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拿出一个保证不失算的方案来推动中共良性转型？世间没有这样的方案。有心者只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可以拿出各自的方案，只要不助长专制，不干预自由，端出来，失败何妨？中国政局本已僵死，大道不存要寻小径，正题受阻笔走偏锋


　　老高按：郑也夫这位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在“公知”中或许不算太有知名度的。但去年元月6日，他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政改难产之困》，石破天惊地指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震动海内外。
　　去年9月，“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大型国际研讨会即将在纽约登场之际，会议主要筹办人宋永毅教授对我说：一切赴美手续都办妥的郑也夫教授，却因个人的原因阴差阳错可能耽误行程。如果会议开始了他还没赶到，你能不能代为宣读他的论文？
　　我当然义不容辞。我是这次研讨会论文集的执行编辑，早已提前读过郑教授提交的论文《土改中的四位公共知识分子》，宋教授又做好了PPT，供我在宣读时在大屏幕上放幻灯。
　　会议第一天上午，我从新泽西赶到曼哈顿中城，跨进会场，第一眼就看到了郑也夫——他如期赶到了！这天早上凌晨2点多在纽约降落。
　　郑也夫尽管旅途劳累，登台却没有问题。幸亏他本人亲自发言，不必我代劳——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脱开已经写好的论文，从中共土改的血腥史实另作发挥，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真知灼见，妙语连珠。没有收进论文集，可惜也没有谁整理成文字在哪个媒体上刊出，不过如果有人感兴趣，不妨在YouTube上找到他大会发言的视频。
　　这里我推荐郑也夫评述刚刚去世的王康先生的文章。对王康先生，我虽然景仰，不算很熟，但是读郑也夫所写，检索我记忆中的王康先生，感觉基本相符。这篇文章也有更广泛的意义，让我们读来颇受教益。我想，我们对朋友，都应该像郑也夫这样诚恳相待；若不幸朋友先自己而去，也应该像郑也夫这样实事求是地看到其长处、其弱点。


　　王康的政治情怀与行为艺术

　　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纵览中国》


　　获悉王康离世一个小时内，我将两副毛笔字挽联的照片挂到朋友圈。

　　陪都文脉，唐门书香，魂追宾雁不归旅；
　　孟子浩气，索氏东正，心涌雄狮长啸声。

　　王谢面相游吟命，
　　康庄文章行侠人。

　　如此快速是因为有准备。王康被大夫宣布不治已有太长时间。从他转到私人医院开始筹款，我们就一直在沟通。我叫在美国的亲属给他汇过钱。在筹款方式上给他提过建议。以后我们频繁通话，相互为对方唱歌，他为我唱“马车从天上下来”，我为他唱“The Old Old Mississippi”。再以后他来电少了，终于不来了。打听后得知他已无力说话。于是我单向发语音，给他唱歌，并开始措辞挽联。他生命力超强，大大超过出大夫判断的命限。
　　好朋友要互尽义务，而最后的义务肯定属于晚走的那位。其内容之一是礼仪，挽联和追思也在其中。其二是回忆、研讨、遗作整理。前者是面子，后者是里子。面子是做给今人的，以哀荣安慰亲属，激励同志仍需努力。里子除了做给今人还是留给后人的，它凭借具体入微的讲述和评价，帮助人们知道他，理解他。做好面子手段不一。做好里子则靠大家对往事的细心打捞，对亡友思想行为的研讨辨析。
　　敝人在第一时间行过礼仪，是做第二件事情的时候了。以下讲述，一些是我亲见，另一些是王康或目睹王康行为的朋友直接说给我的，绝少辗转听闻。

