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延誤終極真相！“法規眼”挑刺決策機制④

文：格致夫

中國自40餘年前實施改革開放基本國策，伴隨着大力推行幹部年輕化，同時開啟的還有“專家治國”之路的探索與實踐。那個時代，鄧“總設計師”一個最有影響的講話叫做“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而此後一項最具全局意義的根本性制度改革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

而習時代與鄧時代相比，一個最大質變正在於其明顯左轉——完全否定了鄧的“黨政分開”，並以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法理上）重新確立了中共領導一切的基本原則，就實質而言，一點也不必鄧時代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弱！

好在“專家治國”這一條成為任誰也無法撼動的共識和常態！而這一認識同樣體現在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相關法規中。

換個視角看，在武漢防疫抗疫前期延誤這個重大錯誤上，除了需要弄清地方政府的責任，假如不涉及國家專業部門層面的責任，不僅僅是不公平的問題，對真相的還原亦將是不完整的！

而國家級專家組始終處於這場疫情的輿論焦點中，這個不可小覷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更與國家層面的決策和舉措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正是本篇題中之意。

（四）專家諮詢委員會與應急處理專業技術機構的角色

4.1）衛生、防疫及突發公衛事件相關法規的規定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和省級衛生行政部門負責組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諮詢委員會。

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衛生監督機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的專業技術機構。在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要服從衛生行政部門的統一指揮和安排，開展應急處理工作。

按照國務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突發事件發生後，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專家對突發事件進行綜合評估，初步判斷突發事件的類型，提出是否啟動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的建議。”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CDC）發現傳染病疫情或接到傳染病疫情報告時，應當及時採取多項措施，包括下列兩項主要措施：

（1）對傳染病疫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根據調查情況提出劃定疫點、疫區的建議，並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疫情控制方案；

（2）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對疫點、疫區進行衛生處理，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疫情控制方案，並按照衛生行政部門的要求採取措施；

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指定的突發事件應急處理專業技術機構，負責突發事件的技術調查、確證、處置、控制和評價工作。

從上述這些規定中，不難有一個基本判斷，相關領域專家在這場特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有明確規定：

“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衛生行政部門(1)組織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和衛生監督機構開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調查與處理。(2)組織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諮詢委員會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行評估，提出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的級別”，等等。

4.2）1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傳出的重要信息

我們從該發布會上傳出的各種信息，可以基本了解疫情發生初期，國家層面做出的重要決策和採取相應舉措的基本情況。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2019年12月30日，我委獲悉湖北省武漢市發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一時間派出國家工作組和專家組，實施國家和省市聯動，指導支持武漢市全力做好疫情的防治工作。”

這幾句話看似簡單，透露出的微妙信息量卻足夠大！“獲悉”這個詞就很講究。它背後的暗示是，儘管從12月上旬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已經在武漢持續出現，但直至12月30日之前，並沒有武漢任何單位或個人向國家衛健委報告疫情！本系列第2篇中已經提到相關細節：國家衛健委12月30日終於“獲悉”湖北省武漢市發生疫情，是來自中國CDC主任高福的偶然發現和連夜報告！這才有衛健委連夜部署，次日（12月31日）即派出國家工作組和專家組奔赴武漢的事實——堪稱令人驚異的高速度高效率。

這番話也就排除了國家衛健委在疫情發生初期存在任何拖延或行動不力的可能性。湖北和武漢兩級地方政府在疫情上報延誤這個明顯錯誤上，也就沒有任何可能甩鍋給國家衛健委或中國疾控中心（CDC）！並且，除了網絡直報系統本身，12月31日前武漢防疫抗疫任何責任亦與國家衛健委和中國CDC無關。

李斌還提到，2020年1月8日，中國初步判定疫情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後，立即組織研製檢測試劑盒，優化檢測方案，加強病例搜索、檢測和複查工作等。——這是在表揚國家衛健委屬下的中國CDC高福領銜的第二條戰線的工作很出色。

