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家莫勒博士:
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是何等关键
文 | Albert Mohler
翻译 | 木木
本文作者介绍:
理查德·艾伯特·莫勒(Richard Albert Mohler Jr.,生于1959年)是美国历史神学家,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第九任院长。播客 "简报 "的主持人,每天从基督信仰角度分析新闻和事件,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人士之一”。本文资料来自:https://albertmohler.com/2020/09/21/briefing-9-21-20
第一部分:一场爆炸性的政治争战:
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离世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位置将如何处理?
自星期五晚上传出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死讯以后,马上占据所有新闻媒体的头条报导,也引发起一场美国政坛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斗争。其中绝大多数的焦点都是将她的死亡引向政治问题:她死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将会怎么处理?
一方面,这加快了某些政治进程;另一方面,有些分歧绝对没有办法可以化解。从两个政治阵营都能看到今年总统大选的选情是多么的白热化,并且我们也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未来正面临着关键性的挑战。这简直就像好莱坞推出的一部史诗性大片,这么多重大事件都在最近频频发生,对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来说,尤其是对最高法院已经关注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保守派基督徒,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无法逃避的责任。
我们来看看事件的历史背景:最高法院有九个大法官席位,其中一位是首席大法官,加上其他八位大法官,每一位的任期都是终身制的。从过去的50到60年之间,法院中明显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其实这种分歧远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久远,但不能否认在最近半个世纪这种分歧更明显了。你会看到两类不同的法官坐镇在国家最高法院里面,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内涵以及美国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就以堕胎来说,有些法官根据宪法正确地说:“这里并没有关于堕胎的参考内容,宪法并没有支持堕胎的权力。”但也有另一些大法官持相反的判决,并且在很多案件中取得胜利,以1973年的Roe 对Wade案为例,争取堕胎一方说宪法应该被视为灵活的文献,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权力,国家应该习惯适应这种新发明的诠释宪法的做法。文化左派和右派在这方面有着深深的分歧。
说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不是每个总统都有机会提名和任命大法官,而这个机会将能改变最高法院中两派大法官的比例。
现在如果共和党的川普总统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并且得到美国参议院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的确认,那就意味着保持了近30年由自由派大法官占主导的最高法院,从此将会由保守派大法官占主导位置了。因此这是完全改变美国司法根基的决定。两个政治阵营的人都充分明白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和自由派的人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也说明共和党和保守派看到了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机遇,这是共和党选民很难单靠选票来争取到的。在令人震惊的周末过去以后,更有意思的是要看我们国家的文化相争到底会转往哪个方向。
举个例子,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Linda Hirshman写的文章,标题写道:“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对美国的期望被她的同僚横加阻扰”。Hirshman指出金斯伯格对美国有着坚定的进步主义自由派理念,只有与她在同一团队的人才能够阻扰她的理想实现。同属民主党的其他候选人都不能够按照她期待的方向来行动。作者以左派的观点为金斯伯格支持堕胎、同性婚姻而喝彩,不要忘记她是最高法院第一位正式认可同性婚姻的大法官,作者问道:“为什么她不在奥巴马执政时退下,好让别人来代替她?”有数不清的自由派人士都在追问这个问题,尤其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将尽的时候,金斯伯格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她83岁,人们希望她从大法官位置上退下来,好让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任命她的继任者。她似乎受到了冒犯,她说她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她想要由一位女性总统来任命她的继任者,她以为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定会当选,当然那并没有发生,于是金斯伯格想要尽一切努力避免由川普总统来任命她的继任者。
尽管金斯伯格自己没有承认,但是Linda Hirshman 绘形绘色地如此描述:“我们都知道她在等候希拉里·克林顿选一位自由派大法官来取代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她希望有人可以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打这场进步主义的硬仗,不像奥巴马所表现的那般软弱。如果2016年以后有了五位自由派大法官,她就会成为自由派中最老资格的大法官,她就可以决策通过所有自由派的法案,这是在最高法院里最接近首席大法官的地位。”
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和联邦法院里的法官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辞职,他们的任期是终身的,也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帮他们决定何时退休,因此大法官们决定何时退休也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重要议题。
