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由層次的實現

在前文“自由的層次”中，我提出“人的自由”的六個層次，即，人身的，政治的（包括國家主權的獨立，和政治權利兩個方面），財務的，社會的或公民的，和認知的。

這些不同層次的自由之間，有些自由是另一些自由的必要條件，譬如人身自由對於政治的，財務的，和公民的自由。沒有人身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的，財務的，和公民的自由。有些自由，譬如認知的自由，雖然是最高層次的自由，但其實現並不非得以獲得前五個自由層次為基礎。獲得了前五個層次的自由，也不必然會導致認知自由的實現。

要實現這些不同層次的自由，需要的努力會因人因時因地而異。

譬如，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起初是自由人相對於奴隸而言的。對當今世界大部分的獨立成年人來說，人身自由已經是與生俱來的事實而不用做任何個人的努力。但奴隸制雖然已經消亡，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和政策並沒有隨着奴隸制的消亡而銷聲匿跡。譬如毛時代的戶口制，曾把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淪為變相的奴隸。毛時代的農民要想獲得人身自由，難於上青天。譬如在獨裁專制統治下，自由人隨時都可能因為一句話一篇文章而被剝奪人身自由。

國家主權的獨立，也隨着殖民時代的終結和前蘇聯的解體，在當今世界的絕大部分國家都已經實現。

要獲得政治權利上的自由，包括參政議政，思想言論信仰結社的自由等，民享民有民治的民主體制是前提。在神權社會或君權社會，作為統治者的極少數人壟斷了所有的政治權利。絕大多數的被統治者別說參政議政了，他們連思想，言論，和信仰的自由都沒有。對於大多數生活在專制社會的人來說，譬如當今的中共國，追求和爭取政治權利上的自由，付出的代價可能是牢底坐穿，甚至家破人亡。值得慶幸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專制國家的被統治者還有一個選擇來獲得政治權利上的自由，就是用腳投票。從神權或君權的專制國家，移居到民權的民主國家來。對我來說，我要感謝毛終於在那一年的那一天去見了馬克思，中共國的極權專制被打開了一扇門，給了我獲取政治權利自由的機會。雖然今天的中共國有再次閉門鎖國的趨勢，但我也相信，中國大陸總有一天會走上民主政治的大路，十幾億中國人也能享有政治權利上的各種自由。

財務自由：作為華人，尤其是剛剛從極度貧困的毛時代過來的華人，對財務自由的追求熱情是不難理解的。這個目標要高於羅斯福“四大自由”中免於貧困的標準。作為第一代華人移民，經濟貧困帶來的不安全感可能是最讓人晚上睡不着覺的煩惱。但憑着華人的勤勞和節儉，大部分華人最終都不難實現財務自由這個目標的。當然，財務自由的目標可高可低。我是比較認同現今流行的“FIRE”的生活方式的（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在有一定經濟基礎後，寧可節儉過活，也不硬着頭皮去為了賺更多錢而做自己不樂意做的活。

社會的或者說公民的自由，首先，它包含了政治權利的自由，譬如思想言論信仰的自由和參政議政的自由，但比政治權利自由又高出了一個層次。公民自由是指民權社會裡，政府（通過法規）和社會（通過輿論）只有在個人的行為損害到他人的自由時，才能動用法律和輿論來限制這個人的自由。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人的言行並沒有切實地妨礙他人的自由，損害他人的利益，那麼，社會也不應該妨礙這個人的自由。社會的自由（公民的自由），目的是防止民主國家裡可能發生的“多數者暴政”。在民主國家裡，因為執政者和民眾在理論上是同一貨人，執政者常常代表了多數人或主流意識，社會有走上“多數者暴政”的可能。以防止“多數者暴政”為目標的公民自由，在民主社會是有必要的，也是能夠做到的。相反，在專制社會，不管是皇權專制，威權專制，還是獨裁專制，極權專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對立的雙方，統治者總是少數人。所以，“多數者暴政”在表面上似乎很難形成。但實際上，不管是什麼形式的專制統治，它們的共同特徵是控制思想和言論。區別在於，皇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對思想和言論的控製程度，遠遠小於當今的極權專制。在極權專制社會裡，譬如當今的中共國，少數統治者成功地控制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思想和言論，結果被統治者的大多數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話語。他們把少數統治者的思想認作自己的思想，把少數統治者的意志認作自己的意志。所以，在極權專制社會裡，多數被統治者和少數統治者的思想和言論高度一致。這樣，任何異見者不僅僅要面對統治者的國家機器的迫害，還要承受大多數民眾的輿論圍剿。所以，“多數者暴政”，並不是民主社會的獨有。如果說，“多數者暴政”在民主社會裡可能發生，而且可以避免，那麼，在極權社會裡，“多數者暴政”是必然的常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極權專制社會裡，討論公民的自由，即如何防止社會對異見者的迫害（“多數者暴政”），是根本做不到的毫無必要的無稽之談。 