該發布會通報的信息還包括，國家衛健委於2020年1月1日成立由主任馬曉偉為組長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1月17日-18日，國家衛健委派出7個督導組，對河北、廣東等8個省份進行督導檢查，指導防控。後來又專門抽調機關幹部和專家組成多個督導組，進一步加大督導力度。——為國家衛健委自己臉上貼金的意味不可謂不濃厚，但他們的工作確實沒什麼軟肋可抓。

1月20日，習、李做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和救治，與世衛組織和外界保持密切溝通，防止疫情擴散。

4.3）衛健委專家組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未能透露的重要信息是，國家衛健委先後派往武漢的前兩個專家組工作並不順利，結果亦並不令人滿意，並構成武漢抗疫之戰錯失良機的重要原因！

衛健委派出的首個專家組成員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療與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李興旺、中日友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曹彬、中國疾控中心應急中心主任李群以及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等。其中，中國疾控中心專家9人，高福不在此列，更不是專家組組長。該專家組於2019能12月31日匆忙奔赴武漢。

他們的工作受到輿論特別是網民的諸多詬病。一個流行說法是，他們的主要心思並不在武漢疫情防控上，而是帶走了病毒樣本，拿到分析結果，就分頭忙着在國際專業期刊上發論文去了。據不完全統計，短短一個月內，他們在自然、科學、柳葉刀上共發表8篇論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月4日，第一個專家組表示：“從目前看，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該結論成為該專家組廣受詬病的一點。

此外，站在武漢和湖北省地方立場的微詞還包括，這些國家級權威專家排斥地方專家和一線醫生這些首先發現病毒者！為此，以金銀潭醫生為首，聯合協和，同濟幾家醫院醫生寫了一篇41病例分析論文《武漢市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臨床特徵》，於1月24日在《柳葉刀》發表，是關於新冠肺炎最早發表的論文，但該論文並非如訛傳的那樣，確認了人傳人。

值得注意的是，1月底，科技部下發通知，要求各科研單位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將精力放在攻關任務上，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這似乎印證了對首個專機組的詬病。至此，武漢“地方派”在與專家組“權威派”的暗戰中似乎占了上風。至少在公眾、特別是網民眼裡，專家們的表現乏善可陳，而武漢一線醫務人員更值得同情和尊敬。

1月8日，國家衛健委派遣第二個專家組赴武漢。值得注意的是，據新華社消息，1月7日北京召開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有理由認為，這是因為該會議提出了相關要求，衛健委才於次日馬上採取這一行動。（依據來自《求是》雜誌2020年4月號全文刊登的習近平2月3日的內部講話。）

或許因為首個專家組留下的印象欠佳，當地對該專家組牴觸明顯，工作更加困難！一位第二批專家組要求匿名的成員向《財經》記者透露了內情。下面是一些要點。

——專家組不掌握真實情況？專家：“沒有告訴我們實情，從現在真實的情況看來，他在說謊。”

——武漢方面有沒有把當時已經掌握的信息完整地告訴專家組？專家：他們根本不合作，這是最主要的問題。當時我們討論的時候，我們讓他如實報。衛健委的領導當場就說了，“你們是不是懷疑我瞞報啊？”湖北省衛健委書記和主任後來雙雙被撤職。

——武漢方面聽取了你們的建議和意見嗎？我們專家組一致的意見是，疑似的、確診的都要報出來，我們臨走前都說好了。但第二天見報的不是這樣。新聞出來，地方上報出來的是41例，僅僅是實驗室方法確診的一批患者。

——你認為他們為什麼要隱瞞信息？這位專家拒絕猜測，但他表示：我相信在北京不是這樣，在廣東也不是這樣，在其他地方可能都不會是這樣。你看現在的防控就知道了。

——為何沒有發現“人傳人”？只要醫務人員感染，一定是“人傳人”，但是，我們並不掌握傳播鏈及醫護感染案例，所以就沒法得出“人傳人”的結論。

——武漢方面提供的資料里，難道沒有醫護人員是否被感染的信息嗎？專家：沒有。後來根據媒體報道，其實那時候已經發生了醫務人員感染的案例。人家不說實話，我們也沒辦法。因為很明確是屬地管理，國家專家組幫忙、指導、輔助。我們一直懷疑有“人傳人”，但就是沒有證據。

