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被抓後，文革新貴、33歲就擔任中國體委主任的莊則棟垮台，人們哄傳，書刊上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也暗示他是江青的“面首”，我理智上不信，情感上反感：政治鬥爭中要打倒誰，幹嘛要用這麼齷齪的方式！但“老譜將不斷地襲用” 老高按：莊則棟，是我年輕時的偶像，當時我與全國成百上千萬青年一樣，也是乒乓球愛好者，五體投地崇拜這位英俊的乒乓英雄。文革期間在日本他對美國乒乓球選手上錯了車的應對，最終造成“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外交，更讓我欽佩有加。 那一幕，您還記得嗎？歷史記得。這一代中國人和未來的中國人，都應該記得： 1971年4月4日上午，參加世乒賽的美國乒乓球隊運動員、19歲的大學生科恩上錯班車，登上了中國隊從居住地開往訓練場館的大巴，發現後只得尷尬地站在車門口——當時中美互為敵國，彼此每天不知噴出多少狠話！但坐在第一排右側的莊則棟主動和科恩握手，通過翻譯表示歡迎，還送給他一幅杭州織錦，繡的是黃山風光。 那幅織錦，每個中國乒乓球隊的運動員包里都有，是專門準備送給外國運動員的。 坐在莊則棟後面的，是年輕選手梁戈亮。下了車，科恩拉着他非要“practise（練習）”一下。梁戈亮問了問領隊，行嗎？領隊點了頭，兩人在一張台子前對練起來。“說實話，他其實就是個三四流的水平。” 在第31屆世乒賽上，科恩沒有取得任何獎牌，之後也再未代表美國隊參加國際比賽。但這已不重要。第二天，他買了一件運動衫回贈莊則棟，兩人握手的大照片出現在全世界各種媒體上。隨後，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問中國，毛澤東深夜11點批准同意；第二年，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回訪美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 “中國和美國都想相互接近，只是一時還沒找到機會。他（莊則棟）勇敢地發出了第一個信號。”與莊則棟相交數十年的中國傳記文學協會會長、原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開發中心主任萬伯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萬伯翱，是中共元老萬里的大兒子。 文革結束後，作為文革新貴、33歲就擔任了中國體委主任的莊則棟垮台在我意中；但當時人們傳言，不少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也有意無意暗示，他是江青的“面首”，我理智上不相信，情感上很反感：政治鬥爭中要打倒一個人、一批人，為什麼要用這麼齷齪的方式！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文革，對這一套無稽之談已經有了免疫力，但是“老譜將不斷地襲用”，因為年輕一代人沒有經歷過，對他們來說，這一套還新鮮生猛得很、立竿見影得很呢！ 但是，莊則棟畢竟在文革中犯下大錯，站錯了隊，跟錯了人，干錯了事。 直到他2013年去世，我不知道當局出於什麼樣的心理，仍然十分防範他。向遺體告別的名人不少，唯獨不見體育系統的人，甚至包括莊則棟的隊友和學生……有人私下表示接到通知：不得參加莊則棟遺體告別會。他當年的隊友，國際乒聯終身榮譽主席徐寅生在微博上發言“小莊，一路走好”，國家體育總局前副局長李富榮曾去莊的病榻前看望他。然而，他們仍然缺席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二丁事件”和莊則棟政治浮沉
