，更成熟。毫无疑问，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四位老帅参与大政决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九大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１９６７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一直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四位老帅当时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 为此，周恩来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的思想不要被框住。 “‘四个老家伙’，不开‘神仙会’，来个‘自由谈’……” ６月７日下午３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 陈毅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我们四个老家伙，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 稍停，他接着说，“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开场白讲完，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虽然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３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 从６月７日至７月１０日，他们进行了６次共１９小时的讨论，并写出了第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报给周恩来总理。 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报告指出，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 报告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在后来延续了１０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美国、苏修都向中国暗送秋波” ７月１１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则是大肆攻击中国。 ７月２１日，美国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７月２５日，尼克松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从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７月２６日，尼克松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 ７月２６日这一天，同时还发生了两件有意思的事：一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二是西哈努克派人会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信中说，中美“２０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对此立即进行了仔细研究。 叶剑英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同时，曼斯菲尔德乘美、柬复交转来信件，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 聂荣臻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１８０度大转变，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 徐向前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 陈毅说，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 但到了８月１８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曾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 针对上述情况，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虽然如此，四位老帅还是反复研究了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 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 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 ９月３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参加葬礼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首都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会谈。 ９月１３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四位老帅认为，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 可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紧张起来。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派特使去美迷惑罗斯福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９月１７日报送周恩来。 为打开中美关系，陈毅提出“不合常规”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指出：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但是，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报告还列举了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接着说，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并想将这些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从７月２９日至９月１６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１０次共２９个半小时的讨论。 以后的事态发展，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更加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两项决策：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曼斯菲尔德访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两项决策预示了毛泽东新的重大战略步骤的出台。经过深思熟虑与慎重的外交接触，毛泽东断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打开，缓和了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了长期的孤立状态，重新走上广阔的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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