　　一，中国行为艺术家第一人

　　1988年，我受中国文化书院邀请做该院一个暑期讲师团的导师兼领队。领队要先踩点，即亲赴该城市，选定演讲会场和七位教师的旅馆。到重庆后订好当晚的旅馆，就去找离京前朋友向我介绍过的王康。我俩一见如故，他当即带我去找他的一帮朋友吹牛。吹过子夜，他说不去旅馆，就住我家。旅馆钱白交了。我二人又做彻夜谈。第二天早晨离家时他不锁门，回答我：有什么好丢的。我知道遇到了比我更异类的人。一个月后讲师团来重庆，我们相处数日。
　　我俩都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他是1949年生人，我是50年。此时他是重庆八中教师，离婚不久。七八级毕业生很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深造的机会，但这些不属于在校入了另册的学生。他说，团中央曾来西南师范学院视察，让校方安排座谈会。会上王康率先发言说，请校领导离场，你们在学校历次运动中表现恶劣。校领导大怒说：王康，你一直逃避政治学习。王康打断说：比学马列吗，请团中央同志给我俩出题，考不过你判我十年徒刑。这是1988年王康对我讲述1979年他在西师。
　　我恍惚89六四之前，我们又见过面没有。只记得六四后不久他被重庆通缉，跑到北京。对我讲在长江轮渡上听到三个青年吹牛，一个得意洋洋地讲：我洗完澡就没热水了，别人活该。这话已令王康厌恶，这厮又说：六四那帮暴徒就该镇压。王康猛地上前，一拳将他打倒，掉头阔步而去，心里做好了挨顿暴打的准备。不期那厮被其伙伴追问：你怎么得罪人家了，竟无人追打王康。我分析可能是那厮估计到自己的言语冲撞了六四暴徒，邪不压正，认怂吧。从重庆出走后，他基本住在北京亚运村正在经商的重庆师范同学的寓所中。
　　有个小段子我记忆犹新。一次我与王康吃饭，中途一个哥们儿匆匆跑来向王康告辞，说刚刚得知外地的父亲重病，今日不能如约坐陪了。王康一掏兜，往桌上拍出乱糟糟的一把钱，说带上。那位推辞。王康正色道：这是兄弟情谊。那兄弟忙点头称是，收起乱七八糟的一把钱。此酷像戏中情节，而这真情释放曝露的东西蛮多：他不用钱包，兜里的钱是乱糟糟的，帮助朋友时不计算。
　　2009年王康的朋友黄珂等人为他操办六十寿宴。到场二百多人。放映了一个小时特制的王康专辑后，王康讲话，朋友致辞。这当然是精心准备的了。我以为这次宴会是个转折点。之前是言行特异且有美感和视听冲击力的率性行为。之后，这些特征越来越有主观策划的成分，甚至就是策划的产物。遂使王康成为行为艺术家。
　　北京的王康追思会上，他重庆多年的老友向宏（八八年见到王康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向宏）向与会者介绍王康时说：他是行为艺术家。我俩独立地完成了同一判断，且其多年好友的共识让我感到这判断有被更多人接受的可能。
　　行为艺术家的判断，在道德上非褒非贬。希特勒、丘吉尔、孙中山、甘地、胡志明都在此列。行为艺术家们有一个极可能独一无二的特征。其他门类的一流艺术家都是职业的。唯独职业的行为艺术家都是本行中的二流。而一流的行为艺术家均非职业艺术家，其职业多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流行为艺术家的道路很可能有相当大的共性。我所知有限，单说王康。当其性情让他释放出那些特异的言行：离家不锁门，座谈会上的厉言，船上出手后从容信步，饭桌前解囊无度，这些行为的效果冲击了别人，也反馈给他自己。那反馈必定助长了他日后如法炮制。以前不是表演，以后有需求也有准备，是真情也是表演。朋友都知道他筹款能力超强，将之归结为他的个人魅力：额头酷像列宁，表情极为诚恳。早年他筹集第一笔大款时特邀周孝正、梁平陪他去广东。周、梁分别告诉我同一情节。在推开金主王健公司的大门时，王康突然停住说等一等。他调整了心态和表情数分钟后才推门。这情节让周、梁吃惊。我听后当即想到，即便是大演员出场前也要定定神。与金主见面时的言行，怎么可能没有行为艺术的成分呢？
　　一流行为艺术家们深知行为艺术的功效，于是每每为之排大用场。我以为长卷绘画《浩气长存》实为行为艺术之大作。十几个艺人，劳作数年，完成了100多米的长卷，行为艺术的成分恐怕高于画卷本身的美学含量。
　　我对王康一直在认可与不认可之间。在追思会上我说：我俩相识三分之一世纪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直相互欣赏，一次冲突和不快都没有过，堪称奇迹。我不喜欢他满篇大言美辞的文字。他曾对我说要写刘宾雁传。我说一定要有细节。他说，放心也夫，我是学文学出身啊。我觉得微观的作品不可能出自王康之手，因为他选择了夸张。夸张几乎就是行为艺术本身呀。我一直以为我的文字比王康细致精准。以后越来越明白，他最初不乏这个天分，只是早就不想做“细活”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坛人才辈出，是好为大言的“孙大炮”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王康一定是本能地感到：他要这样出场。
　　我曾经毛遂自荐竞选中国社会学会主席。此时王康已在美国。周孝正转告我，王康得知后脱口而出：这有什么意思，也夫该自荐竞选国家主席。这话惊呆了我。细想想二者哪个都选不上的，这是我俩当然都具备的判断。而二者冲击力之高下无需赘言。社会影响小的事情他根本不去想。
　　王康告诉我，蒋庆曾经送他一联，联首四字“好大喜功”。我同意这一判断，以为这可以不含褒贬。
　　在任何场合王康的打扮都绝对“布衣”，在多数场合还是唯一。早期应该是不经意的，后来则一定是刻意的。但想到他浪迹天涯，没有一箱子行头，更不要说化妆师，你就不得不佩服他的装扮。我以为他胜出于两点。其一对时尚之深恶痛绝。其二将朴素做到极点。我一向认为，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是艺术。