錢江，轉自“民間歷史”，原載“澎湃” 莊則棟撞上“二丁事件” 1974年2月中旬，莊則棟結束在“中央讀書班”的學習回到國家體委，才過了十來天就碰上了“二丁事件”。 回顧剛剛過去的1973年，是莊則棟政治生涯的“次高點”。他在這年擔任了國家體委黨的核心小組（以下簡稱黨組）副書記，是相當於副部長的高級職務。此前的60年代，他領略乒壇賽場無限風光，以獨特的中近台兩面快攻打法橫掃群雄，將全國三連冠、世界錦標賽三連冠均收入囊中。從1961年到1971年，以莊則棟為主力的中國乒乓球男隊四奪世錦賽男團冠軍。1973年秋天，國際乒聯永久性授予他一座複製的男單“聖·勃萊德”獎盃。有這個獎盃，他稱得上毫無遺憾地向運動員生涯告別了。 在國際乒聯主席伊萬斯到北京授予莊則棟複製的“聖·勃萊德”杯之前幾天，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莊則棟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運動員中當選的第一個中央委員，黨內地位超過了在職的體委主任。中國體育系統中，莊則棟亦是唯一的中央委員，一顆政治新星就要冉冉升起。 20世紀60年代初的莊則棟 擔任黨組領導職務不久，他參加了於1973年10月６日至1974年２月11日，在北京舉辦的第二期“中央讀書班”，編入“地方班”。支部書記由來自天津的孫健擔任，班裡還有兩位來自上海、當時很有些知名度的“造反”人物祝家耀和金祖敏。見到這兩個人，莊則棟有些惶恐，因為學習班裡像他們這樣的幾位“學員”靠“造反”起家，對“文革”頗有貢獻。而莊則棟本人，“文革”開始的時候還是出名的“保皇派”。偏偏是，來自上海的造反派頭頭年齡和莊則棟接近，彼此間說話多一些，還喜歡和莊則棟在課後揮拍打幾下乒乓球。 這期學習班開班第一課，就是學習毛澤東決心發起“文革”時從韶山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一封信。領袖對夫人的信任，給33歲的莊則棟留下深刻印象。 1974年1月初，讀書班即將結業時，突然發生三件大事；一是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為此要求學員安排幾天時間學習、討論毛澤東在對調會上的講話；二是王洪文提出要增加“文化大革命再教育”的課程，學員也增加了討論；三是江青突然召集萬人大會，進行“批林批孔運動”動員，“中央讀書班”學員們也要專題討論。２月８日，王洪文到讀書班接見學員作結業告別，要求學員回去後直接寫信向他反映本單位“批林批孔”的情況。 莊則棟參加這期學習班，以及學習班結束時“批林批孔運動”的掀起，為他種下了悲劇的種子，波詭雲譎的政治生涯向莊則棟招手了。 “文革”開始後的1968年5月12日，國家體委系統由解放軍總參軍訓部實行軍管，軍管會主任是軍訓部長曹誠。1971年7月，國家體委結束軍管，曹誠回部隊任職，原任第38軍政委、此時已擔任北京軍區副政委的王猛調任國家體委主任。 王猛是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從部隊調來的，原國家體委軍管會屬於總參謀長黃永勝指揮序列，王猛就任後，體委重歸國務院領導。 從1971年7月29日起到年底，江青先後6次參與體育界活動或講話。從8月31日起，江青把張春橋、姚文元也拉了進來，或一同講話，或一起觀看表演。此中深意，如江青的多次表白：他們到體委看“表演”，是看“政治球”，或曰看“體育政治”的。從1971年夏天到1973年底，江青對體委主任王猛極力拉攏，不是要王猛陪同參觀或看“表演”，就是要王猛陪她看電影，乃至席間要和王猛掰手腕角力等，弄得王猛直生悶氣。 