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從二十世紀七, 八十年代開始, 逐漸產生了一種普遍的誤解, 那就是民主與資本主義似乎合二為一了。人們要麼簡單地將兩者看作一個東西。要麼將兩者的關係看成水乳交融，相輔相成，攜手共進，比翼齊飛。[1]

將民主與資本主義看成一個東西是一種簡單的誤解。因為資本主義是經濟制度，而民主是政治制度。按標準的西方比較政治學的劃分，世界上既有實行資本主義也實行民主的國家，例如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有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民主的國家，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東歐（當然也包括改革前的中國）。然而，世界上也有實行資本主義但不民主的國家，例如過去的亞洲四小龍和南美軍人獨裁的國家。同時，也有民主但不那麼資本主義的國家，例如印度和北歐。可見，民主和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東西。我們中國人不可因為“資本主義復辟”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曾經是國內最常見的政治詞彙，就將資本主義與西方政治制度混為一談。這種誤解在中國閉關鎖國時無傷大雅，但到了中國的金融貿易乃至毒品娼妓均於世界“接軌”的今天，就要嚴肅區分，以免貽笑大方。

至於民主與資本主義存在“攜手共進，相輔相成”的關係，則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它不僅被西方學者津津樂道，而且也被中國的改革派默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問題。現在很少有人會否認，中國的所謂“經濟改革”實質上是一場走向市場，亦即走向資本主義的改革。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只是羞羞答答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代名詞而已。[2]

至於中國的“政治改革”，因尚未實行，較難判斷。但從議論聲中，應該可以預料也是一場逐漸走向民主的改革。因為無論從“政治改革”的支持者或反對者迄今為止的言論中，都未聽說過“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加強集權或加強“一元化”領導的說法。那麼，什麼是“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關係呢？中國改革派最流行的說法是：經濟改革的發展呼喚政治改革的推行, 政治改革的推行促進經濟改革的發展。這種簡單，線性並且功利的描述能說明的問題不多，但卻足夠說明中國改革派實際上間接地承認了民主與資本主義存在“攜手共進，相輔相成”的關係。

但是，如上所述，不僅民主與資本主義不一定同在。就是在民主與資本主義確實同在的西方發達國家，民主與資本主義也不一定存在相輔相成的關係。從民主與資本主義在西方的成長史看，與其說兩者存在“攜手共進，相輔相成”的關係，不如說兩者存在制約平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關係。因為，在今天西方發達國家中，從民主中得益更多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強者，而是它的弱者。西方的工會，勞工法令和福利制度等等都是這方面的明證。這些保護下層民眾的制度無一不是民主的產物。同時，這些制度無一不遭到右派政客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同聲反對。而反對這些制度最大的理由，恰恰就是這些制度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因此，與其說民主與資本主義“攜手共進，相輔相成”，不如說民主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下層民眾“攜手共進，相輔相成”。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上，民主的每一次拓展都與更廣大民眾獲得選舉權同步實現；而民眾爭取和運用選舉權的行為本身，又構成民主發展最具體的實踐。因此，西方有一派政治學家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爭取民主的中堅力量從來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因為，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從來不是民主的支持者，而總是它的阻礙者。[3]不要以為這些學者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並不相信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他們卻相信無產階級是民主的先鋒隊。沿着這一思路繼續思考，就不難想象，無產階級和廣大下層民眾並不註定是革命的天然同盟軍，他們也可以是民主的同盟軍。二十世紀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世界比較貧窮的地區，無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確實往往成為革命的同盟軍, 從而為共產黨贏得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而在世界比較富有的地區，他們就有可能成為民主的同盟軍, 從而演繹出今天西方國家“春天的故事”。[4]正是下層民眾和民主可以結成同盟軍這一點，被中國的自由派和新左派雙雙遺忘，構成了他們共同的盲點。自由派鍾情民主，但忽視下層，正遙遙無期地“苦戀”着中國未來的中產階級。新左派同情下層，但懷疑民主，正義無反顧地修築着中華民族精神上的萬里長城。

楊小凱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發表了如下觀點：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後發劣勢”，這種“後發劣勢”會導致壞的資本主義。好壞資本主義的區別在於有無好的政治制度。就目前的中國而言，好的政治制度是共和，而非民主。[5]楊小凱先生區別了壞的資本主義和好的資本主義。可惜，他沒有區別壞的民主和好的民主。