　　二，解析“民间思想家”

　　一流的行为艺术家基本上都不是职业艺术家。那么王康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呢？
　　2009年，王康六十寿辰的聚会上，看罢宣传王康的专题片，主持人宣布下面将点名王康的好友上来发言。我急忙打腹稿，因为北京的朋友中我是认识他最早、关系最密切的。没想到点名周孝正，乃至张三、李四后，楞是没叫我。我猜想名单是王康给主持人的，他知道我的积习，这场合还是回避面折吧。而我觉得上台的人说得太庸俗，干脆就不像文化人。我腹稿的第一句是：康兄是我今生认识的人中天分最高的，但他从来没有达到我的期待。自以为这话将很高的夸奖与期待融于一体，却只好烂在肚子里了。我确实认为他天赋极高，在亚运村如此不适合读书的地方，还有满腹学识。我期待他做明智的选择，期待他更努力，成为大学者。
　　但其实王康在八九之后，甚至更早，选择了不做学者，做更有社会影响的事情时，就不大可能成为思想家了。
　　六四以后他来到北京。我介绍他认识的一个朋友是某大学系主任，邀请王康去该系下面的一个研究所，王康没有回应。很长时间中我都大为不解。因为我以为凭他的天分，有望成为思想家和学问家。经过这些天的思考我似乎越来越明白王康。他不接受邀请最直接的、当然远非全部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藏身北京是为躲避重庆通缉。进入大学，虽不在编制，还是太显眼。
　　更重要的应该是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性情。他喜欢热闹，很难长久独处。他一直被重庆小圈子的朋友尊为领袖，他也有领袖欲，二者刚好互动。做个优秀学者的苛刻要求，与其说是智力，不如说在性情。王康性情上远离学者。
　　其二，他一来北京就住在亚运村重庆商人的圈子中。那里的生活舒适，热闹，旧雨新朋频繁会晤，饭局麻将接二连三。赵国君说他称赞王康博学，王康回答自己很晚才认真读书，以前都在打麻雀。赵与我都不解什么是麻雀。我猜可能是麻将。王康对我和孝正感慨过中国人不守游戏规则。由头是，前几天晚上他和了一把极特殊的牌，理当赢太多的钱，大家以玩笑的方式赖帐。他讲得很投入。我不知他进入牌局的深浅，但知道他在那个商人群体中生活的惬意。我想他大概不想置身在单调的学院派环境中。
　　这些年我才渐渐明白一个常识。不做学者是比较自然的选择，即使有作学者的天分。一个称职的学者的生存状态是远离常人的。优秀学者中怪物甚多。中国社会中一方面真做学问的人极少，另一方面俗人们一直在夸大学者的贡献。学者对社会的贡献是基础性的，不是直接的，不会立竿见影。很多学术当下只是智力游戏，社会不该缺少它，也不该夸大它。王康清楚学术缓不济急，对中国社会和他个人都是如此。故不认同王康选择的生存方式，其实是我的主观偏执。