华盛顿邮报还有另外一篇Robert Barnes所写的文章,标题是这样的:“金斯伯格的死引发了一场关于接替她的政治大战,这也关乎到最高法院的未来。”他们的立场很明确。纽约时报发了一篇由Michelle Goldberg撰写的文章,标题问道:“怎样能阻止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文章的副标题说:“如果共和党以一个联邦党人学会狂热分子来代替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话,民主党应该好好地扩张法院。”真不可思议,联邦党人学会的成员竟然被视为“狂热分子”。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左派已经掌控了最高法院那么久,他们现在一想到将来的法院很可能由稳定的保守派占大多数,他们就惊恐莫名。现在联邦党人学会大多数由法律系学生和毕业生组成,他们都在法律界担任检控官和法官,或者是法律教授,他们可以说都是严格的建构主义者,或者可称为原旨主义者、文本主义者,就是严谨诠释宪法内容的人。以前在美国从来都不需要用到这种称呼,因为那个意思就是按照宪法来理解宪法,按照作者的意思,透过文字和章句来理解其中内容。
但是如今,进步主义者和自由派将宪法定义为一个活的文献,法官可以按自己的想法任意诠释宪法,这就是左派和右派在最高法院问题上最大的分歧。除此以外我们还在面对着直接的威胁,这个威胁从纽约时报文章的副标题中透露出来,他们说如果共和党成功地确认了保守派大法官,民主党就有责任要扩张法院。
洛杉矶时报撰稿人埃尔温·切梅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也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法律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律系院长和教授;所以,我们谈论的是美国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中心,远超一代人的事情。切梅林斯基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这样写的:“民主党拥有阻扰短期内接替金斯伯格位置的秘密武器,他们应该使用它”,他指的是扩张法院的威胁。
其实这个位置根本不属于任何人,那是最高法院中的一个席位,但是对于左派来说,那是属于金斯伯格的位置,因此切梅林斯基写道:“民主党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绝对不会容忍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之前尝试填补这个位置,应该要求他们承诺:如果他们在11月时拿下了白宫和参议院,他们就要将最高法院的席位从10个增加到13个。”注意这是他们在威胁。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都发出这样的文章——威胁要扩张最高法院,也就是要增加大法官席位到13位。为什么是13呢?因为那就需要增加4个席位,意味着如果民主党总统当选的话他会提出大法官人选,然后又得到民主党掌控的参议院的确认,后果将会是压倒性的,法院将完全由自由派掌控。
第二部分:
对宪法秩序的严重威胁:“扩张法院”指的到底是什么?
扩张法院这个说法到底从何而来?那要回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时期。罗斯福总统想要让最高法院通过他的新政立法,然而他对最高法院处理案件的速度太慢而感到不耐烦,因此他想到要增加法院席位,让他委任更多法官使法院效率更高,假如他无法说服法官的话他就可以增加新法官。但是即使是权力大到如罗斯福总统(他曾经四度当选为美国总统),结果还是无法如愿。
但是现在的自由派却扬言如果不按照他们的心意来处理大法官的接替,他们就要扩张法院。其实在2020年的总统初选期间,民主党中已经不断有人提出扩张法院的要求,比如其中一位2020年总统候选人,前印第安纳州南市市长皮特·布特吉奇(Pete Buttigieg)就以增加最高法院席位为他的竞选政策。这其实是对宪法秩序的根本性的破坏,即使是罗斯福总统的幕僚和团队在争取扩张法院时也清楚明白这一点,最后的结果也归结于此。
假设共和党现在能够在大选日前提名和确认一位保守派大法官,根据民主党的计划如果他们赢得了白宫和参议院,然后他们说要终止参议院对此动议的阻扰措施并且要扩张法院,就是要将大法官增加到13位。然后我们假设再过几轮的大选和轮替,共和党又再赢得白宫和参议院,他们就可以说:“我们要把法院扩张得更大,我们要让美国最高法院有25个大法官席位!”这当然就会变成宪政上的失控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某种宪法上的错位。你不能把最高法院说成是联邦政府中最不危险和最不政治化的部门,却又使之如此明显地政治化。左派应该为政治化最高法院而负起最大责任,他们将最高法院变成一台立法机器,因为在正当诚实的立法程序下他们将永远无法通过那些法令,因为那将需要由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再由总统签署,不管是堕胎法还是同性婚姻法都应该如此。这么多的事情都这么过关了,现在他们把这些法令视为国家法律,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这些法律,而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傲慢地将立法权加在自己身上,他们将自己设定为第二立法机关。
立法是政治性的,而司法机关却不应该受政治影响,当法官开始行使立法职能,他们就把自己变成政治人物了。再转回来看看主流媒体的报导和全国性的讨论,你可以看见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显示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巨大分裂。有人视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为英雄,有人则认为她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也是一位诚实的对手,因为她言行一致,立场清楚,从来不隐瞒她的宪政哲学。在她获得提名为DC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之前,她已经是一名具影响力的律师,曾经六次在国家最高法院中担任诉讼律师,为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女权运动争取权利,没有人能否定她的立场和成就。
现在全国的文化左派人士正在面对莫明的恐慌,这种恐慌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这些年来他们通过法院争取到许多他们视为最宝贵的东西,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通过国会是肯定得不到的。第二,他们认为历史巨轮必须不可逆转地向左行驶。对于左派来说这个国家有太多事情是他们无法理解和接纳的,这要追溯到黑格尔主义的源头,就是在启蒙运动以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还有马克思主义为左派所奠定的进步理念。这些理念也关乎到诚实的问题,历史是否真的应该转向自由派的方向?这些信奉左派意识形态的人诚实地相信成千上百万的人其实是永远不会认同他们这个理念的。但他们认为如果有任何形式的保守主义回转倾向,那一定是一种病态,一定要尽快扑灭这种现象,他们绝对不能容许这个国家向右回转。
