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剖析：虛偽是左派的本質

2016年川普大選勝出，左派不服選舉結果上街鬧事，令我詫異不已。標榜多元文化的左派，對異己意見卻不寬容。選舉輸了，就去搞街頭政治。號稱民主黨，當選舉結果不符合自己意願，就不尊重民主程序，不遵守遊戲規則。為什麼左派這麼不寬容，對人對己兩套標準，難道虛偽是左派的本性？

讀史確實發現左翼政治家表現更虛偽。西班牙內戰的直接導火索是1936年2月，左翼“共和派”贏得大選。原右翼政府服從選舉結果，把權力交給了左翼的阿薩尼亞，弗朗哥被調離參謀總長職位。但是左翼的支持者要求政府實行更左的政策，走上街頭罷工鬧事。新上任的左翼政府，不願意也不敢對自己的支持者嚴厲鎮壓。於是西班牙發生了一系列哄搶土地，瓜分財產的事件。左翼政府隨後以法令認可了這些行動。左翼政府上台僅僅四個月，161座教堂被燒毀，1200多人受傷，213人被謀殺，大小罷工341起，扔炸彈146起。政府警察偽造逮捕令，綁架右翼領袖、財政部長卡爾沃·索特洛並將其殺害，造成右翼和中間派的強烈不滿，最終引發右派暴動。最諷刺的是號稱共和派的左翼不喜歡民主共和而更喜歡暴力手段。

西安事變中積極慫恿張學良反蔣抗日的左翼激進分子孫銘九、應德田後來都當了漢奸，而他們反對的蔣介石卻成為堅決的抗日領袖。中共在延安時代發表民主頌，執政後絞殺任何民主的苗頭。虛偽者不喜歡他人的虛偽，老毛說不喜歡美國民主黨的原因是民主黨太虛偽，具有欺騙性。

還記得民主黨副總統Al Gore吧，他一直鼓吹環保，給人以在沙灘上揀瓶子的公眾形象。他製作的環保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摘得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也為他贏得了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他住在一個10070 平方英尺的大房子裡，平均每月用電19241度，是美國普通家庭的21倍，最高30993度，是普通家庭的34倍。一年電費就是22000美元，對地球太不友善了。

七十年代波士頓民主黨參議員泰德·肯尼迪公開支持公立學校的去種族隔離政策，但暗裡卻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全白人的私立學校讀書。

以下是最近的：
洛杉磯民主黨市議會成員邁克·波寧（Mike Bonin）投票消減警察經費1.5億美元。他這麼不喜歡警察，卻被發現從4月4日起，打了8次911 電話召集警察到他家去。

西雅圖民主黨市長杜坎抗拒川普奪回西雅圖的要求，支持黑命貴運動占領6條街建立“西雅圖自治區”長達22天。區內很多商業被毀，並發生多起槍擊案，她都無動於衷。但是當暴徒打砸搶威脅到女市長住宅時，她立刻受不了了，指示警察捉人，清除路障，拆除了這個自治區。

無獨有偶。芝加哥的繁華商業區多次被示威暴徒洗劫，民主黨市長洛麗·萊特富特卻不作為，說暴亂是和平示威，可是當自己家受威脅時，立刻將示威者定性為暴亂。命令警察在她的街區巡邏，禁止抗議者闖入和示威。她表示，這是一個正常人為其家人作出的決定。但是，早幹嗎了？商業區被搶時你在哪？

民主黨因為莫須有的“通烏門”彈劾川普，卻對拜登的兒子亨特在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和烏克蘭、俄國、中國的可疑的百萬美元的交易視而不見。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財政委員會的報告認為亨特可能涉及犯罪、反情報行為以及勒索活動，至少是利益衝突。奧巴馬政府官員知道亨特的行為有問題， 干擾了“有效執行對烏克蘭的政策”。當時拜登負責美國的烏克蘭政策。調查遭到了委員會中民主黨人的許多阻礙。

Time's Up是一家援助女性被性侵的法律基金會。基金會的執董是拜登競選團隊的資深顧問。一名拜登辦公室的前員工瑞達說其於1993年曾遭拜登性侵。瑞達向Time's Up申請法律援助卻因為其控訴對象是拜登而被拒絕。對比2018年卡瓦諾接受大法官任命時受到的性侵指控，二者同樣沒有旁證而只有當事人的陳述，民主黨卻傾向於相信後者而不相信前者。這至少是雙重標準。

拜登在總統辯論中稱川普是種族主義者因為川普主張鎮壓騷亂。而在70年代拜登任特拉華參議員時積極反對用校車在公校進行種族融合。他的理由是如果沒有種族隔離，他擔心他的孩子會在種族叢林裡成長。就連他的副總統競選夥伴卡梅拉·哈里斯在初選時也批評拜登與著名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密西西比參議員詹姆斯·伊斯特蘭德以及喬治亞參議員赫爾曼·塔爾瑪基在反對強制校車政策上的親密合作。伊斯特蘭德是公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曾經公開表示黑人是劣等種族。