——《財經》記者：相比“人傳人”的問題，當時第二批專家組得出的“可防可控”結論引起了更大爭議。專家：當時專家組掌握的情況確實是可防可控。41個病人你說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你們把這個要寫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說讓它不防不控。問題是讓你防，讓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誰的責任？不防不控才是今天造成的這個惡果，而不是說可防和可控這個觀念造成的。

有一點不難理解，在初期階段，即使權威專家們也對新病毒缺乏足夠了解，再加地方不配合，這兩個專家組都未能得出該病毒人傳人的關鍵結論，或有可諒解之處。

但無論對決策者，還是對公眾而言，客觀上足以形成誤導和麻痹大意！從此後疫情很快大爆發的事實看，上述兩個專家組不準確的結論，再加上地方衛健委的隱瞞，客觀上均成為疫情防控延誤的重要原因！

1月18日，武漢衛健委疫情通報，新增確診病例59例，由前一天確診病例總數62例，猛增至121例，增加一倍！這應該是當天國家衛健委又決定派出第三批專家組赴武漢的主要原因。這次派出由6位科學家組成的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由鍾南山院士領銜。他們19日齊聚武漢指導、調研疫情防控工作。組員依次為高福、李蘭娟、袁國勇、曾光等。

但是，同日，武漢市疾控中心主任接受電視採訪，仍然強調，新冠病毒傳染性不強，已跟蹤的763名密切接觸者，未發現一人感染。

香港傳染病學權威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國勇教授接受財新網專訪時透露，他們到武漢時被安排到訪的地方可能是“示範單位”，答案似乎已準備好：“我們問他們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

不過，袁國勇指鍾南山院士異常尖銳，多次追問“究竟還有沒有？”，“究竟還有沒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們講這麼多的個案？”

反覆追問下才問出：神經外科有1個病人疑似傳染了14個醫護人員，只是尚未確診。

當被問到“你覺得當時他們對你們有沒有隱瞞？”，袁國勇回答稱，他在吃飯時看到一副市長“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們那時候應該已經知道出大事了，因為第三批專家都到了。”

袁又說，“但他們一直在強調，試劑盒是剛剛才下發到武漢，沒測試就沒法確診。”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近來受訪時表示，他和鍾南山院士等6名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19日上午前往醫院與醫生交流情況，下午的會議上專家組就“人傳人”問題進行討論，專家們一致認為，已經存在“人傳人”，“唯一的問題是‘人傳人’有多嚴重了”。

1月20日晚，鍾南山接受央視《新聞1+1》直播連線採訪時明確說：新冠病毒“肯定有人傳人現象”，並披露武漢已有14名醫護人員感染。

4月初，鍾南山關於相關情況是這樣評價的：“應該說17年前，我們的有關部門是有隱瞞的，這一次從中央政府那是完全透明的。記得我們匯報了以後，也就一天兩天，全國就採取行動： 第一是封住武漢；第二是全國的群防群治；第三是透明，要求所有的城市都要報疫情相關情況；第四就是強化對個體的檢測。”

值得一提的是，鍾院士就中國CDC現象發表過一個坦率意見：CDC特殊地位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地位太低了，這是一個技術部門。我們專家組的意見由CDC向地方政府報告，由地方政府決定如何處置！

其實，屬地管理原則是法律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領導傳染病防治工作。

縱觀國家衛健委委派的3個專家組的表現。例經20天才由鍾南山給出人傳人的結論，最高層才開始做出批示，顯然已經錯過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時機！不能說前兩個專家組沒有重要責任，但也不能說專家組有明顯的人為失職。除了地方醫療機構和衛健委隱瞞疫情，對一種從未出現過的全新病毒，短時間內對其傳染性等很難把握清楚，這也是一個客觀原因。

