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忏悔与党性的控诉 ――读卢梭的《忏悔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 一．卢梭的《忏悔录》 1782年，卢梭去世后4年，他于1765年就开始写作的《忏悔录》正式在巴黎出版。这部滋养了像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等等思想大家，甚至被认为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有催生之功的著作的正式出版，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有人把书中令人难堪的坦白，说成是“丑闻式的成功”。12年后的1794年，卢梭获得了法国人所能的到的最高荣誉，他的遗体被安放到巴黎的先贤祠，那个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伟人们的安息之地。这位秉性孤傲，生时多与人不睦，树敌甚众，纠纷不断的平民知识分子，在法国，在世界的伟人地位，被正式确立，这是他自己也不曾想到的。凭什么？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 - 1881）说：“在面对巨大的困难时，卢梭既没有表现出排山倒海的气魄，也没有表现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但这却正是其非凡之处的真正体现。” 什么是卢梭的非凡之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说，是“卢梭思想中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发掘，对人性自由问题的关注”。 卢梭的《忏悔录》正是使他成为非凡的重要著述之一。 《忏悔录》是卢梭晚年写的一部自传，共12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坷坎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一反前人多在自传中为自己描金树碑的惯例，卢梭在书中把自己作为人的标本来剖析，他把自己的灵魂真诚地、赤裸地呈现给读者，其坦率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卢梭在书的开卷就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这样挑战世人，“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于是我们在《忏悔录》看到了卢梭的一切，除了那些他毫不掩饰的的优点，我们看到他的自私，他的不忠诚，他的欺弱惧强，他的势利，他的歇斯底里。然而，在卢梭的《忏悔录》中，不光真实地暴露了人性的两面，我们也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人世的灿烂与美妙，时时闻到人间的花香鸟语。卢梭那影响了一代代文人的笔触，沁润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人性，那不是殿堂上的神像，不是理想国里的君子，当然也不是地狱里的阎罗，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可爱，我们的丑陋。于是，我们更知道了自己，更知道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 二．韦君宜的《思痛录》 200多年后的1998年，中国的文坛名人，韦君宜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出版。这本书一上市，便是求者若鹜，一时洛阳纸贵，赞美之辞溢于中国内外，有人甚至把它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比。但这位中国体制内的文化高官（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19岁就把自己和执政党捆到了一起的知识分子的倾情之作，并未受到当局的礼赞，而且之后十几年中，此书不见再版，致使盗版书在地摊上火旺，其况如禁书。直到2013年，《思痛录》得以再版，增加了11万多字的内容。增加的内容更加重了原书中的痛楚感觉和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似乎不在世的作者变得更加勇敢无惧了。 韦君宜的《思痛录》，总共16章，每章都冠予标题。现把所有章节的题目列在下面，没有读过此书的人立即会对全书有一个基本的感觉。
第一章 “抢救失足者”，第二章 解放初期那么一点点运动，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第四章 我所见的反右风涛，第五章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第六章 “反右倾运动”是反谁，第七章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第八章 缓过气来之后，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第十章 当代人的悲剧，第十一章 忆大寨之游，第十二章 “取经”零忆，第十三章 那几年的经历，第十四章 编辑的忏悔，第十五章 十年之后，第十六章 记周扬。 《思痛录》全书基本以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和事件为线索，叙述作者自己在其中的境遇与思考，时间跨度40余年。如果说，韦君宜的一生都生活在一只颠簸的大船上的话，书中每一章都是构成这个颠簸的各个波峰波谷。