　　王康曾经对周孝正说：也夫是学问家，我是思想家。我听后哑然失笑。李慎之逝世后仲维光单枪匹马挑战其众多粉丝，我同意维光的看法，李有骨气和良知，但够不上思想家。思想家必须提出过若干新的思想，或为命题，或为概念，或为深刻的分析。我以为王康也不是思想家。我在《无快乐经济》中译本序言中说过：“思想家有两种，一种是率先提出了一个大思想，比如剩余价值，比如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另一种则在似乎并不宏大的表述中展示了一番又一番精彩的、出人意表的小道理。前者高屋建瓴，一俊遮百丑。后者却更有思想家的味道。因为我总以为，有卓越的思想能力方为思想家，如是他们就应该时时处处显示他们思维上的卓尔不群。”而王康几乎放弃了对具体问题的微观分析。宏观思想家一向更稀少，与他们的宏论相比，王康的宏大叙事多为常识。表达的气势和生动不是思想层面的东西。有成就的学者分为两类：思想家、学问家。我是职业学者，偏向思想而非学问，这是智力类型所致。当代思想家中鲜有不是学者的。而政治家、活动家、媒体人中很少有思想家。因为思想活动需要更多独处、沉思的时间。而在性情和注意力上，思想家与行为艺术家的不兼容可能更大。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既是思想家，又是行为艺术家。
　　王康不是思想家，但他在社会上最流行的名号是“民间思想家”。这称号是王康自撰，以应对媒体的要求。因为他们要为文章作者或电视出镜人标出单位和角色（常常就是职业）。措辞恰当与否在于它同语境的关系。民间思想家在其语境中是恰当的。王康无职业，称“民间”恰当且颇有侠气。社会角色则较难措辞。他自知远离学者的特征，他不写小说剧本，从不以文学家自居。其实“政论家”的称号靠谱，但媒体是不敢接受的。“活动家”也对路，但多数人的观念中活动家无专长、无学识，乃至不够名誉。故民间思想家是难得的选项。但其恰当只在应对特殊的需求中。离开特殊的语境则可以看出这名称中内在的毛病。绝大多数汉语词汇都有对偶，对偶双方互证对方词义的存在，若没有对偶倒值得特别思考了。与民间思想家对应的似乎是“官方思想家”，但这角色是不存在的。思想家统统是独立思考的。因此不好称呼一个思想独立的教授，比如敝人，是官方思想家。宣讲官方思想是官媒，是刀笔吏，他们高攀不上思想家。进一步说，思想家从来都是稀缺的，在当代中国尤其是这样。乃至我们可以说“北京学者”“上海学者”，你听过“北京思想家”“上海思想家”的叫法吗？偌大的中国，半个世纪中有几个思想家？“也夫是学问家，我是思想家”，这话充分显示出王康喜欢思想家的称号。但“自命”不是盖棺定论的依据，因为个性是偏颇的，有自卑的也有自恋的。我相信，像看待李慎之一样，认为王康是思想家的人很多。我同样相信，像敝人这样，不认为他是思想家的人也不在少数。笔者以为，亡者的幸事不是获取一项冠冕，而是围绕他有种种争论，这会帮助更多人清晰地认识他。
　　人们喜欢简化。一个人的职业、职称每每成为他的标签，其实常常不能说明他。王康社会角色上的不确定，既因为他无职业，又在于这个变幻不定却又缺乏自由的社会。他成为一个游侠，一个行吟诗人，却不能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情。
　　我认为王康有作政治家的强烈冲动，但六四以后的中国大陆绝然没有扮演这种角色的条件。陈子明刑满释放后几乎成了地道的学者，不能投身政治他是死不瞑目的。尚未踏上政治家道路的王康便只能做一个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活动家和演说家了。他是活动家中最有思想的人，但不是思想家。他是博学多才、文采斐然的演讲家和电视专题片作者，但不是史学家，不是文学家。