無論作為一個詞彙，還是一種制度，民主都起源於希臘。希臘文中民主的意思就是“民眾的統治”。但是，古希臘思想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卻認為民主是壞的制度。因為，在多數人缺乏教育，目光短淺，自私自利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各階層利益相互制約的機制，民主就會導致“多數人的專制”。至於共和，則起源於羅馬共和國和後來意大利城邦國家的所謂“大西洋共和傳統”。共和傳統提倡的不是“民眾的統治”，而是有選舉權的上層精英間公開的，有程序的權力制約平衡。因此，民主和共和的區別在於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享有民主。民主強調多數，共和強調各種利益間的制約，妥協和平衡。現代民主與兩者都不同，是兩者的結合。現代民主既強調多數，又強調製約平衡。從古希臘民主到大西洋共和傳統再到現代民主，三者的關係正如黑格爾 （Hegel）邏輯學中正題，反題和合題的關係。對現代民主的經典表述是兩句話：即“多數人的統治，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兩句話缺一不可。沒有第一句話，就沒有民主；沒有第二句話，少數人的權利沒有保障，少數人缺乏制約多數人的手段，少數人沒有希望通過和平手段體現自己的主張，則民主就會變成“多數人的專制”，從而也就沒有穩定的民主。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究竟是啟動民主，還是“走向共和”？這大概主要不是政治家或學者的主觀選擇。西方國家確實經歷過從共和到民主的長期發展過程。美國在1870年的憲法第15修正案中規定了黑人的選舉權，但在美國南方各州，黑人的選舉權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後才真正落實。1920年通過憲法第19修正案後，美國婦女才在全國範圍內獲得選舉權。至於美國18至21歲青年人的選舉權，是在1971年通過憲法第26修正案後才獲得。可見，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沒有舊大陸包袱的國家裡，從共和到民主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中國要重複昨天美國的故事呢？我們必須知道，如果歷史可以借鑑，如果歷史對現實有任何啟示的話，那就是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

對民主得以實現和拓展的原因，眾說紛紜。但大多數人認為和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和信息通訊手段的進步有關。如果這點可信的話，那麼在地球日益變小，計算機網絡深入到每一個角落，某些公共準則已成為常識的今天，怎麼想象在中國將婦女，少數民族或低收入的民眾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呢？如果將一首中國的流行歌曲略加改變，那麼這個問題更確切的提法應是：中國如何憑西方的舊船票，登上十六世紀佛羅倫薩共和的客船，還“濤聲依舊”呢？[6]

在當前中國大地上，有兩個動向似乎與民主共和有關。一個是“資本家可以入黨”。沒有讀過富比士中國排行榜，不知道當代中國資本家是何許人物。也不知道為何他們要入黨？為何黨要他們入？但細想起來，資本家入黨頗有幾分“走向共和”的味道。“走向共和”自然不錯。只希望他們不要走昏了頭，共和沒有走到，卻一路走向了南美 。

與此向反的另一個動向，就是胡錦濤，溫家寶等人的扶貧親民舉動。今天的中國，究竟存在“多數人專制”的潛在危險？還是少數人一夜暴富的醜惡現實？究竟哪一個階層的權益缺乏代表？哪一部分人在無限制地侵占公共利益？這些都應不言自明。林黛玉的“不是東風壓西風，便是西風壓東風”，固不可取。但用民主與共和都崇尚的“制約平衡”的原則來衡量，那麼哪邊該“制”，哪方該“平”，應也一目了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親民扶貧”和民主有了關係。

[1] 以前決非如此。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似曾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相反,   社會主義思潮當時卻如此輝煌如此令人憧憬。社會主義不僅作為經濟模型，而且作為生活方式和政治理想為人想往。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發表於1931年的“告別過去”和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發表於1942年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從不同的角度證實了這種狀況。很少有人將這兩位作家相提並論，因為他們在背景，領域，觀點和氣質上的距離都不會小於間隔他們的大西洋，但他們無疑都受到了當時社會主義思潮這一時代精神的影響。早期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本身，並不諱言民主。這點不僅可以見證於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更有趣地是可以見證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名上。例如，西德稱為“聯邦德國”，而東德為“民主德國”。南朝鮮稱為“大韓民國”，而北朝鮮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此，有人戲稱，只要國名中有“民主”二字者，必是共產黨國家。

[2] 這場經濟改革的哲學基礎是：“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有意無意，在這段著名貓論中，預設了兩個前提：第一，只有一種顏色的貓能捉老鼠。因為，如果白貓黑貓都捉老鼠，貓論便是廢話。第二，捉鼠之貓，非我所有。否則，貓論便是無的放矢。如果這兩前提都成立，那麼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繼續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而只能相反。這當然不僅僅是邏輯推論或文字遊戲，而是就在眼前的歷史。對這一歷史最逼真且最無奈的寫照便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當然，這不是說改革註定沒有前途，而是說舊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動地保存。鄧小平在90年代還有兩句名言，一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可以利用市場”。這是遁辭。因為，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是有否市場，而是市場到什麼程度。張春橋，姚文元只說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沒有說取消資產階級法權。相反，米爾頓·弗里德曼也只提倡毒品可以合法交易，從未提倡核武器可以合法交易（詳見 Milton Friedma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相比之下，鄧小平的另一句名言，“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則更坦率，頗具貓論氣概。

[3]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春天的故事”語出董文華演唱的“春天的故事”和張也演唱的“走進新時代”。後者的歌詞中有：“我們唱着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我們講着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異曲同工，兩者都是中國90年代官方主旋律的代表作。

[5]  楊小凱：“中國的後發劣勢”，“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基督教和憲政”。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6] 美國的日本問題專家 Chalmers Johnson 有次談到亨庭頓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的衝突”一文時，沒有說該文對錯，而是說該文“危險”。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評論對自然科學家不能成立。因為對自然科學家而言，只有對和錯的區別。但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重要區別之一，就是社會科學家的研究一經發表，就參與並有可能改變他所研究的對象。因而，就有了危險的可能。

陳翰聖2003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