韦君宜对自己的女儿说，“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虽有刀锯鼎镬，甘之如饴，那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比起这些后来经历了无数内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怀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学才是真正幸福和幸运的。”（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这是不是具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所选择的事业中“活不如死”的感概？《思痛录》从头到尾让人思绪沉闷，读着这一页，不知道下一页又会有什么灾祸飞来。作者除了倾诉痛苦，似乎无暇顾及其它，使人听到的是一种祥林嫂似的，在苦痛面前，无助的呐喊。然而在其背后，我们却无时无刻不感到一只无形的，作者也不敢正视的巨掌，在操控着所有的苦痛。
三．人性和党性 两部书都是杰出知识分子追忆过往经历和心程的回忆录，它们都是作者在最成熟的年龄阶段，付出了巨大努力而完成的作品，代表了作者的勇气和智慧。卢梭在欧洲教庭残酷追缴和迫害下，颠沛流离中花了5年时间，得以完成《忏悔录》。韦君宜更是带着病体，冒着各种风险，10年初作，10余年修改并为其出版而奔波，终于在1998年使《思痛录》在国内得以删减后出版。两位作者都有厚重的使命感，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是所处时代的娇娇者，有责任承担此任，希望用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心血，以警世人。 那么，这两部书给人的启迪相同吗？它们的不同又在哪里？ 卢梭的《忏悔录》是对人性忏悔，韦君宜的《思痛录》是向党性控诉。这就是两部书的根本不同之处。 人性，即人的本性，是人这种生物在他的生命循环中发展出来的心理属性，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有的标签，是这个世界上不同种族和不同阶层的人得以沟通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有人不承认这种普遍的人性的存在。例如马克思主义就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心理属性是完全不相同的。说通俗一点，马云，与阿里巴巴的一个下级员工，对世界，对是非，对道德的认知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点，因为，一个是超级资本家，一个是无产者,他们之间，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没有共同语言，只有殊死斗争的关系。更高调的阐述，如“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和结晶”，是“最高的人性”等等。其实，“伟大的革命导师”（或者是他的阐述者）是有意无意把党性和人性混淆了。 这里要探讨的党性，不仅仅是我们常常认为的那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派别的归属，而是更具广泛意义的，人后天发展起来的一种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我记得自己还是一个8岁小男孩的时候，父母不允许到街上去跟其他孩子们野，要在家里读书，写字。但同龄孩子们在门外的狂欢，恶作剧，实在是令人羡慕。有一天，那个打架最在行的孩子头，扁大鼻，在街上遇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他们，我表示了对家教的担忧。他说，只要按照他的办法做，保证不会出问题。和他谈话以后，我觉得生活有了希望，得到那种有了依靠的感觉。回到家，在一本一直舍不得用的崭新笔记本上正儿八经地写下，“扁大鼻说，1. 每天放学，先不回家，2. 告诉家里，说到其他同学家去学习，3. 发现家里人找我，他们吹口哨告诉我。”这个小小的孩子的团体，就是党组织的雏形。他们组织起来，不惜欺骗另一部分人（父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小孩在笔记本上所记下的，就是组织的纲领，党纲，他此时的心态，就是一个人对党组织的感受，以后在日常生活中控制他的行动的原则，就是党性。小头头扁大鼻，开始以玩耍把大家笼络在一起，熟悉后，便要孩子们从家里拿一些吃的东西出来，分一部分给他，这时候，党的腐败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党和党性的例子，不要把党看得有多神秘。 党，不过就是一群人，为达到一定目的，在某些条例的约束下，实施一种短暂的行动联合。党性，不过就是这个联合体为达到其目的所需的策略和要求，是其成员需具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管是为政治利益的，如共产党，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为经济利益的，如黑手党，传销组织，还是为兴趣而组合的，如合唱团，舞蹈团，旅游团，其本质都是不同形式的“党”而已。所不同的是，这个党，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所占的地位，可以用“党性强度”来衡量。党性最强的极端是，你生活是在一个党所控制的环境中，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不可能脱离这个环境。在那里，不管你是不是党的成员，你的思考方式，你的性格，总之，你的人性，必须用这个党的党性来置换。如果你怀疑这种置换，你会感到痛苦，就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所感到的那样，如果你反对这种置换，你就被消灭，像张志新的遭遇。