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一天,他到中国美术馆看画展,刚好碰上一群大学生抬着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遗像大游行。他站在街边,受到感染,给学生捐了一块钱。这时他完全是旁观者。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市民游行抗议,他心郁郁,但未介入,一门心思学画。
6月4日,他进城时碰上大屠杀。他做梦都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流弹纷飞中,他和其他人用三轮车送一个伤者到医院,但最终还是死了。鲜血和尸体令19岁的他悲愤到极点。回到工厂他逢人便讲屠杀,又用毛笔在T恤上写「还我民主!还我自由!」之后索性跳上巴士车顶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反对镇压!」巴士四周,上千工人跟他狂喊。
事后他被指是「反革命暴徒」,同年判囚七年。说起来,他被捕还与父亲有关,本来他已匿身乡下,但身为中共「坚贞党员」的父亲,轻信公安局一位当副局长朋友之言,以为儿子投案,最多「教育一下」就会出来,如实告知儿子藏匿地后,该名副局长却忘了诺言,武父大呼上当,悔恨不已。
画作捐到「耻辱博物馆」
39岁的武文建不理朋友劝阻,坚持画出大屠杀回忆。
95年武文建提前一年获释。他失去了工作,母亲也过世了。 25岁的他靠帮人画广告画维生,一边继续习画。但他的画变得很单一:背景总是天安门广场,主角不是坦克就是学生和示威者,或者民主女神。主色调永远是腥红,有如鲜血,坦克是血淋淋的,示威者是血淋淋的,连洁白的民主女神像,也被包围在血淋淋中。
「没办法,我的激情总是停在那时候,大屠杀凝固的形象,在我脑海无法抹去。」武文建说:「也许我画得不好,但这肯定是一个永远的题材。」他表示那些画不会卖,即使将来六四翻案也不想卖,「如果能建一个耻辱博物馆,我会捐出去。」
他给记者传来多幅画作,画面初看一塌糊涂,细看便看到,那是画家心情的写照。浓墨重彩间,红与黑交织,钢铁与鲜血融会,虽无清晰的表象,但透过色彩,可以嗅到血腥,听到坦克驶过长安街隆隆的响声;看到子弹在无辜者身上爆开溅出的朵朵血花;六四大屠杀的悲惨,尽显画中。
武文建不期待这些画能对他的生活有好处,相反因为这些画,出狱十多年来他依然是北京公安监控对象,「每到敏感日子,他们都会来电话问候我,警告我『不要太过份』。」
他承认自己固执,「有一次我和一位难友闲聊,对方也是搞艺术的,他一听说我专画大屠杀,眼睛都睁大了:『你小子还没受够苦吗?还没蹲够牢吗?找死啊!』」又再三告诫我:「兄弟,在中国,别碰政治,太残酷,太肮脏了!」
「和谐社会全是假的」
「我当然知道朋友的好意。」武文建说:「但我是改不了,因为那些画,不仅是我对历史的印象,更是我对当今现实的认识。」他指,当局天天唱盛世,「那有什么盛世?到处是危机四伏! 20年了,八九民运提出的官场腐败,社会不公,不但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什么和谐社会,全他妈假的!」
狱中见闻
诗人天天骂狱吏背后被指「真脏」
因六四坐牢六年的武文建最爱谈的另一话题,是狱中见闻。「知道叶文福吧?就是八十年代写诗歌《将军,你不能那样做》的那位诗人。」这首诗是斥责中共将军以势谋私,发表后曾轰动一时,获奖无数,据说连当时的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都不满,在诗上批示「诗人不能这样写!」武说:「 89年9月我被关到北京市看守所,见到叶大诗人,听见到他天天在楼下向看守的人怒吼:『我操你妈!』,他们只好背后抱怨:『还是诗人呢,真脏!』哈!」
「有一个瘸子被判了10年,我看他的判决书,罪名却是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后扬长离去』;有人捡了军车上的一个钢锥,也被判10年;有一个更冤,姓朱,路过时见市民分发军车上食品给学生,最后分完了,他没份,在车厢角落捡到一只烧鸡,最后被判13年;他在狱中跟我叫冤:『这鸡,贵啊!』哈哈!」
「还有一个上海人,当时在北京读书,用小刀刺军车轮胎,虽然家中有人在市公安局做大官,但还是被判五年。我见到最小的一个,才15岁,孤儿,叫张宝生,罪名是殴打解放军。著名演员陈佩斯, 6月5日也因挡军车被关了一晚,因为名人,放了出来。」
本报记者
文化监管
叹画画也讲政治为市场逢迎媚俗
一直很鄙视内地文艺界的武文建,指当今文艺界不是媚俗成风,就是只会曲意逢迎当局;对一班因六四坐监的狱友,他十分挂念,多次要求记者「多写写他们」,指他们「是六四的重要群体,不应被忘记。」
他指,当今的中国艺术界很难出现扛鼎之作,主要是缺乏自由创作的环境和氛围,倒退到连上世纪八十年代都不如,「什么都讲政治,写作讲政治,画画也讲政治。」这导致作家艺术家们,或者对统治者曲意逢迎,或者媚俗迎合市场,「还好市场经济给我们这些独立艺术人提供了生存空间,否则不能保证我们也会成为牺牲品。」
望外界多关注出狱人士
武文建指,中共当局对文化艺术的监管,「严得你都无法相信,不久前一批上世纪七、八十年过来的艺术家们,想在七九八艺术区搞回顾展,风声刚出,就被灭掉了。就是不让你搞,担心你借艺术搞煽动。」他坦言自己迄今没有工作室,都是借朋友的工作室画画,「我要自己搞画室,开张第二天他们就会给你搞黄了。」
出狱后,武文建一直联络因六四事件被当局指为「暴徒」而判监,其后相继出狱的人士。按他的说法,过去20年,外界对他们的关注太少,「我希望你们记者多写这些人,他们跟八九民运的学生不一样,以『暴徒』名义被抓进去,判刑都很重,出来后生活很多无着落,很惨,就这样默默消失于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武不但呼吁,还积极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