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意之辩”与文学的关系

1、“言意之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庄子以为道是不可以人士、更不可以言传的。但他同时又认为道在万物，人可以借物达道，物因此而成为人与道之间的媒介。魏晋之际，言意关系问题随着玄学的兴起，再次引发争论。当时，欧阳建持“言尽意”论，王弼持“言不尽意”论，荀粲持“言意在象外”论，其中尤以王弼论言、象、意的关系对文学的发展最有推动作用。

2、就实质而言，“言不尽意”与“言意在象外”实属同一范畴。正始时期言、意、象关系的建立，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艺术的创作与审美中注意到了形象大于思维这一事实。以言绘象、以象明意，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遂使意象、意境成为魏晋之际诗歌追求的最高美学理想。

阮籍的《咏怀诗》

一、 阮籍的生平与思想

1、生平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父亲去世时，他只有三岁，是由寡母抚养成人。陈留阮氏是汉魏名家大族，代有名宦，但到阮籍这一支已经衰落。阮籍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嗜酒能啸，善鼓琴，尤好老庄，“当其得意，忘其形骸”。

2、阮籍的思想性格

阮籍“少有济世志”，自幼受到儒学的熏陶，在内心深处，对传统道德价值十分看重。但“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与他的理想形成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阮籍内心深处郁结为失望和痛苦，他由此转而在老庄思想中寻求慰藉。

阮籍对老庄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理解，《通易论》、《达庄论》、《解老论》都有较高的水平，阮籍诠释三玄，并不是为了表现他对老庄哲学的崇拜，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原有的儒家思想与老庄无为之道两种矛盾的思想，在他身上统一起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观和处世方式。

儒家信仰与老庄思想在阮籍身上的统一，形成了他“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性格特点。他在《通易论》中说，贤人君子处世应该变通，身处乱世内心应该卓然独立，无所畏惧，外表行迹则不妨与物推移。这种出世方式的本质是内儒外道。他平时的一些行为显得放诞不羁，无视流俗，但并非没有准的。在他内心深处存在着比一般礼法之士更为标准的儒家道德规范。

阮籍对现实不满，鄙视礼法之士，但不像嵇康那样刚峻激烈，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常写一些游戏文字来挖苦讽刺礼法之士。如《猕猴赋》、《大人先生传》等。阮籍以游戏之笔出之，又不指名道姓。牵涉政治和具体的人事，往往“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用酣醉来回避一些政治是非。

阮籍行为放荡，但内心十分痛苦，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内心苦闷宣泄。

二、《咏怀诗》

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非一时一地所作，内容非常广泛，其主题不止咏怀，举凡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等这一时期常见的体裁都能在《咏怀诗》中见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诗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如《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表现忧生之嗟，《嘉树下成蹊》：“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其三）

以史事讽喻曹魏集团荒淫失政，难免有亡国之祸者。《咏怀诗》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其他如，怒斥虚伪卑劣的礼法之士：《洪生资制度》；自明少年心性：《昔年十四五》、《壮士何慷慨》；抒写内心无告之焦虑痛苦：《一日复一夕》；等等。

三、《咏怀诗》的艺术风格

1、“阮旨遥深”的艺术风格。

生在易代之际，高压之下，阮籍抒其怨愤，不能不欲露故藏，欲言又止。故风格隐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时代和他的身世所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助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美人香草寓写怀抱，使诗歌变得非常隐晦。李善《文选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代以下，难以情测。”

2、就诗歌的精神而言，《咏怀诗》大抵又具备各自的个性，它们远承《风》、《雅》、《离骚》，近取乐府、《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兼收并蓄，寓多样于统一。

3、诗歌精神而言，阮籍《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严羽《沧浪诗话》）

4、《咏怀》开创了我国五言抒情组诗的体例，自此之后，作者代不乏人。

嵇康

一、嵇康的生平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人，出身低微，父亲在嵇康幼年便去世了。嵇康是由母亲和兄长抚育成人。自幼资质不凡，《世说新语》云其有“龙章之姿”。《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传》：“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

嵇康之妻长乐公主，是曹操之子沛王曹林的孙女，他本人仕魏为郎中，后迁为中散大夫。嵇康在社会上很有声望，司马氏集团一再拉拢他，但嵇康对司马氏的行事极为厌恶，坚决拒绝与之合作。友人山涛为尚书吏部郎，迁职后举康自代，嵇康特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决裂。书中提出做官“七不堪”、“二不可”，宣称他“非汤武而薄周孔”，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礼法名教。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此时恰好嵇康的好友吕安被陷入狱，嵇康诣狱为友人申辩，司马氏及其党羽趁机罗织罪名，将其杀害。时在景元三年（262），年仅39岁。

二、嵇康的思想性格：

嵇康同阮籍一样，“家世儒学”、“早有青云之志”，传统的道德理想在嵇康内心深处打下烙印。尽管他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他实际上对儒学是抱有很真诚的信仰的。

另一方面，嵇康也受到老庄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潮的深刻影响，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但嵇康从小养成的刚峻激烈的个性使他难以达到老庄那种贞静守雌，不忤外物的夷淡冲和的境界，无法用明哲保身的手法来保全自己，压抑不住对污浊现实的愤慨之情，并发之言辞。