4.4）啟動突發公衛事件應急預案

在全國範圍內或者跨省級行政區範圍內啟動全國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由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報國務院批准後實施。省、自治區、直轄市啟動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決定，並向國務院報告。

《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提出的應急反應原則規定：“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事發地的縣級、市（地）級、省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按照分級響應的原則，作出相應級別應急反應。同時，要遵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結合實際情況和預防控制工作的需要，及時調整預警和反應級別，以有效控制事件，減少危害和影響。”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公告，宣布經國務院批准，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但按甲類防控——甲類傳染病僅包括鼠疫和霍亂。該法第四條明確規定：“對乙類傳染病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採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按相關法規要求，乙類傳染病按甲類管理，要求發現病例後2小時內網絡報告，對於報告信息，需要2小時內完成三級確認審核。根據相關法規，這也意味着各地、各部門和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可依法採取發熱病人篩查、確診和疑似病例的隔離治療、密切接觸者隔離醫學觀察，以及其他更加嚴格的防控措施，有效控制疫情擴散蔓延。

對於“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的，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採取強制隔離治療措施。”

該法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一切單位和個人，必須接受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有關傳染病的調查、檢驗、採集樣本、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如實提供有關情況。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不得泄露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資料。”

“對已發生甲類傳染病病例的場所或者該場所內的特定區域的人員，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實施隔離措施，並同時向上一級人民政府報告；接到報告的上級人民政府應當即時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

在隔離期間，實施隔離措施的人民政府應當對被隔離人員提供生活保障；被隔離人員有工作單位的，所在單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離期間的工作報酬。”

“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按照預防、控制預案進行防治，切斷傳染病傳播途徑，必要時，報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決定，可以採取下列緊急措施並予以公告：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劇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動；

（二）停工、停業、停課；

（三）封閉或者封存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公共飲用水源、食品以及相關物品；

（四）控制或者撲殺染疫野生動物、家畜家禽；

（五）封閉可能造成傳染病擴散的場所。”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甲類傳染病疫區實施封鎖；但是，封鎖大、中城市的疫區或者封鎖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以及封鎖疫區導致中斷幹線交通或者封鎖國境的，由國務院決定。”

一句話，包括武漢全城封閉在內，中國在這場罕見大疫中採取的所有行政舉措都是有法可依的！當然，不排除個別基層組織採取的某些個簡單粗暴做法確實有違法的情況發生。

至於海外不少人指責中國空前嚴格的隔離舉措是普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權利的行為，那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懂中國的相關法規，屬於無知者無畏的的瞎噴而已。

而直至1月22日凌晨，湖北省政府才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也就是重大級別突發公衛事件應急響應，由省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指揮。

而考慮到當時已經發現的感染病例數，顯然，沒有直接啟動一級應急響應的決策是錯誤的，此時，人傳人的結論已經明確。現在尚不清楚在其決策過程中，究竟被何種錯誤信息所誤導。

啟動該級別應急響應後，可以採取的措施包括：緊急調集和徵集有關人員、物資、交通工具及相關設施設備，進行現場隔離、疫區的確定和封鎖，保證應急處理所需要的物資經費。組織進行病人及其密切接觸者的隔離、病人救治和人員疏散，及時做好輿論的宣傳和引導工作，必要時可以請國務院予以支持，保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的順利進行。

1月22日，囯家衛健委疫情通報：國內24省（區、市）新增確診病例131例，新增死亡8例，累計收到國外通報確診病例9例。至此，全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571例，死亡17例。這應該是政府做出23日封閉武漢全城的主要原因。

但直至1月24日，在全國多個省級政府已經啟動突發公衛事件一級應急響應後，湖北這個疫情爆發地才由兩天前公布的二級響應調升為一級，即對特別重大級別突發公衛事件。此事湖北省政府顯然又慢了兩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