王猛到體委後迅速熟悉工作，大批解放被打壓“靠邊站”的幹部，讓他們重新投入工作，實際上否定了“文革”肇始大批幹部和著名選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做法，引起了江青的不滿。王猛初到體委時對江青很尊重，這其中自然包含對領袖的忠誠。但到後來，王猛越來越覺得江青的行為不得體，而且對江青總是和周恩來鬧彆扭很有意見，他開始有意無意地躲避江青。 莊則棟從第二期“中央讀書班”學習歸來不過十來天的時候，發生了內蒙古乒乓球隊的“二丁事件”。“二丁”是一對丁姓兄妹，哥哥丁立春、妹妹丁桂榮都是內蒙古乒乓球隊選手，分別出生於1946年和1948年，當時年齡27歲和25歲，就要退役了，丁立春希望留隊當教練，但球隊主教練李岩毅認為教練員位置上已經有人，此事需仔細商量。丁立春留隊心切，抓住了球隊的一次差錯，和妹妹聯名寫信給國家體委領導。 原來，在年前的全國少年比賽報名時，內蒙古隊希望爭得好名次，報上了兩個稍有超齡的隊員，結果被比賽組委會發現予以制止，內蒙古隊馬上按照要求改了過來。按說此事已經解決，但丁立春認為事情解決得不徹底，教練員對自己有意見，為此還和隊員有肢體衝突廝打。發現自己最初上告沒有反應，丁立春和妹妹再次聯名寫信稱內蒙古體委領導搞“錦標主義”，對自己“打擊報復”，這就是“二丁事件”。 王猛對“二丁事件”的處理 此事本來是球隊成員之間的小糾紛，但在“文革”中，兩位年輕人把事情上綱上線了，他們寫信給剛復刊的《體育報》。1974年2月，報社有人將此事寫成內參，呈報“中央文革”領導。（2017年9月26日在呼和浩特訪問原內蒙古乒乓球隊教練李岩毅的記錄。） 江青正在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想找機會整一整王猛苦於沒有把柄，看到內參和信件如獲至寶，即於1974年2月21日寫了一段批示：“應該責成王猛同志妥善處理。賠禮道歉，醫治歐（毆）傷。揭開體育系統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 江青的批示前半段還算就事論事，後半段就很離譜了。她還就此事串通了當時擔任黨中央副主席的“造反派”大頭子王洪文於次日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見。請轉王猛同志即辦。” 這兩個批示於2月23日送到了王猛手裡。看到兩位中央領導人的批示，王猛很重視，隨即召開黨組會議傳達。王猛當時還不知道“二丁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責成體委辦公廳副主任郭連剛組成調查小組，立即趕往呼和浩特，先將情況了解清楚，然後再行處理。 郭連剛是一位“三八式”老革命，山西沁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1940年入黨，1942年進入延安抗大學習。學習結業後到晉冀魯豫根據地，後來隨二野大軍進入西南，再後來由重慶調入國家體委，1966年“文革”爆發前擔任辦公廳副主任，負責行政和經費事務，結果成了辦公廳中唯一沒有被“打倒”始終在工作狀態的領導。 他被指定為前往內蒙古調查“二丁事件”小組的負責人，小組還有四人是：《體育報》副總編輯王舜華、編輯曹炎（女）、李明光，還有體委宣傳司負責記者聯繫事務的李秉達。 行前，王猛將郭連剛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要他閱讀此事的內參報告和江青、王洪文的批示，然後交給郭連剛一封手書信件，要他先讀一遍，到呼和浩特面交內蒙古黨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尤太忠。 郭連剛的記憶很清晰，還記得信的大意是：老尤同志，內蒙古體委對問題雖然已經處理，但有人反映他們對二丁進行打擊報復。