卡梅拉·哈里斯被揭露在擔任加州檢察官時自己吸食大麻的同時把1500人因吸食大麻送入監獄。

儘管奧巴馬政府比川普驅逐了更多的非法移民，那時對非法移民無動於衷的民主黨州卻在川普政府時期紛紛宣布自己是非法移民庇護州。

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南希·佩露西批評川普抗疫不利，卻公然違反加州規定，讓關閉的髮廊重開為她做頭髮，而且不戴口罩。

很多左派支持控槍，但是自己買槍擁槍一點兒不落後。

有一個例子也許說明了為什麼左派們都很虛偽。 瑞典記者在街頭分別採訪了九個市民，問“你覺得瑞典接受難民是好事兒還是壞事兒？”
“我覺得是好事兒啊！”所有的人都回答。
“我們有這個能力嗎？”一致回答：有！
記者繼續問了下去，“瑞典居民應該主動接受難民到自己家裡嗎？”
“必須的。”
“如果現在就有個機會，你會考慮把一位難民接回家嗎？”記者又問。
“是的，我會。”九個被採訪者都毫不猶疑地回答。
記者轉身拉來一個皮膚黝黑，中東面貌的年輕人並說，“這裡有個叫阿里的難民，他正在尋找自己的家，現在可以跟你回家嗎？”
九個被採訪者的態度都反轉了，有的推脫家裡沒有地，有的說家裡的空房剛好出租了，有的推脫自己也在租房。有的推脫女兒正在生病。有的說今天有事兒。

沒有人願意帶一個陌生人回家。但是為什麼還要公開地表愛心，因為那是讓別人去做，讓社會去做，自己口頭表示愛心，顯得高大上，如果真要自己做，而且立即去做，那就對不起了。

左派的問題是喜歡裝，喜歡高調，講政治正確，即中國人所謂的聖母婊。因為這些說法很高大上，有道德優越感，可以占領道德高地。崇高的感覺也是一種快感,“裝”能滿足這種崇高感。這種偉大的同情和博愛，常常在感動別人之前令自己先行感動，有一種找到道德制高點的巨大快感。最重要的是提倡政治正確和高調是讓社會去做，讓他人去做，而自己不用馬上去做。相比右翼追求公平公正，左派更喜歡談平等，信奉集體主義。但追求個人自由是人的本性，侈談平等和集體主義從本質上說是反人性的，是對人的天性的壓抑。個人自由主義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不唱高調。而左派唱高調，信奉己之不欲，必施於人的信條，對人對己是分裂的。左派都有集體主義和個人的精神分裂症，對己自我主義，對人集體主義，明面大唱集體高調，私下追求自我利益。人性分裂必然會造成抽象和具體的矛盾、自我和集體的矛盾、高尚和卑劣的矛盾、公開和私下的矛盾、將來和即時的矛盾。即抽象高調，具體卑劣；公開高尚，私下猥瑣；嚴於苛眾，疏於律己。所以虛偽是左派本質決定的。

左派因為其宏大敘事，認為高尚的目的可以不尊重規則，可以不擇手段，認為結果的平等和正義比程序和過程的公平更重要。所以更喜歡街頭政治和暴力，喜歡對人對己的雙重標準，喜歡在民主程序中作弊。出於對保守派觀點的深惡痛絕，他們對異己言論更缺乏容忍，甚至使用強制和暴力手段讓對方閉嘴 。他們鼓吹的多元文化常常淪為笑話。近年來保守派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演講，不是被轟走，就是被示威者阻止進入，或者在會場上被打斷，或者學校屈於壓力，撤銷邀請。泰勒大學（Taylor University)邀請美國副總統發表畢業典禮演講，有人通過白宮請願網發起請願，要求拒絕邀請。彭斯發表演講過程當中，有教授和學生中途退場抗議。

更有甚者，UCLA教授戈登·克蘭不讓黑人學生借喬治·弗洛伊德事件逃避期末考試，被暫停職務。《政治經濟學雜誌》編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哈拉爾德·厄里格發表推特，不贊同解散警察和街頭暴力，被多名學者要求辭職。佛蒙特州的高中校長蒂法尼·萊利因在臉書上質疑示威者的言論被迫離職提前退休。Syracuse大學校報解僱了一位專欄作者，因為她寫了一篇文章，質疑警察部門有制度性種族主義的統計依據。哈佛大學的學生要求法學教授羅恩·沙利文辭去宿舍舍監職務。因為他同意加入魏因斯坦的法律辯護團隊。《費城問詢報》刊發了一個標題“建築物也很重要”譴責抗議運動中的搶劫，編輯被迫辭職。左派用封殺文化對待不同意見，用解僱或逼迫辭職封殺不同言論。如果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就會被餓死。這些事例說明：左派的多元文化只是允許他們自己的多元，左派標榜的寬容只是對自己的寬容，對異己的誅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