党性最弱的极端是，你所置身其中的党，对你生命活动的影响微不足道，例如参加一个广场舞蹈队，如果你觉得遵守它的一些规矩使你很不爽，你可以潇洒地退队而去，这对你的整个生活并无大影响。所有其他情形，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西方的政党组织就是这种例子，你可以介入很深，也可以引身而退，把它的那套规矩忘得干干净净，因为你的生活还有其他选择。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人在他整个生命过程中，总会主动地，被动地，程度不同地参与某些党的活动，因而总有不同的党性因子进入人的机体。 人性和党性，产生的背景不相同，它们却交织在一起，体现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它们大体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及不同之处。 1. 人性是天生的，是自然形成的，党性是后天的，为达到一定功利目的而生成的。 人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就形成了对爱的渴望和珍惜；人感受四季交替，日月变更，便有了对自然的敬畏；人见证生老病死，经历痛苦，于是知道怜悯. . . ，这些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是那样的自然和顺理成章，这便是人性的由来。我们看到，人类出现以来，不管社会结构如何地变化，其中有些东西没有变，正是那些东西产生了人性。但是，如果没有启蒙者告诉你，你的经济地位不如那些富人，你要和其他穷人联合起来，去夺取富人的财产，大概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无产者的先进性”。如果没有上线告诉你，“二八定理”，“ABC法则”，大概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传销这档生财之道，这就是党性的萌生过程。 2. 人性基本不会有很大变化，党性永远在变。 到底将来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改变人的本性，在我们可以看见的时间内，是未知的。但在我们的知识水平和历史眼界之内，还没有看到人的本性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党性则不然。且不说不同的党有不同的党性，同一个党在不同时期的党性也大不相同。古代帝王创业时以同舟共济聚人，得势后诛杀群臣，现代的党在野高唱民主自由，掌权便崇尚独裁，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党，其纲领也是变化无常，完全为其追求政权的目标服务。 3. 人性是散漫的，柔弱的，持久的，顽强的；党性是集中的，强悍的，高效的，残忍的。 人性到底是“善”是“恶”，永远在争论不休。这个争论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不能使其争论的对象有所改变，也不能改变人的自发行为，问题是人的行为的社会意义。人性属于单个的人，因而它能发拙的能量是有限的。但人性的许多特点，会被党性调动起来，加以空前的强化。就像一块铁，放进磁场中，那些杂乱无章的铁分子被极化，变成一块具有强大能量的磁铁。这可以用求生欲望这种基本的人性来作例子。单个人的求生欲望，最多只能调动他个人的身体力量，来摄取物质，保护自己。人们一旦遵从某种意念而结成团体，这种团体的求生欲望就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可以做出个人所不能完成的事。那么，原来的个人的求生欲望和他在团体中的求生欲望与有差别吗？最主要的差别是，排除异己的强度。个人的求生欲望的影响是零散的，弱小的，它的排他性只表现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那些个体。对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来说，团体以外的人的求生欲望都不被理解和容忍，因而团体中个人的排他性，也必然成了对其他团体，阶层，阶级的排除。这应该就是那些“在了组织”的个人，出现“六亲不认”的行为的原因。 如果认为，是希特勒扭曲的人性写下了那段恐怖的历史，这是不正确的，事实是，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当时控制德国和德国人民的党性。从历史上看，党性在改变历史的进程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性比人性更能够成就大事，其代价是人性的牺牲。 4. 人性和党性的关系 人性像一个巨大的天然水源，它的周边有各式各样的设备和装置，这些设备装置就像是一个个的党，它们都有自身存在的目标和特别的运作要求。然而，每一个设备装置都无例外地需要从人性的水源中取水，利用人的某些思维和情绪特点，把人的能量引入其中，才能够运作。例如，广场舞队需要人的闲暇和自我表现的热情，来达到一部分人的娱乐要求；传销组织需要人对贫穷的惧怕，对财富的狂躁和孤注一掷的情绪，来满足组织者攫取财富的欲望；原始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党需要人们对财富不均的愤怒和对有产者的憎恨，从而用专政手段来到达一种所谓的理想社会。不管哪种情况，我们都看得到，那些原是自由分散的人性特征，被象征党的设备装置进行组织和调理，成为某种社会行为，或社会斗争的工具。 任何一个党创立之始，基本上都以人性作为出发点，以获取普通人的支持和参与。究其原因，不外两种可能，其一，那些党的组织者确实是以某些人性关怀为建党的初衷，其二，那不过是建党者深思熟虑的谋略。就拿上面提到的8岁小孩来说，他参加那个小圈子的初衷，是想满足自由和放开个性的愿望，那都是淳朴的人性的表现，而随之而来的对父母的欺骗行为，被控制后对组织者的顺从，不能不说是党性对人性的一种改造。