　　三，痴思国共合作

　　我最初对王康重大选择中的第二个不认同，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时间和最大心力的大型画作《浩气长存》。不解有两个层面。其一，一个自诩为思想家的，以文字为生的人，为什么要走入自己不熟悉的视觉艺术领地呢？后者不具备文字表达中的精准和深刻。在明白了他日益强化的行为艺术倾向后，这个疑问可以解释为：他要打动中国，哪个手段最能打动就选取哪个，理念的清晰与深刻都在其次了。
　　但是我还有过第二个，却绝非次要的不解：作这事的意义是什么，符合你的政治理念吗？这直接牵扯到他此前策划和写作的电视专题片《大统一》。
　　89六四后他跑到北京，渐渐产生了做《大统一》电视专题片的想法。我是他这个想法的最早的聆听者。他到南方筹款时邀请周孝正、梁平陪同，没找相交更深的敝人。为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有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他这个思路，但起码含蓄地透露出我的不认可，他完全清楚。我认为统一是中共一贯的追求，我不认同，也不认为这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我记得投资人王建来京时去了亚运村王康住所。王康精心策划这次会面，请来了央视负责人和时任人民日报主编的范敬宜。我在场。合同上最终写着：王康方对投资方承诺，片子要在央视播出。日后王康坐蜡了。他企图往片子中注入私货，即他自己的若干非正统思想，落空了。他给央视的的文本框架不被接受，可以想见他即将写作的文本的下场。宣讲统一的电视片只能是地道的主旋律。如何向投资方交差，王康去伺候主旋律不成么？无奈之下，他将这个大活及其资金转包给一个红二代朋友秦晓英。片子在央视播出时，片头的撰稿人是秦晓英。片子中王康的头衔好像是“兼制”之类。片子播出不久我与王康见面，本想不客气地骂他几句，不期他劈头一句：也夫，我无地自容，我和老共彻头彻尾地合作了一把。我还能说什么？
　　《大统一》与《浩气长存》，一个是电视片，一个是画卷，一个讲两岸关系，一个讲抗战历史，似乎是相互独立的两桩事情，其实内中贯穿着策划者的一个心思。王康希望以最大的社会影响促成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并期待在合作中大陆的政体发生良性的转变。这动机他以后和一些朋友明确表达过。
　　两个作品制作过程有异，但结局相似。《大统一》还在起步阶段，王康的思想就退场了。《浩气长存》不借助官媒，创造过程是完全自由的。它以画面取代文字或话语，希望避开观念上的正面冲突，但竣工后无法在中国大陆展出。好在作品毕竟完成了，日后在台北和美国展出。
　　该怎么评价王康的第二次失算呢？我认为，《浩气长存》想法萌生时与完成后，中共是有变化的。这可以从大小两个方面来看，就画作展出的小博弈看，画作完工之际已经能够比较清楚的预判，当局不会允许展出。但在其萌芽时判断，还看不出绝对不可能展出。就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大事体看，画作创作前后中共政策与台海关系都有大变化。从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到反送中的激烈冲突，再到安全法的一锤定音，隔岸观火后，台湾选情已成一边倒，政局定格了。中共几乎帮助民进党打垮了国民党，即使国共合作也无大戏可唱了。虽然有些是新近发生的。但直接导致这些变数的中共决策者的心思和政策，应该在几年前就定型了。
　　笔者当初不认可王康的选择，长考很久以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王康。王康的谋划完全失算。但请问谁能拿出一个保证不失算的方案来推动中共良性转型。世间没有这样的人和方案。有心者只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家尽可以拿出各自的方案，只要方案不助长专制，不干预自由，端出来，失败何妨？商场上每天都有胎死腹中的商业策划和卖不动的试销商品，正是这生生死死的策划与试销造就了生机勃勃的商海。中国政局本已僵死，大道不存要寻小径，正题受阻笔走偏锋。《大统一》与《浩气长存》的谋划，是王康如此时空下的苦心孤诣。并且《浩气长存》与《大统一》之命运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实现了创作者们独立的意志。它虽未在大陆展出，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上述两个作品的策划来看，六四以后出国之前，王康是诱发中共转型，期待和平演变。他反共的公开言论爆发于出国之后。

