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郭文貴的重要喉舌路德宣稱：“中共高層對閆博論文震驚，正組織全球頂級科學家反撲，習、王、許其亮為實施生武元兇”

網上出現的相關爆料還有：
“習近平、王岐山、許其亮為此次超限生物武器研製及投放元兇，黨內其他家族事先不知情”；

“最重要的一點，根據路德社多期節目內容，這一次的CCP冠狀病毒生物武器戰爭總體策劃就是習近平、王岐山、許其亮，而在這一次的秀場中，習近平和許其亮這兩個反人類罪犯、本次生化戰爭的總策劃同時登場。”

上述爆料，其實就是把製造新冠病毒、釀成新冠疫情的責任全部推給習近平。

新冠病毒確實是中共在親共的各國科學家（特別是美國）、政客的幫助下製造出來的；對製造新冠病毒，對在新冠疫情發生後進行掩蓋，習近平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習近平是罪人，但是，習近只該負他應負的罪，習近平不該負他沒有的罪，也不該替他人頂罪。

新冠災難不是習近平的個人罪行，也不是習近平等某幾個人的罪行，而是中共統治集團的集體罪行；習近平並不是新冠疫情的第一責任人，實施生武、投放病毒的元兇也另有其人。將一切罪責甩鍋給習近平及習派，這是在洗白中共其它派系、其它家族，是在為新冠災難更大的罪人，實施生武的真正元兇脫罪，這種半假半假，真中摻假的爆料，是假正義，是謊言！

我知道，如今厭惡習近平者比比皆是，但我必須指出如下幾點：
1。冠狀病毒的研究、改造，在習近平上台前就已經啟動了；
2。長期以來，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發領域的實際控制者是江派；
3。授意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兇，不是習近平，而是中共黨內倒習派！

下面，本文將逐次展開說明以上三點。

冠狀病毒的研究、改造，在習近平上台前就已經啟動了

SARS疫情（2002~2003）發生後，中共為加強自身“研究”病毒的能力，決定利用國外技術建設P4實驗室。2003年4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率團訪問法國，就P4實驗室建設，同法國達成初步合作意向。2004年10月，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中法簽署了援建P4實驗室的合作協議。不過，P4實驗室竣工於2015年1月底，這時習近平已經上台二年多了。

在P4實驗室開工之前，中共已掌握了合成病毒的技術。不晚於2004年，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已經掌握了以SARS-CoV的S蛋白+腺病毒骨架合成疫苗的技術，該中心在2004年5月申請了此項技術的專利。見下圖。

疫苗實際上是毒性降低或喪失的病毒，能夠合成疫苗，就意味着能夠合成病毒。中山大學的這一技術是新冠病毒合成技術的雛形，新冠是用SARS-CoV的S蛋白+舟山蝙蝠病毒CoVZC45的骨架基於類似的技術合成，再加以進一步改造而得到的。

不晚於2010年，石正麗等人已經開始了冠狀病毒跨物種傳播的研究。本來，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屏障，各種蝙蝠冠狀病毒，能感染蝙蝠，但不能跨物種感染傳播，特別是不能感染人類；而跨物種傳播研究，就是研究蝙蝠冠狀病毒，感染其它物種的可能途徑，說白了，它其實等同於，怎麼樣才能讓蝙蝠冠狀病毒感染其它物種，特別是人類！2010年4月，在石正麗、李放等人發表了題為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proteins of different bat species confer variable susceptibility to SARS-CoV entry（不同蝙蝠物種的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CE2）蛋白賦予SARS-CoV進入的易感性）的論文。在該項研究中，石正麗團隊用SARS病毒和HIV（艾滋）偽病毒（外殼為HIV蛋白，裡面包裹着有缺陷的HIV的RNA或其它基因組）構建、合成了嵌入SARS病毒BJ01-S蛋白的新的HIV偽病毒HIV/BJ01-S，並以之測試不同種類蝙蝠ACE2與SARS-CoV刺突蛋白（S蛋白）的可結合性。他們還改變了蝙蝠ACE2的幾個關鍵氨基酸，然後再測試改變後的ACE2與S蛋白的結合性。跨物種研究的關鍵對象，就是冠狀病毒的S蛋白，也叫Spike蛋白或刺突蛋白。