第三部分:
川普总统考虑提名的三位大法官候选人是谁?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川普总统已经指明要提名为高院大法官的三位候选人是谁。目前除了总统本人以外没有人能够下任何定论,而总统已经表明他会委任一名女性法官。这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决定,白宫和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代表、联邦党人学会和其它全国性保守主义者都曾经仔细考虑高院大法官的提名人选。记得在2016年,当川普总统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曾经列出一份大法官人选名单,如今当他要角逐连任,他也在几个星期前提供了这样一份名单。
现在有三位女性候选人,她们都是由川普总统任命担任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都是立场清楚的保守派。她们分别是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艾米·康尼·巴雷特法官(Judge Amy Coney Barrett),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芭芭拉·拉歌雅法官(Judge Barbara Lagoa),还有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艾莉森·拉欣法官(Judge Allison Jones Rushing)。最终被提名的可能来自这三位,也有可能不是,但是这三个人选是来自权威的消息。
艾米·康尼·巴雷特毕业于圣母大学法律学院,她在大学法律系任教达25年之久,她被川普总统亲自任命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很多人曾经以为川普总统会任命她来担任卡瓦诺大法官的位置,因此现在她的呼声比任何其他人选都高。巴雷特法官是一名原旨主义者,她曾经为已经去世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当过助手,她对宪法的保守主义观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她不止是一名天主教徒,她也是一名著名罗马天主教思想者,她一直与天主教学者们和其他保守主义者一起探讨如何诠释宪法以及其它课题,包括罗马天主教对于生命神圣性的观点。
艾米·康尼·巴雷特不止是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她还是七个孩子的妈妈,美国的宪法保守派都知道她也都信任她,他们都盼望她尽快被川普总统任命并坐上这个位置,但是如果这事真的发生的话,我们肯定会面对一场恶战。她在上任第七巡回法院法官职位而需要在国会面对确认听证会时,其中一位参议员就公开贬低她的宗教身份和理念,当时的参议员说他能够感受到“深藏在她内心的教条主义”,这对任何一个尊重信仰自由的人来说都是很不恰当的语言,如今我们更加可以预见一场艰巨的恶战。
芭芭拉·拉歌雅法官来自弗罗里达州,她是一个古巴移民家庭中的独生女,他们在古巴领袖卡斯特罗革命上台不久后就来到美国。她毕业于弗罗里达国际大学,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律学位,她在弗罗里达法院任职多年,最近她刚刚被佛罗里达州长Ron DeSantis任命到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上任,再从那里被川普总统任命到第十一巡回法院。她也是非常明确地以保守立场来解读宪法。我与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律界权威人士谈过,他们都熟悉拉歌雅法官,他们公认她对美国宪法的透彻认识以及对宪法的保守态度。
第三位常被提到的人选是艾莉森·琼斯·拉欣法官,她也是被川普总统任命在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当法官。所以她们每一位都已经被川普总统任命过了,她们都在几个星期前总统公布的最新候选人名单中。巴雷特法官和拉歌雅法官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而琼斯法官则是福音派基督徒,她在维克福莱斯特大学取得本科学位,再在杜克大学取得法律学位。她曾与捍卫自由联盟组织合作,那是在美国争取信仰自由最重要的一个法律组织。
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的,就是不管川普总统提名这三位中的哪一位,一场政治大战肯定都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就在2020总统大选的骨节眼上。关于她们三位还有一件事情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她们的学历:圣母大学、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维克福莱斯特大学、杜克大学。除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外,其它全部都不是常春藤大学。为什么现在的最高法院已经不能够代表美国的普罗大众?因为基本上每一位都是常春藤大学的出品。这意味着他们都在一个文化象牙塔中,被灌输了非常自由派的精英主义思想,这些文化精英已经远离美国大众,而这些普罗大众才是他们应该要去服务的。如果有一些被提名者是从非藤校(尤其是哈佛和耶鲁)而来的,那就足以让人耳目一新了。
这是法律背景的多元化,想像一下:拉歌雅法官,一名逃离古巴极权主义的新移民的女儿,来到美国并毕业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或者一位在圣母大学法学院任教授的罗马天主教徒,还有一位是曾与捍卫自由联盟组织合作过的福音派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会亲眼见证历史被纠正过来。然而其赌注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清楚明白,最高法院在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也就是说在11月3号的总统大选有多么的关键,因为当天选出来的总统,他所委任的法官,将决定美国最高法院在未来的世代如何服务于美国人民。
法院不应该只是以宪法的名义来执法,而是要在执法时行出宪法的精神;法院应该尊重并持守美国宪法中的每一项公义的权力,而不能让一群法官利用宪法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发明出所谓“新权力”。
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关注这个话题。请大家务必系好安全带,因为这将是一段疯狂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