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六章

第一、“兩會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台與厲行專制的框架

　　如前所說，中共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假以三權分立的樣式，建立了它所謂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卻在實際的權力結構和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又為中共中央及其各級黨委所一統。因此，這個根本制度就成為表演共和的舞台，而非實行共和的機關。它非但沒有成為組成共和國體的根本權力結構，相反，倒成了厲行專制極圈統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是以軍事獨裁作為其統治基礎的

　　如果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裝潢與表演共和的舞台，那麼，撐持着這個大舞台和作為整個專制統治權力之根本支柱的，卻是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軍。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黨軍，而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軍事委員會和國家軍隊。八十年代初，為了做樣子，才由鄧小平同意“多掛一塊牌子”，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多做了一套“國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黨章又規定黨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須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因此，毛澤東便任此職至死而不放，鄧小平亦在不擔任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之後仍繼續擔任該職，直至由他來指定接班人擔任這一關鍵職務。因毛、鄧既是中共造反軍人出身，又是中共軍隊的最高統帥，是故得意時均着軍裝以顯威。毛澤東則更是在十數年中常常穿着軍裝，以逼迫人民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他所獨有的四個偉大稱號上，有一個便是“偉大的統帥”。他們與希特勒一樣，既是黨的元首，國家的元首，又是軍隊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權本身具有了軍事獨裁政權的性質。如是，中共黨指揮槍才是假，相反，槍指揮黨才是真。文革開始，全黨內訌，全民遭殃。有人亦數度想在軍隊燒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戲，甚至想奪軍權，毛澤東便立即指責這是要“毀我長城”。當文革之亂已經亂到了無以收拾之時，毛澤東便派出軍人“支左”，實際就是武裝鎮壓，並因此而穩定了局面，也鞏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獨裁權力。而當黨的會議上出現反對他的意見和傾向，其地位與權力受到挑戰時，他則乾脆用軍隊包圍會場，迫使他的黨人在他以軍隊作底的淫威之下就範。可以說，毛澤東的數十年橫行無忌，膽量便是來自他軍權在手。毛死後，胡耀邦的被迫辭職，趙紫陽的被逼下台，鄧小平用的也是同樣的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一支在前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為“奠基”的農民造反軍隊，在它於一九四九年為中共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亦與歷代農民造反軍人一樣，人人都必須弄一個官做做。是故，其軍事人員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便被轉業到地方擔任各級黨政領導，並且形成了傳統。這既在無形中使中共各級政權仍為軍人所掌握，使軍隊的專製作風得以在地方政權中傳承和發揚，同時，亦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構成上出現文化素質極底的特質。尤其是公、檢、法系統，至今仍幾乎為轉業復員軍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質之低，軍人作風之強，驕悍脾氣之盛，足以使各級本來就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檢、法機關，“蠻橫無知和無法無天”。所以，如果說中共實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說中共實行的乃是“教、政、軍合一”。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際上乃是一黨一姓的軍隊，豈但與國無涉，而且與民作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曾無數次調動人民解放軍以大規模鎮壓人民的血案，固然為外界所難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調動人民解放軍進北京屠城，終於使世界震驚不已。中國共產黨正是靠着這樣一支由它絕對掌握的私家軍隊，為其打天下，又為其保天下，更為其殺天下，才有力地鞏固和維繫了它的專制復辟政權。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這堵“長城”和這根“柱石”，卻在中共數十年權力鬥爭和政治風雨的剝蝕之下，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開始了分化和裂變。近十餘年來，解放軍里的知識分子軍官和作家們，特別是新一代解放軍軍史研究家們，他們在對解放軍歷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認識”，和他們對國民黨軍隊英勇抗戰的“痛苦認知”，無疑為推動中國大陸的現代歷史反思運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至於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軍官，他們而今對“黨指揮槍”的巨大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們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國家軍隊的迅速民主覺醒，實已使得中共面臨着軍權的最大挑戰。誠如海外一位報人所言，而今，“解放軍還要解放何人” 呢？他們剩下的唯一任務，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國共產黨想依靠這一支黨軍來維繫它搖搖欲墜的政權，來達成它“千秋萬代掌權”的願望，最終怕也只能落得個“天上人間”式的悲哀罷了。

第三、全方位實行黨政合一是中共將全社會納入教政合一體制的具體形式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不僅實行教政合一，而且實行黨政合一，即將黨政合一當作教政合一的具體形式，無處不以黨權指揮政權，使中央及各級政權機關，包括政權機關中的各個部門，均置身於同級和同部門黨權的控制之下，以黨凌政和以黨控政。同時，中共還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即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控制權，和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結合權，發展到了政權以外的全社會。即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皆視其級別和規模，設立黨的權力機構，將其領導權力政權化、級別化，同時還要建立行業、系統、或跨行歸口的黨委領導機構，以求黨權至上，統領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權。其中工會、婦女、體委、文聯（包括所屬各協會、特別是作家協會）、共青團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眾團體”，均歸中共中央即各級黨委的宣傳部直接領導和控制，如同八個“民主黨派”權歸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統戰部直接掌控一樣。由是，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會，都建立起了一個個蛛網式的和等級化的“封建莊園”，並且還要視其在蛛網結構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縱向歸屬，或作橫向牽制。其每個莊園的莊園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這個負責人由是而獲得了其領屬範圍內的一切生殺予奪大權。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不僅使得全社會政權化，而且使得全社會黨權化；不僅使得整個國家專制化，而且使得整個國家封建化。因此而成為中央集權與封建專權的高度結合，即全方位極權化。
　　由是，全社會所有行業和所有單位，其內部自上而下均層層設立包管一切的政權式機關，又同時設立控制一切行政權力的黨權機關，並設置黨委書記，黨總支書記，黨支部書記等職。其作為同級行政領導的領導，便理所當然地掌控了指揮行政的全部權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讀書做工，包括休養生息，便全部被置於黨權指揮下的“行政權”之下。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為自救而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上述統治開始出現了軟化跡象，但是，其基本的黨政體制既未改變，黨政亦根本沒有分開，由黨管人的人事制度雖然高喊改革已達二十年之久，卻至今沒有任何具有實際內容的改革。全社會各行各業中的黨權，雖在少數領域有所削弱，如工廠廠長負責制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一再較量，個體經營中黨權問題的亟望解決和尚未解決，以及由“人心不黨”而產生的對黨權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絕大多數領域，黨權基本上沒有被觸動。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教育、新聞、出版、學術、科研、文化等上層建築領域中，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明顯趨勢。一度在高等學校實行的校長負責制，終於又退回到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是，中國共產黨為復辟專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來的這個嚴密的權力結構，畢竟因為時代的進步和中國大陸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和復歸，以及它為自救而推行專制經濟改良所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不僅開始出現全面的鬆動和鬆散，鏽蝕和腐蝕，而且其最高權力所面臨的權力危機，亦在人心思變的基礎上，使得它的整部統治機器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衰朽。由是，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這一部嚴密的和高精度的專制權力結構，也就勢必要面臨着“一朝崩潰”的危險。蘇聯及其它共產國家的瞬間自垮，及其權力結構的轉瞬即崩，已經為中共昭示了它同樣的下場和結局。只是中共將垮得更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