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郭文贵的重要喉舌路德宣称：“中共高层对闫博论文震惊，正组织全球顶级科学家反扑，习、王、许其亮为实施生武元凶”

网上出现的相关爆料还有：
“习近平、王岐山、许其亮为此次超限生物武器研制及投放元凶，党内其他家族事先不知情”；

“最重要的一点，根据路德社多期节目内容，这一次的CCP冠状病毒生物武器战争总体策划就是习近平、王岐山、许其亮，而在这一次的秀场中，习近平和许其亮这两个反人类罪犯、本次生化战争的总策划同时登场。”

上述爆料，其实就是把制造新冠病毒、酿成新冠疫情的责任全部推给习近平。

新冠病毒确实是中共在亲共的各国科学家（特别是美国）、政客的帮助下制造出来的；对制造新冠病毒，对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进行掩盖，习近平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是罪人，但是，习近只该负他应负的罪，习近平不该负他没有的罪，也不该替他人顶罪。

新冠灾难不是习近平的个人罪行，也不是习近平等某几个人的罪行，而是中共统治集团的集体罪行；习近平并不是新冠疫情的第一责任人，实施生武、投放病毒的元凶也另有其人。将一切罪责甩锅给习近平及习派，这是在洗白中共其它派系、其它家族，是在为新冠灾难更大的罪人，实施生武的真正元凶脱罪，这种半假半假，真中掺假的爆料，是假正义，是谎言！

我知道，如今厌恶习近平者比比皆是，但我必须指出如下几点：
1。冠状病毒的研究、改造，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启动了；
2。长期以来，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发领域的实际控制者是江派；
3。授意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凶，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党内倒习派！

下面，本文将逐次展开说明以上三点。

冠状病毒的研究、改造，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启动了

SARS疫情（2002~2003）发生后，中共为加强自身“研究”病毒的能力，决定利用国外技术建设P4实验室。2003年4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率团访问法国，就P4实验室建设，同法国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04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签署了援建P4实验室的合作协议。不过，P4实验室竣工于2015年1月底，这时习近平已经上台二年多了。

在P4实验室开工之前，中共已掌握了合成病毒的技术。不晚于2004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已经掌握了以SARS-CoV的S蛋白+腺病毒骨架合成疫苗的技术，该中心在2004年5月申请了此项技术的专利。见下图。

疫苗实际上是毒性降低或丧失的病毒，能够合成疫苗，就意味着能够合成病毒。中山大学的这一技术是新冠病毒合成技术的雏形，新冠是用SARS-CoV的S蛋白+舟山蝙蝠病毒CoVZC45的骨架基于类似的技术合成，再加以进一步改造而得到的。

不晚于2010年，石正丽等人已经开始了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的研究。本来，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屏障，各种蝙蝠冠状病毒，能感染蝙蝠，但不能跨物种感染传播，特别是不能感染人类；而跨物种传播研究，就是研究蝙蝠冠状病毒，感染其它物种的可能途径，说白了，它其实等同于，怎么样才能让蝙蝠冠状病毒感染其它物种，特别是人类！2010年4月，在石正丽、李放等人发表了题为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proteins of different bat species confer variable susceptibility to SARS-CoV entry（不同蝙蝠物种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蛋白赋予SARS-CoV进入的易感性）的论文。在该项研究中，石正丽团队用SARS病毒和HIV（艾滋）伪病毒（外壳为HIV蛋白，里面包裹着有缺陷的HIV的RNA或其它基因组）构建、合成了嵌入SARS病毒BJ01-S蛋白的新的HIV伪病毒HIV/BJ01-S，并以之测试不同种类蝙蝠ACE2与SARS-CoV刺突蛋白（S蛋白）的可结合性。他们还改变了蝙蝠ACE2的几个关键氨基酸，然后再测试改变后的ACE2与S蛋白的结合性。跨物种研究的关键对象，就是冠状病毒的S蛋白，也叫Spike蛋白或刺突蛋白。

2012年6月，石正丽、周鹏、韩正刚申请了一项名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免疫决定区及制备方法和用途”的专利，该专利的“背景技术”部分指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只要获得人SARS冠状病毒S蛋白上的一小段，便可以对小鼠致病。”也就是说，将SARS-CoV（萨斯病毒，非典病毒）的S蛋白上的一小段（就是RBD区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受体结合域）替换到蝙蝠冠状病毒的S蛋白上，就可将不能感染鼠或人的蝙蝠冠状病毒，改造成可感染鼠或人的冠状病毒，这其实就是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基本原理。

在该专利的相关实验中，石正丽等人还测定了蝙蝠冠状病毒S蛋白（主要）免疫显性区（相当于受体结合域RBD）的具体氨基酸位置，即免疫显性区或受体结合域两端（边界）的氨基酸序号，利用这一鉴定结果，及相关鉴定方法，可以在将不能感染人的蝙蝠冠状病毒改造成可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时，对蝙蝠冠状病毒的S蛋白进行更精准的RBD区域替换。

上述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跨特种传播等研究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们在习近平时代持续进行，它们并非是习近平上台后才开始策划，才开始启动的。