　　四，胡不归乎

　　我的第三个不认同，或曰不理解，是王康赴美不归。他去美国是为了画展，行前他对很多朋友说很快就回来。我不相信他很快就回来，因为去一趟不容易，可看的东西甚多，要见的朋友无数。但我曾经认定他会回来。不错这中间有个插曲。中国相关部门曾通知王康不要办画展，若一意孤行你回来将有麻烦。我当然同意王康坚持展出。跨越太平洋负重而来，哪能被尔等吓住。并且敝人以为办了画展回国后出不了大事。画抗战英烈还能坐牢吗？拘留几天无异于帮助画作扩大影响。阁下本来就是行为艺术家啊。不期王康在首展的致辞中公布了当局叫停画展的来信，并强烈抨击。我真的不理解，你办你的画展好了，理他们作甚。其后王康开始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火力全开地攻击中共，导致回国的风险激增。乃至令我这样的老朋友怀疑，他是否走时就有不归的想法。
　　就此与王康在美国的好友北明有过争论。她努力讲述王康的性格与心思，一点也没有说服我，但她不经意说到的两个事实扭转了我的判断。其一，郑义北明夫妇两次次邀请王康赴美，第一次王康先答应后延宕办理。第二次在他们几次催促下才办理和成行的。其二，王康重庆电脑中的重要材料及其它一些必要的东西都没有带到美国，对他影响甚大。听后我认可他走时没打算留在美国。那该如何理解他日后不留后路的言行呢？我以不久前的经历帮助自己去理解，或者说部分地理解了王康。我发出中共淡出的文章后，家兄劝我：既然话已经说到极致，就不要再写了。我说：还会写。二人的问答陡然提速。他问：你觉得你的文章有作用吗？我说：大概率上是没有作用的。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答：感情用事。他听后沉默了半分钟说：感情用事也不坏啊。我想，他不是同意了我继续写，并认可也不坏。而完全是在评价感情用事。他在官场几十年，满目皆是绝对理性的行为，浸透着私利之盘算。已成稀缺并坦白承认的“感情用事”，令他陌生，乃至沉思良久，给出“不坏”的定论。
　　我认为王康最初是打算回来的，当局的信激怒了。他感情用事，并一发不止。故我俩行为的属性有相似之处。
　　但我想，若是我还是不会这么做的。他显然比我更感性，也可以说缺少定力。赴美不归极不明智。我以为，坚持画展而后回国，将是与当局博弈的正招。有朋友说，回不回来是当事者的权利，别人无权议论。孝正多次劝我移居美国，说再不走就是傻逼，我说那我就傻逼吧。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霸道和强势的。判定王康不明智，是认为他回国的初衷源自其一贯的政治态度，堵死了回国之路源自偶然的一次冲动。我是将王康看作“死磕派”的，不排除我看走眼了。如果没看错，就是他错招了。毅然回国，而不是在美国大骂中共，才是死磕派的选择。
　　他临终前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举动我是断然不会做出的。与国籍挂钩的是生存的便利，它与政治价值观无涉。不加入美国国籍一点也不影响你认同美国政体、感谢你深切体验到的美国社会中的人道主义。一个垂死之人申请国籍当然不是利益上的图谋。那该如何判断这行为呢？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可以做出的最后表演。行为艺术家们不在乎逻辑，在乎冲击力。