請老尤同志支持我們的調查組工作。 王猛在信中稱尤太忠為“老尤”，可見他們彼此熟悉。郭連剛領命之後就乘火車前往呼和浩特。（2017年12月15日對郭連剛的訪問記錄。） 了解事情經過需要一個過程。當時從北京到呼市乘火車要將近一整天，再快的調查，加上路途往返，起碼五六天時間，何況是江青、王洪文批下的東西，調查組哪裡敢馬虎。沒想到王洪文等不及了，派秘書廖祖康於2月26日來到體委，先是找到體委造反派組織的頭頭詢問，王洪文、江青的批示已經4天過去了，“王猛扣住中央首長的批示不向群眾傳達，不貫徹落實，這是什麼問題？這裡一定有鬼”。 體委的造反派自王猛上任以後，眼看着老幹部一個個恢復工作，運動員恢復訓練，“文革”的地盤一步步被侵削，正心裡着急，得到王洪文大秘書發出的信息，自以為得風氣之先，立即鼓動起來，紛紛貼出大字報責問王猛，說他扣押中央領導批示是何居心？為什麼不向群眾傳達？鬼在哪裡？ 莊則棟承擔責任說清楚，突然變卦 面對亂局，王猛於3月5日召開黨組會議商量。他向與會者說明，中央首長的批示是批給我的，當然由我馬上來處理，首先是調查事件的來龍去脈，現在郭連剛率領調查組已經去了呼市。事情真相沒有弄清楚之前，沒有必要開大會傳達，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什麼“扣押”。但是現在有些人不相信，認為這裡有鬼，鬧了起來，怎麼辦？ 黨組成員在討論中認為，既然群眾已經鬧了起來，又有上面來人催問，那就開大會向大家講清楚，這樣比較穩妥。 王猛接受大家的意見，說好，那就在明天開會，我來把事情經過說一下。但是，他只能把派出調查組去內蒙古的事情說一下，因為調查組多方取證調查，已經纏在呼市了。 原來，調查組一到呼市火車站，就見到站台上有人打着一個招牌迎接，那牌子上寫着：接江青同志派來的調查組。 郭連剛下車以後就對舉牌子的人說，對不起啊，我們不是江青同志派來的，我們是國家體委王猛同志派來的，調查內蒙體委的情況。 隨後，郭連剛面見主持內蒙古工作的尤太忠，送交了王猛的信。 尤太忠看了王猛的親筆信以後，沒有任何包庇內蒙古體委的意思。他說，我知道了，反映問題是好的，有問題，處理也是應該的，而且要嚴肅處理。我支持你們去認真調查。 看到內蒙古一把手這樣重視，調查組的行動更加謹慎，連續不斷地找當事人談話，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也就不能向王猛詳細匯報，只告訴他已經面交了給尤太忠的信。 因此，王猛要召開國家體委幹部大會傳達有關“二丁事件”的情況，也只能是概略的，點到調查部署而已，內容有限。 黨組會議開到這時，在座的黨組副組長莊則棟主動說，為兩個乒乓球選手的事情，主任要出面說一下當然好，我覺得還不如由我來出面向大家講一講更好。因為我不是當事人，卻是乒乓球隊裡出來的，我來講這件事大家更容易接受。 王猛一聽很受感動，欣然接受。黨組成員也一致認為由新任中央委員莊則棟出面講話效果更好。當時在一邊作會議記錄的黨組秘書王鼎華聽了也在心裡叫好，覺得：“小莊真棒，危難時刻敢於挺身而出，敢於承擔，果然是大大進步了。”原來，王鼎華自1960年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就到北京《體育報》當記者，經常採訪中國乒乓球隊，對莊則棟的成長過程很熟悉，和莊則棟也很談得來。 當時的莊則棟確實支持王猛工作，會議結束時表示自己要趕緊回辦公室準備一下明天上午的講話內容。 第二天早晨，王鼎華拿着筆記本早早來到國家體委體育科研所4樓報告廳，到早晨8點30，報告廳里已經坐滿。王猛主持開會，告訴大家，注意到各單位對中央領導批示的反應，所以開這個會。本來嘛，應該等到調查小組從呼市回來，把情況弄明白了再開會更合適，現在因為大家迫切想知道，體委是怎麼落實領導批示的，所以今天就開會把情況告訴大家。 