长期以来，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发领域的实际控制者是江派

陈竺，原中科院副院长，江泽民及其子江绵恒的亲信，武汉P4实验室项目的中方牵头人，从2003年到2015年，陈竺全程领导了武汉P4实验室的筹备、中法合作和工程建设工作。在江泽民的一手提拔下，2007年，陈竺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中共卫生部长；2010年至2015年，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2013年3月至今，陈竺一直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2015年至今，陈竺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袁志明，江绵恒亲信，现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书记、武汉P4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虫媒病毒媒介控制学科组组长。袁志明还是江绵恒儿子江志诚投资的药明康得公司的合伙人，药明康得控股的复星医药，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与美国吉利德公司（埃博拉、新冠的治疗药物-瑞德西韦的研制、所有者）有合营业务的中国上市医药公司。

舒红兵，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的丈夫，同样是江绵恒的马仔、亲信，现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医学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免疫与代谢前沿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曾在美国医学、制药领域研究、工作多年，2005年，舒红兵被江绵恒安插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教授、院长，为江派间接掌控武汉病毒研究所及P4实验室这一涉及军工生物武器研究的重要机构（武汉大学是P4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之一）。武汉大学、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及武汉P4实验室，是江派在华中的重要生化基地；江派在华东的生化基地则以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核心。

早在江泽民时期，不晚于武汉P4实验室筹建之时，中共应该就已经制定了病毒“研究”的长远规划；长期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P4实验室的核心领导权，一直把持在江派手中，直到新冠疫情发生，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江派势力把持的不仅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P4实验室。

1989年64事件后，江泽民上台；1993年1月，江绵恒自美国回国后进入中科院系统。1999年7月，江绵恒主导改组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了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医院、及军队医院、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操控了中国生物研究领域和医疗生物科技经营领域。

据内部人士透露，江泽民通过江绵恒，一直牢牢掌控着与中共生化武器研制攸关的中共军队、中央和地方生物科技系统领域。

因此，可做出如下判断：
1。习近平并非中共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发的始作俑者和总策划者，当然，习近平延续并可能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研发工作；
2。习近平上任后，并未着力对中共的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发系统进行换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时，这些领域仍然处在江派势力的控制之下；
3。习近平不是中共制造新冠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生物武器更优先的责任者是江泽民、江绵恒父子。

决策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凶，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党内倒习派

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至少目前为止，新冠病毒是无法驾驭的。习近平不可能没事找抽，释放这一他无法驾驭的生物武器；同时，习近平正处于新冠致死的高危年龄，需要经常抛头露面的习近平无法保证自己不被感染。因此，除非活得不耐烦了，否则，习近平不会投放新冠病毒。

第二，新冠病毒的不可驾驭性决定了，一旦使用，必然是伤敌与自伤，毁敌与自毁的结果。因此，新冠病毒与核武器一样，是一种威慑武器，持有的首要作用是威慑，而不是投放、攻击，持有者在万不得已、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它。2019年秋、冬之际的习近平，远远未到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的地步，根本没有理由和需要投放、使用新冠；习近平的党内政敌则不同，面临习近平一再清洗的他们，在别无它法的情况下，极可能冒险一搏，以投放新冠病毒来制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混乱，只有在大乱局中，他们才能找到或制造出击倒习近平、翻盘夺权的机会。

第三，习近平需要稳，社会稳定，才利于习近平维续自身的统治。而习近平的政敌则需要乱，只有出现社会混乱，他们才有机会威胁、推翻习近平；让世界大乱，特别是民主世界大乱，也是他们乐见的；如果能让习近平成为全世界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几乎胜券在握了。

第四，投放新冠病毒，对习近平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后，习近平从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迅速堕变为世界公敌、众矢之的；新冠疫情严重危及了习近平的统治，使习近平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境地；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成为制造新冠疫情理所应当的罪魁祸首；疫情还使习近平花费了无数心血的一带一路大计无疾而终。只要习近平没疯没傻不作死，他就绝不会授意投放新冠病毒，自已玩死、自己搞死自己。然而，上述种种局面，却正是习近平的政敌们所乐见、所期待的。

因此，决策投放新冠病毒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一心让习近平下台而不得的习近平党内政敌，中共党内的倒习派；参与决策、策划、实施新冠病毒投放的倒习派中，一定少不了一直掌控中共生物技术、生物武器研发的江派，或者说江曾派。

路德们为什么将生物武器元凶的罪名加给了习近平，以及郭文贵的宿敌王岐山，而忽略了习近平的党内政敌们？路德们为什么对最大的凶嫌--江氏父子只字不提？

是路德们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不够准确，不够深入吗？

既然已经结成了倒习联合阵线，当然要隐蔽、保护盟友，当然要把制造新冠病毒的责任全部推给共同的敌人习近平，当然要把投放新冠病毒的滔天罪行，也嫁祸给习近平。有习近平（和习派）作替罪羊背锅所有罪责，中共的倒习派系们、倒习的红色家族们就都可以洗白，都可以脱罪，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人会问我，习近平是好人吗？习近平值得你为他说话吗？习近平的确不是好人，但是，中共党内，那些远比习近平阴险邪恶、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灭绝人性者，可以让他们逍遥法外、高居庙堂、窃国祸民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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