不管怎么样，党性在个人个身上发挥作用，一定会伴随着人性的改造，使其顺应党的目标，这种事情很少有例外，原因很清楚，如果一个党的纲领与人性完全的重合，组织者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党？党对人性改造的强度，应该是与上面提到的“党性强度”成正比。有人认为，存在一种（一个？）这样的党，它的“初衷”和“终衷”就是为天下所有的人谋幸福，而不是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到目前为止，不得不说它还只是一种空想。 5. 道德和法律 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性中负面消极的东西，会对社会上其他人不利。道德和法律的真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正面的积极的人性，阻止负面的消极的人性而存在。然而，道德和法律在人间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常常沦为社会权力的仆人。例如，在高强度党性控制下的社会里，道德和法律也完全会成为党的工具，被党性所置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一些党性强度最高的国家里，法律把党，国家，政府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这种思维尊崇为人的最高道德。这让那些崇尚人性和法制的人难于理解，他们看到的是，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的，爱因斯坦那句名言，“国家是为人而立的，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明白了人性和党性的区别与联系，我们就会对卢梭的《忏悔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的价值和意义较为清晰。卢梭向世人暴露了那样多卑鄙的行为，为什么读后对他并不憎恨？韦君宜诉说了那样多痛苦，为什么对她并不怎么同情？因为人性属于每个人，人会对自己负面的东西感到理解和宽容。对绝大多数个人来说，党性并不具有持久不变的意义，一旦与它脱离或远离，人很容易认为它所造成的那些事件与自己无关。 四．卢梭为什么要写《忏悔录》 卢梭为什么要写《忏悔录》？仅仅是因为他想哗众于世，留名于史吗？卢梭在开始写作《忏悔录》时，已经完成了他一生中几乎所有重要著述，是一个成熟的成功的思想家。由于他的思想和为人的原因，他树敌甚多，以致1762年，巴黎议会查禁他的《爱弥儿》，并要逮捕他，一股社会潮流也在道德上对他进行鞭挞。但是他藐视公众社会的判断，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最聪明，最严厉，最公正的法官，这就促成了他用《忏悔录》来进行思考和辩答。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情况，在50多岁时，他已经非常富有，身体健康，事业到达顶峰，但他感到不幸福，怀疑生活的意义，因而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危机，以至于他把家里的绳子，利器都收捡起来，以防下意识的自杀。于是他写了《忏悔录》，探讨到底生活向自己隐瞒了什么，什么是生命的真谛。这些文化巨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人性：除了世俗的利禄名望，人想知道自己。知道自己，听来很容易，其实是相当艰难和痛苦的。虽然这种欲望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绝大多数人只能看着它像泥鳅般在眼前滑过，因为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一般都没有胆量，没有能力正视真正的自己，因而淡化了这种欲望。象卢梭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智力和成就的峰顶上，回过头来，拷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智力和人格的升华。 如何去知道自己？卢梭采用的方法是写作《忏悔录》。 “忏悔录”的英文，法文都是 “Confession”， 这个词是供认，自供，自白的意思，其中含有一种主动认错以避免原告进行揭发的意味。那么，卢梭在向谁认错，对错的标准在又哪里？我们知道，卢梭是具有宗教信仰的，但他的宗教信仰，本质上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他始终相信人有一种天然的良知，那是值得世人信任的。卢梭的《忏悔录》中忏悔的对象，忏悔的标准，就是那种人的天然良知，是那种正面的，积极的人性。 卢梭的《忏悔录》开创的以自我批判，内心日记为主要内容的自传体文学形式，无疑对他一生致力于揭示和剖析的人性，具有十分正面的影响。后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以此为圭臬，创作的无数佳作，丰富了文学，思想史的宝库，使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更趋完善和生动。 五．韦君宜《思痛录》的真正意义 韦君宜为什么写《思痛录》？要想从她的告白中找到答案，比较困难。她自己诉说的动机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为使党更兴旺发达，而献出的逆耳忠言。但是支持这个说法的观点却十分矛盾。例如她说，“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嚥菜，心甘情愿。真正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经历的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谁带来的灾难呢？