　　五，交友结朋

　　热衷交友，是活动家们的天性。细说下来，第一要有不衰竭的热情。第二善于发现对方的优长，此乃吸引力之来源。第三广交三教九流，这意味着性格上的宽容广纳。王康有此天性，且有过人的魅力，故朋友多。
　　在北京经商的重庆老同学们的住所是王康在北京的落脚地。最初是他们帮助王康，后来靠着超强的活动能力，王康对他们的帮助也很多。朱服兵曾对我们说：他不想继续赞助王康的项目，因为王康做事有始无终，大块文章开头写得极好，但很快就没了下文。后朱服兵出事，出来后说：朋友遇难时，老康绝对是不惜力不吝财。除了偶一为之的救急，王康帮助重庆商人们结识了大批的北京文化人。黄珂住所每日的的流水席享誉京城，其最初的人脉来自王康。后来王康的筹款已经走出了重庆圈子，就是说经济上也独立于老朋友了。但他始终是北京重庆朋友圈的核心。王康在北京亚运村住了不短的时间，但最终还是回了重庆，因为他喜欢重庆的氛围，离不开他重庆的朋友们。孝正日后去重庆，王康带他们去周边某个景点。车开到中途一个县城，王康说副县长是我老同学去看看。人家一见王康高兴坏了，奉为上宾。途中再到一处，还是这样。孝正说，王康在重庆是领袖级人物，人脉太宽，北京朋友中没有可比者。我的理解，这是首都与外省的差异。外省大学的同学多来自周边，多留在本地，校友之情成为日后丰富的资源，况且王康念书时就是领袖。北京高校的同学来自全国，日后散布各地，不可能这么抱团。或许还应该考虑到袍哥文化在四川何以产生，及其深远影响。我心里一直觉得王康就像重庆文化界的袍哥，虽然真正的袍哥我根本没有见过。他在京渝两地的重庆朋友圈里的故事，当由重庆的朋友们细说。
　　他在北京的最初的朋友是我介绍给他的。其中与他长期关系密切的首推周孝正。孝正与王康的差距大过我与王康。但他俩均有超强的接纳力。
　　今年年初去世的国家级侃爷刘力群是我介绍给王康的。那晚吃过红油火锅，从八点开始听力群主侃，侃到十二点。用力群自己的话说：他只批发不零售。听完后王康慨叹：中国还有救。进电梯后力群对我说：他说中国有救是什么意思，让我侃服了？说完得意地一笑。而力群不觉得自己能救中国。
　　我虽然早就认识李慎之，却是王康带我走进李家的。可能是应王康来前的要求，慎之那次重点讲台海关系，要点是只能维持现状，不独不统，而维持现状的关键是美国。还有一个小段子我记忆犹新。他说，他见过的人中两个人最聪明，费孝通和班禅。当时没让他举例细说班禅，已成永远的遗憾。出门后王康对我说：中共如果有十个李慎之就不会垮台。王康对刘、李的评价都过誉了，但我认为像他这样夸大一个人，是特点不是缺点。这特点促进他走近各路豪杰，成全了他的巨大的朋友圈。在美国与他交往的朋友说，王康批评的人很多，夸奖的人甚少。我的印象，去美国之前，至少在北京其间他不是这样。
　　虽然客居北京，但交往方式很快发生逆转，王康居住的亚运村，居然成了他的北京朋友们主要的聚会地。原因中包含社会风气的转变。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交往方式是“行客访坐客”，因为坐客有接待能力。共和国前四十年经济凋敝，大家住所逼仄，还不如旅馆宽敞。乃至坐客访行客开始流行。当然也有王康的原因。他的好客与交往能力都是超一流。亚运村他朋友多，场所多且宽敞。并且他已经不是纯牌“行客”，是半个东道主了。
　　他去国多年以后孝正也去了美国。有一日王康忽然来了电话，说想同孝正绝交。他说，其一，孝正多次说中国的局面是让六四的学生搞坏的，甚至有些滥话：八九运动我没参加，我参加就胜利了。其二，他厌恶孝正到美国后的表现：私下交往中屡屡对流亡的朋友吹嘘自己在美国的豪宅，让人家情何以堪；电视或视频的谈话空洞平庸无聊。我听后力劝：多年的朋友了，谈不来就少通话，不见面，万勿提出绝交。几天后，他来电感谢我的规劝，说险些迈出那一步。其实我心里颇有不解。孝正演讲的高度重复是老朋友包括你王康都领教过的，年岁越大越严重，但我们可以回避啊。讲话分寸不对可能与孝正此时身心失调有很大关系。以后我去美国在孝正家住了一周，震惊他的变化。他以前说话文明，现在频爆粗口，动辄训人。我认为，很可能是患病导致其大脑中司职分寸感的部件不灵了。而孝正对六四学生的批评一以贯之，或许王康过去没听见。我听说六四过后不久他与老朋友老潘骑车同行时，他骂学生，老潘说，你下来，我想揍你。其实这里有孝正的问题，也有王、潘政治正确的问题。我以为这里不该有禁区，我们有敞开讨论的前提，就是我们对老共的看法极为接近。难道反对派成员之间不可以批评彼此的策略？马克思说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孝正的问题是不彻底。不久我和王康在电话中论及此事。我说中年知识分子对六四悲剧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们长期不站在抗议运动的潮头，我们的胆怯导致毫无政治与社会经验的年轻学生填补了这一真空。当年龄如爷孙的两拨人激烈冲突时，处在边缘的中年人哪边也说不动。如果中年人较早地作为民运主体面对当局，情况会大不同。电话那边王康表示同意。这是我和王康的最后一次涉及政治的对话。
　　很快他病情恶化。我不清楚详情，弗吉尼亚、休斯顿两地必有很多朋友在帮助他，从筹款、料理，到扫墓、受洗、赠送国旗，一场繁复的临终关怀。疫情期间，虽丧事从简，却颇有诗意。
　　王康生死都在朋友中。
　　敝人并不奢望诸位认同我上述之种种，只希望大家在行过告别礼后，可以平实地面对亡友，深入他的遭遇，他的选择，他的思考，他的作为。做好“里子”是我们对亡友的最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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