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春桥 张维维 《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这篇访谈录，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颇有历史价值，值得人们阅读。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 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 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 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 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 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张春桥保外就医后的监视居住地)，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张秋桥，时为《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 一直到后来，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 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 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 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 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 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 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 · 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 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 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 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 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 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抓了四人帮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从北京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 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 但事实是，1973 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1968年上海“四 · 一二”炮打(张春桥)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 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 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 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 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 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 这篇对张春桥女儿的采访我以前看过，不知真伪，现在在微信群里浏览又看到。说实话，我反感。呵呵，这是出于自己的感情；我“文革”时是“狗崽子”，父亲“摘帽子右派”、“特嫌”；母亲“叛徒”，我能不是“下等人”吗？然而感情归感情，对“文革”要看其客观效果，甭管权斗的双方事后从主观愿望上如何解释。张春桥的女儿是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评价她的父亲。我认为情有可原，但意义不大。上面说了，我注重的是“文革”中张春桥的客观作用。 “文革”在我看来是毛泽东在精神病态的情况下搞的，完全脱离实际，可以说是极其荒谬的政治清洗运动。当时中国大陆社会也是病态的；民众愚不可及，被毛利用个人威望鼓动起来，那慷慨激昂的劲头完全是现代“义和团”。当时毛直接指挥“文革激进派”——也就是其后的“四人帮”的，到处“煽风点火”，张春桥极其卖力。他们这些人正如江青所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张春桥的女儿在这篇采访中所表述的，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张春桥和“文革激进派”在“文革”的的客观作用，也就是毛的爪牙。 毛搞“文革”到了后来，除了“四人帮”之流，全国人都怨声载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毛死后立即“变天”。“四人帮”这个政治派别从一开始就是空中楼阁。他们仅仅是毛的附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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