王猛宣布，現在就請莊則棟同志代表黨組，傳達落實中央領導批示的情況。於是，莊則棟上台發言了。 誰也沒有想到，莊則棟語出驚人，他說：“王猛，這4天的情況，是你的事，應該由你來講。江青同志、洪文同志的批示是給你的，你必須向群眾做出交代，用不着我來講。”當時王鼎華就坐在第一排，正和莊則棟面對面，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身為黨組秘書，昨天莊則棟的發言，他記錄得清清楚楚，怎麼一夜就變了？而且，平日裡莊則棟對王猛非常尊重，一口一個“主任”，姓氏都不稱，如今大庭廣眾之間直呼其名，氣勢洶洶，一副對立的樣子。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把他弄糊塗了。（2017年10月在北京對王鼎華的訪問記錄） 1972年4月，莊則棟率團來到美國，在機場見到了日本相識的美國乒乓選手科恩 原來江青和莊則棟直接連線了 兩年半之後，“四人幫”倒台，一損俱損，莊則棟即被隔離審查，這才真相大白。 據國家體委原政策法規司司長王鼎華先生描述：原來，3月5日白天的事務散去，莊則棟回到自己的小宿舍－－運動員大樓411室，正要準備明天的“說明白”講話，突然有人敲門，進來的是兩位體委“造反派”頭頭，一人姓李，一人姓張。正是他們直接從王洪文秘書廖祖康處獲得了江青、王洪文的批示內容，是廖祖康煽風點火的對象。眼下他們聽說明天小莊要出面“說清楚”，於是上門向莊則棟點撥不要上當，鬥爭形勢很複雜，不要出來替王猛講話，既然是江青同志作的批示，應該直接請示江青同志。 莊則棟一聽，覺得有道理，因為他沒有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弄明白。好在現在已經可以動用國家體委的“紅機子”直通樞密了，他立即撥通了江青辦公室的電話，得到答覆說請馬上到釣魚臺來。此時已是3月6日凌晨，莊則棟跳上小轎車駛進了釣魚臺，只見王洪文也在江青處等待。江青對莊則棟說：小莊，你剛才給我打電話，我正準備吃安眠藥睡覺。聽說你有急事，我推遲了睡覺時間。今後你什麼時候來找我，我就什麼時候見你。莊則棟一聽，馬上把體委黨組會議上的事情一說。江青明確答覆：你別上他的當，王猛是想把你推向第一線，是很狡猾的。江青指示莊則棟下一步的行動：今天上午的會你去參加，你跟他（王猛）說：“這是一位副主席、一位政治局委員批給你的，對這四天的問題，你向群眾交代，我不管。”把皮球給踢回去。江青還對莊則棟說，王猛在十次路線鬥爭中是有問題的。他和林彪的關係不清，屁股不乾淨，有些言行他沒有交代。這個人太可惡了，你要發動群眾大揭大批。王洪文也說，現在你趕緊回去，我們支持你，以後有什麼事就來找我們。 於是莊則棟匆匆趕回體委。人之生涯，高尚和猥瑣、黎明和黑暗之間，有時只有一線之隔，這在莊則棟的政治生涯中即有真切反映。 當莊則棟在3月6日凌晨離開釣魚臺的時候，他和幾個小時之前的莊則棟，已經判若兩人。 接着就發生了在3月6日體委大會上他對王猛主任的當面斥責。 王猛臨危不懼，小莊再次低頭（“再次低頭”何所指？費解。——老高注） 面對莊則棟突然反水，會場上驚倒一片。54歲的王猛面對突然襲擊，表現出久經戰陣的將軍氣度，沉穩地站出來將事情原委說了一遍，強調說明，就此事已經派出調查組，現在他們正在呼市調查，還沒有報告結果。一番話說完，台下沒有了聲音。 顯然是為了打破僵局，莊則棟又突然發話：“王猛，你跟林彪是什麼關係？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出來？”這幾句，都是江青教的。王猛不動聲色地回答，我和林彪沒有什麼關係，過去並不認識。到了這時，莊則棟沒詞兒了，會議也就結束了。王猛非常生氣，但他知道這個變故後面必有文章，否則莊則棟不會這樣做。莊則棟則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好。