三、嵇康的文学成就

（一）嵇康的文学成就以散文为突出，他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在各类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嵇康的文章，今存《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家诫》等15篇，写得“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反映出嵇康挺秀特出的个性襟怀。发语天然，有先秦诸子、两汉政论之长。

（二）嵇康诗现存53首。有四言、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最高，他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的又一批成功之作。

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

《幽愤诗》作于狱中，其诗自述平生遭遇与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可与司马迁《报任安书》相参看。风格爽利、清峻。

《赠秀才入军》共十八章，内容是想像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洒脱的情绪却是属于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写照。

全诗有体似《诗》、骚之比兴、象征者；又有直以意象、意境取胜者。诗中多清峻切高迈之语；又有一往情深之语。丽词状物，景亦含情，也是本诗的一大特点。

（三）嵇康之文章

1、嵇康《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释私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谈玄说理，但往往涉及政治。针对性比较强的是《太师箴》、《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

2、嵇康的文章，不独思想新颖，“往往与旧说相反对”，而析理绵密，长于思辨，此亦阮籍文章所不及。

3、嵇康文章往往以情驭文，无不尽之意，尤多性情之语。故虽无阮籍文章的清丽，但因气势所在，亦颇壮采。《文心雕龙•体性》：“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

4、游仙诗。

两晋文学概说

一、西晋的政治制度

（一）西晋士族制度的确立

1、东汉后期，诠选官吏，已重视门第。三国时期，曹丕为争取士族支持，施行九品官人法，士族地位愈加巩固。（《通典•选举》）

2、魏晋之际，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权力斗争中均拉拢士族，士族地位愈加巩固，西晋建国，为巩固政权，中正取士，于当朝显贵之外，颇依门第，士族因此形成了世袭的政治特权。士、庶矛盾也因此产生并逐渐激化。

3、西晋时期，占田、赐客、荫庇、荫亲制的实行，又赋予士族以经济上的世袭特权，晋室对占田、荫客的数量虽有所限制，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士族经济的膨胀。

（二）晋初分封制

晋朝鉴于魏氏的孤立，建国之初，分封同姓王27人，皆授予兵权；又分封异姓士族，立国达五百余。借以互相牵制，屏藩帝室，但实际由此埋下分裂隐患。

二、两晋播迁

1、西晋相继灭蜀、吴之后，统一中国不过十年，即爆发了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

2、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北方匈奴乘势南下，永嘉四年（310），刘曜率军破洛阳，晋怀帝、晋愍帝相继被害。建武元年（317），元帝司马睿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至恭帝元熙二年（420）止，历十一帝，104年。

三、晋朝文人的作风与文风

（一）晋人之文，趋向雅化

1、西晋文学的雅化。司马氏为夺取政权，曾依靠士家大族的支持；而这些士族，大都为儒学世家。此外，司马氏既以名教为武器翦除异己，又以禅让方式窃取政权，更须兴儒学、修礼乐、存教化、明尊卑以巩固政权。故司马炎称帝以后，尝以儒学传家自诩，而羞言为将门之后。尊儒崇文，乃成为西晋立国的基本国策。

2、两晋时期，士族居清职而显要，逐渐形成“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晋世文人务为博闻多识，其于为文或清谈，炫博学识，务求典雅。张载、陆机、潘岳等，即出身庶族的文人如左思，因风气之所在，也步其后尘。

3、南渡以后，玄言诗、赋畅谈玄理，虽不同于西晋文人的博奥典雅，但作者炫耀学问、追求雅化的心态，与西晋文人亦非常相似。

“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终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二）晋人之文，益尚华美：

汉末以来，文章渐趋华丽，曹丕对此，更有自觉的提倡。但晋人的尚美，又有自己的特点：

1、士族以玄学纵心适意为口实，尽情享受声色。

两晋士族虽有特权，依然难以自保，张华、刘逵、陆机、潘岳等，相继被害。士族在追逐名利的同时，深感时事难料，仕途艰险，于是不再干犯名教转而纵情声色。中正选官，依门第不依德行，故朝廷虽崇尚儒教，文人日益放荡无行。

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清谈而外，别为放达。《世说•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谓：“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傅玄所谓“魏氏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文选•晋纪总论》）

“人之生也，奚为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列子•杨朱》）今本《列子》乃晋朝人伪作，此言可视作晋人享乐主义之宣言。

2、两晋侈靡豪奢，享乐淫逸之风，弥满朝野。

参看《晋书•胡贵嫔传》、《晋书•何曾传》、《晋书•石崇传》等所载史事。

3、两晋时期，尚美近乎病态。

建安时期的阳刚之美，渐渐为阴柔之美所取代。

4、文学也逐渐弃却建安的刚健、正始的壮丽，而渐次流入绮靡。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

5、东晋，朝廷偏安日久，文人沉溺于玄释，又渐渐得山水佳趣，心境渐趋平和，陷于网罗者亦少于西晋。这时的文人，放诞之风尽革，谈玄亦有深致。玄言诗兴起。

（三）晋人之文，更尚真情：

1、正始名士，蔑视礼教，自我表现与自我抒情，已占一席之地；到西晋，士族凭借门第而不修德行，崇信玄释，礼教的束缚，愈益松弛，文人更加注重个人的世俗生活与情感体验。

2、晋世文学是一个富于情感、敢于任情的时代。

“（潘）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采菽堂古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