2012年6月，石正麗、周鵬、韓正剛申請了一項名為“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刺突蛋白免疫決定區及製備方法和用途”的專利，該專利的“背景技術”部分指出：“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只要獲得人SARS冠狀病毒S蛋白上的一小段，便可以對小鼠致病。”也就是說，將SARS-CoV（薩斯病毒，非典病毒）的S蛋白上的一小段（就是RBD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受體結合域）替換到蝙蝠冠狀病毒的S蛋白上，就可將不能感染鼠或人的蝙蝠冠狀病毒，改造成可感染鼠或人的冠狀病毒，這其實就是實驗室製造新冠病毒的基本原理。

在該專利的相關實驗中，石正麗等人還測定了蝙蝠冠狀病毒S蛋白（主要）免疫顯性區（相當於受體結合域RBD）的具體氨基酸位置，即免疫顯性區或受體結合域兩端（邊界）的氨基酸序號，利用這一鑑定結果，及相關鑑定方法，可以在將不能感染人的蝙蝠冠狀病毒改造成可感染人的冠狀病毒時，對蝙蝠冠狀病毒的S蛋白進行更精準的RBD區域替換。

上述冠狀病毒的功能獲得性（gain-of-function）、跨特種傳播等研究在習近平上台前就已經開始了，它們在習近平時代持續進行，它們並非是習近平上台後才開始策劃，才開始啟動的。

長期以來，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發領域的實際控制者是江派

陳竺，原中科院副院長，江澤民及其子江綿恆的親信，武漢P4實驗室項目的中方牽頭人，從2003年到2015年，陳竺全程領導了武漢P4實驗室的籌備、中法合作和工程建設工作。在江澤民的一手提拔下，2007年，陳竺以無黨派人士身份擔任中共衛生部長；2010年至2015年，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2013年3月至今，陳竺一直擔任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2015年至今，陳竺還兼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

袁志明，江綿恆親信，現任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黨委書記、武漢P4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蟲媒病毒媒介控制學科組組長。袁志明還是江綿恆兒子江志誠投資的藥明康得公司的合伙人，藥明康得控股的復星醫藥，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與美國吉利德公司（埃博拉、新冠的治療藥物-瑞德西韋的研製、所有者）有合營業務的中國上市醫藥公司。

舒紅兵，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的丈夫，同樣是江綿恆的馬仔、親信，現任武漢大學副校長、武漢大學醫學研究院院長、武漢大學免疫與代謝前沿科學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舒紅兵曾在美國醫學、製藥領域研究、工作多年，2005年，舒紅兵被江綿恆安插到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當教授、院長，為江派間接掌控武漢病毒研究所及P4實驗室這一涉及軍工生物武器研究的重要機構（武漢大學是P4實驗室的依託單位之一）。武漢大學、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及武漢P4實驗室，是江派在華中的重要生化基地；江派在華東的生化基地則以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為核心。

早在江澤民時期，不晚於武漢P4實驗室籌建之時，中共應該就已經制定了病毒“研究”的長遠規劃；長期以來，武漢病毒研究所、武漢P4實驗室的核心領導權，一直把持在江派手中，直到新冠疫情發生，這種情況也沒有改變。

江派勢力把持的不僅僅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和武漢P4實驗室。

1989年64事件後，江澤民上台；1993年1月，江綿恆自美國回國後進入中科院系統。1999年7月，江綿恆主導改組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了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醫院、及軍隊醫院、研究所聯合組成的上海幫生工系統利益圈，操控了中國生物研究領域和醫療生物科技經營領域。