要避免民主社會的“多數者暴政”，首先，社會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證每個公民獲得平等的政治權利。譬如選舉權和選舉制度，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證：1）每個合格公民的投票權，和 2）每一個選票同等的權重。歷史上，美國的選舉制度並沒有能做到這兩個保證。黑人和婦女的是近代才有了投票權。而到今天還在使用的，由奴隸主設計和制定，為奴隸主服務的“選舉人團”制度，則否定了每一個選票是同等重要這一原則。結果是，“少數人統治”這個在民主國家不應該發生的弊病，居然在美國一再發生。而“少數人統治”和“獨裁專制統治”沒有本質的區別，僅僅是數量上的區別。今天的美國，其民主制度已經陳舊過時，迂腐不堪，導致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尤其是床鋪當政以來，美國已經完全失去了世界民主燈塔的金字招牌的地位，已經論為民主國家的笑料。這一點，在全球每年的“幸福指數”和“社會進步指數”評選中，就可以看出來。

在保證了普選和每個選票同等權重的前提下，民主社會要防止“多數者暴政”，就必須在社會的多元化，包容性，和開放上下功夫。多元化不僅僅是種族膚色性別等等方面的，也包括思想的言論的宗教的等方面的多元化。譬如宗教信仰，目前的美國，基督教一教獨大（占美國總人口的70%左右，占所有信教者90%以上），而且是所有發達國家裡信仰最強烈的（從每周去教堂和每天做禱告的比例看）。“一教獨大”對個人思想和自由的害處，對社會多元化的害處，和“一黨獨大”的害處，性質是一樣的。“一教獨大”很容易損害社會的包容性。人們的思想被禁錮。當教者自以為掌握了一切的和唯一的真理，對異見者不能容忍。結果是社會越來越迂腐，老舊，封閉，自大，甚至倒退，而不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更加進步，更加開放。

從個人層面上來說，為了防止民主社會的“多數者暴政”，每個人也都應該建立包容開放的價值觀。管好自己的事，少管不是你應該管的事，除非那個事損害了你的切身利益。從中也推導出，社會（政府法規和公眾輿論）不能僅僅因為為了個人自己好，而推出對這個人本人的限制。這應該是先進的民主社會的金標（golden rule）。

這個標準，看似簡單，做起來會有很多困難困惑之處。有些事，是比較容易判斷的。以駕車為例。譬如醉駕，無證駕駛，超速駕駛，闖紅燈等，損害他人切身利益的概率非常高，因此必須被限制。但系安全帶，出事了受損害最大的，肯定是自己。對其他不相關人員的損害，最多是間接的（保險費用的升高）。社會（包括政府法規和公眾輿論）該不該管呢？我是有疑惑的。這和喝酒相似。過量喝酒對喝酒人的健康是有害的，但對他人的危害極小（醉駕和酗酒鬧事除外），社會是不是應該限制或禁止喝酒呢？如果喝酒不能禁止，為什麼要禁止開車不系安全帶呢？這是個有爭議的事，雖然我自己開車必定會系安全帶。這是我為了我自己和家人的好。但在我看來，政府干預就過分了。

同理，在抗擊新冠疫情時，政府應該不應該強制人們在公眾場合戴口罩？我認為應該。因為在公眾場合不戴口罩，會增加把病毒傳給他人的機會，會嚴重損害他人的利益，甚至剝奪他們的生命。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卻有大批美國人以捍衛自己的自由為藉口，不僅僅自己不戴，還抗議甚至侮辱那些戴口罩的人。這也是導致美國抗疫全球最差的原因之一。這樣簡單的道理，床鋪總統和他的許多粉們硬是弄不明白。

再譬如，性取向的事，這是人們臥室里的事，完完全全是個人的私事，而且不涉及到他人的切身利益。社會（政府法規或公眾議論）完全沒有權力去干涉。這是很簡單明了的事。

但另一方面，譬如墮胎的事，社會的和個人的自由之間的界限就不是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胎兒是個生命，這是毫無疑問的。這個生命肯定不僅僅是懷孕者的身體一部分，而是有別於懷孕者的另一個人的生命。所以，胎兒的生命權理應受到社會的保護。但胎兒的生命什麼時候開始應該受到社會的保護？是受精前，受精那一瞬間，還是受精幾天幾個月後開始？受精後流產怎麼辦？如果是被強姦後受精的怎麼辦？如果繼續懷孕會給孕婦帶來生命危險，怎麼辦？如果胎兒被檢出有致命的殘疾怎麼辦？等等。這的確是個很難界定的事。那些認為胎兒是女人身體的一部分，因而懷孕者有全權處置，和那些認為胎兒從受精那刻起，甚至受精前，便具有人的一切權利，全盤否定女人的墮胎或流產權的，在我看來，是兩個極端的看法。

民主的體制，和多元包容開放的社會，是實行公民自由的必要條件。要做到這些，鑲嵌式的社會架構（Mosaic）要優於大熔爐式的架構（Big Melting Pot）。這從美國和加拿大的對比中可以證明。從表面看，美國的大熔爐式的社會架構好像能更加團聚民眾，形成萬眾一心，萬眾一聲的社會局面。而實際上，大熔爐式的思維給濫用社會權力（政府法規和公眾輿論）來制約個人的自由提供了土壤和方便。其結果是加劇了少數人控制的社會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進而造成社會矛盾的加劇和民眾進一步的對立。

如何實現個人自由的最高層次，即認知上的自由，另文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