从她在书中我们看到的，40多年残酷的运动，无一不是这个党的最高层发起的。她说她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但在生命的最后又不畏惧地宣称，“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何必胆怯？”在高强度党性的环境中，她不可能直言自己写作的真正动机。因此，这个答案只能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 从《思痛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韦君宜不像卢梭那样，有强烈的“想知道自己”的欲望，也没有表现出“想知道党”的欲望。她用她的才气和勇气，详细地，生动地，较为真实地记叙了一个接一个的悲剧情节，但从不探讨悲剧的真正原因。全书重复着同一种剧情模式，即莫名其妙地运动来了，莫名其妙地不理解，莫名其妙地被整肃，她和她所同情的那些人都永远跟不上党的步伐。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没有泯灭的人性。韦君宜书中悲剧的受害者，大多是具有良知，具有人之常情的人。例如他们对系统性的浮夸不理解，他们留恋民主自由，他们过于信任他人，他们还不熟悉党内的投机取巧，他们就想老老实实搞好自己的那点业务工作，他们认为除了党的利益之外，人和人之间还有可以信任和值得商榷的东西，他们对人诚恳，对党忠心，但有时有点骄傲 . . .，总之，他们的被整肃从不因为他们要反抗这个党，而是因为他们尚存的人性，使他们跟不上党的方针政策的急变，一个为政权而拼斗的机器，当然要把这些人碾碎。这就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 这个悲剧的根源是韦君宜无法去探索的。一个强大的党性机器中的个人，其渺小程度，其复杂程度，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难于想象的，就是读了《古拉格群岛》也难得到切身的体会。最真实的感受，属于那些长时期生活其中的个人，特别是受过这个机器的伤害，又用这个机器伤害过他人的人，韦君宜便是。在讲到一个“极普通而单纯的”老共产党员李兴华被迫害而最后病死，韦君宜感叹，“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真实地道出了在党所控制的群体中，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特点。你既然加入了这样的群体，或无选择地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就要接受党性对你人性的改造和置换，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你的人性犹存，它也只能和党性像水和油一般融混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自己也分辨不清。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所感觉的不公理性地追根寻源，辨明孰是孰非，何等困难。韦君宜就认为自己担负不起这个任务，她道出了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本书“还不可能完全说透”，二是，“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 然而，对党纪的恐惧，对初衷的失望，对人性扭曲的本能的抗拒心态，在一个受过充分教育的人的心中，终身会感到不安和痛楚。释放这种感觉的欲望，这也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性需求，而释放这种感觉本身，就只能是对党性的质疑和控诉。从《思痛录》中可以看到，几十年在党的生活中，韦君宜这种欲望从未消失过，只是深深藏于心底，不断地积蓄，在适当的时侯，也即在生命的末尾，在自己受到冲击的可能性最小的时候，才使那些质疑和控诉见天日。这仍不失为一个智者的勇气，称得上人类的一个“先进分子”的作为。 不管她自己认识到与否，我们可以看得到，韦君宜写《思痛录》的真正意义，是人性对于党性发出的控诉。 结语 纵观历史，那些发展迅速的辉煌时代，和那些落后残暴的黑暗年代，大都是和高强度的党性有关；而人类的长期进步，人类社会的稳定支撑，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靠的却是人性的土壤。人性和不同程度的党性，会同时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引导人的行为。被党性控制的国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他们的终极任务，就是要像揉馒头一样把人性揉进党性的面团，对那些屈强的，难于被其削足而适履的人性特征，他们就找出让其溟灭的啼笑皆非的根据，制造出那样多冠以莫名其妙的定语的社会学，哲学名词，像无产阶级的人性，布尔什维克的怜悯，社会主义的宗教，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 . . ，这就是专制社会中流传着那样多才思横溢的，在法制社会中被难于理解的段子，笑话的根源。然而也应该看到，党性在人类发展中的巨大能量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见证了高速发展的社会，也见证了极度黑暗和悲惨的社会，人性和党性，应该会为我们提供理解这些社会现象的线索。在一个崇尚人性的社会，如何巧妙地利用党性来促进社会快速和公平的发展，大概会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家的关注点。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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