據內部人士透露，江澤民通過江綿恆，一直牢牢掌控着與中共生化武器研製攸關的中共軍隊、中央和地方生物科技系統領域。

因此，可做出如下判斷：
1。習近平並非中共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發的始作俑者和總策劃者，當然，習近平延續並可能進一步推進了相關研發工作；
2。習近平上任後，並未着力對中共的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發系統進行換血，直到新冠疫情爆發時，這些領域仍然處在江派勢力的控制之下；
3。習近平不是中共製造新冠的第一責任人，這一生物武器更優先的責任者是江澤民、江綿恆父子。

決策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兇，不是習近平，而是中共黨內倒習派

理由有如下幾點。
第一，至少目前為止，新冠病毒是無法駕馭的。習近平不可能沒事找抽，釋放這一他無法駕馭的生物武器；同時，習近平正處於新冠致死的高危年齡，需要經常拋頭露面的習近平無法保證自己不被感染。因此，除非活得不耐煩了，否則，習近平不會投放新冠病毒。

第二，新冠病毒的不可駕馭性決定了，一旦使用，必然是傷敵與自傷，毀敵與自毀的結果。因此，新冠病毒與核武器一樣，是一種威懾武器，持有的首要作用是威懾，而不是投放、攻擊，持有者在萬不得已、孤注一擲、拼死一搏的情況下才會使用它。2019年秋、冬之際的習近平，遠遠未到孤注一擲、拼死一搏的地步，根本沒有理由和需要投放、使用新冠；習近平的黨內政敵則不同，面臨習近平一再清洗的他們，在別無它法的情況下，極可能冒險一搏，以投放新冠病毒來製造中國和世界的大混亂，只有在大亂局中，他們才能找到或製造出擊倒習近平、翻盤奪權的機會。

第三，習近平需要穩，社會穩定，才利於習近平維續自身的統治。而習近平的政敵則需要亂，只有出現社會混亂，他們才有機會威脅、推翻習近平；讓世界大亂，特別是民主世界大亂，也是他們樂見的；如果能讓習近平成為全世界的敵人，那麼，他們就幾乎勝券在握了。

第四，投放新冠病毒，對習近平有百害而無一利。事實上，新冠疫情爆發後，習近平從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的風雲人物迅速墮變為世界公敵、眾矢之的；新冠疫情嚴重危及了習近平的統治，使習近平陷入內外交困、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境地；習近平作為中共黨魁，成為製造新冠疫情理所應當的罪魁禍首；疫情還使習近平花費了無數心血的一帶一路大計無疾而終。只要習近平沒瘋沒傻不作死，他就絕不會授意投放新冠病毒，自已玩死、自己搞死自己。然而，上述種種局面，卻正是習近平的政敵們所樂見、所期待的。

因此，決策投放新冠病毒的，不是習近平，而是一心讓習近平下台而不得的習近平黨內政敵，中共黨內的倒習派；參與決策、策劃、實施新冠病毒投放的倒習派中，一定少不了一直掌控中共生物技術、生物武器研發的江派，或者說江曾派。

路德們為什麼將生物武器元兇的罪名加給了習近平，以及郭文貴的宿敵王岐山，而忽略了習近平的黨內政敵們？路德們為什麼對最大的兇嫌--江氏父子隻字不提？

是路德們掌握的信息不夠全面，不夠準確，不夠深入嗎？

既然已經結成了倒習聯合陣線，當然要隱蔽、保護盟友，當然要把製造新冠病毒的責任全部推給共同的敵人習近平，當然要把投放新冠病毒的滔天罪行，也嫁禍給習近平。有習近平（和習派）作替罪羊背鍋所有罪責，中共的倒習派系們、倒習的紅色家族們就都可以洗白，都可以脫罪，都可以高枕無憂了。

有人會問我，習近平是好人嗎？習近平值得你為他說話嗎？習近平的確不是好人，但是，中共黨內，那些遠比習近平陰險邪惡、不擇手段、喪心病狂、罪大惡極、滅絕人性者，可以讓他們逍遙法外、高居廟堂、竊國禍民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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