他心裡明白，在大會上突然反水襲擊，肯定已經和王猛完全對立，沒有迴旋餘地了。 江青和王洪文得知這個結果，於十多小時後的3月7日凌晨召見莊則棟。這回，江青不再文縐縐說話了，當着莊則棟的面大罵：“王猛是林彪線上的人，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馬行空，獨往不能獨來。”“毒蛇是先咬人的，你咬了我一口，我一定要咬你。”莊則棟請示：“王猛態度很硬。我們攻他什麼呢？” 其實江青並不掌握什麼材料，她只是鼓勵乒乓球冠軍：“你不要怕嘛，我給你提供炮彈。”她指示莊則棟，“讓別人出面，問他給林彪送了什麼禮？”江青說：王猛去（體委）不得力，他後面的人也不好。莊則棟說，王猛來體委是周總理親自點的名，從38軍調來的。江青馬上說：“王猛一點也不懂體育，這樣的幹部也能調到體委去？” 這時莊則棟突然想起，近日周恩來總理對王猛將出訪西德有個批示，而且就在他的文件包里，他馬上拿出來給江青看了。原來，這是3月5日國家體委和外交部會簽的《關於王猛同志應邀回訪西德的請示報告》，周恩來同意王猛出國，批示：“請王猛同志在國家體委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採取積極提倡和歡迎群眾批判自己的認真、嚴格、熱情的態度，才可把體委的運動發動起來。”周恩來並不知道“二丁事件”，他的批語是要和江青推動的“批林批孔”相呼應一下。 江青不肯讓王猛此時出國，立即讓王洪文要通周恩來的電話，明確要求周恩來改寫批示。江青叮囑王洪文：“你問問他準備怎麼寫？寫好了我們還要看一看。”王洪文放下電話不一會兒，江青處的電話又響了，秘書報告是周恩來總理打電話到這裡找莊則棟，顯然是已經打電話到體委找過了。 莊則棟要接電話，被江青制止。她對王洪文說：“告訴他，莊則棟沒有來過我們這裡，打電話到體委去找。”她扭頭又對莊則棟說：“快回去，別說你到過我們這裡。你接到總理的電話，把他對你說的話記下來，一個字也不要漏，然後打電話告訴我們。” 結果，莊則棟馬上回到體委去，和周恩來通了電話，說眼下王猛不宜出國訪問。莊則棟是得到江青、王洪文授意的，否則哪裡敢打這個電話。周恩來一聽就明白了。在這個背景下，已經抱病在身的周恩來退讓了，當即親筆給王猛、莊則棟寫了一封信：王猛、莊則棟同志： 聽說體委動員批林批孔的大會正在開，如果王猛同志今晨將我在一個要出國的文件上，寫給你們幾句希望的話念給大家聽，大家會問，下文如何？我就請你們代答，如果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大揭大批、批深批透，批得王猛同志來不及出國，那也不要緊，可換別人去。我方才把這幾句話的內容從電話中告訴了莊則棟同志，現在以書面補告。 即致敬禮！ 周恩來 1974年3月6日4時 實際上，這個短信是3月7日寫的，取代前一個批示。即便是讓步，周恩來的信也寫得婉轉周全，不露破綻。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莊則棟鑄下大錯。他不僅被江青、王洪文指揮得團團轉，對王猛背信棄義地橫加指責，而且對周恩來總理撒了謊。正因為他對周恩來撒了謊，隱瞞了他在江青和王洪文處的活動，後來他在家中無意間說起此事，引起妻子鮑蕙蕎極大不滿，兩人之間產生隔閡。後來，這個隔閡演化為感情的冰河，兩人最終勞燕分飛。 郭連剛小組的調查，在尤太忠直接幫助下進行。尤太忠本人也來到調查座談現場，聽取乒乓球隊領隊、教練，涉事選手的陳述。他們弄清了事情原委，認為是隊內成員間的小糾紛，與“階級鬥爭”無關。但為了應付“批示”，調查組責令當事教練檢討，然後調離教練崗位。即便是“調離”，也是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加以保護的結果。時任區黨委副書記的王鐸在調查進入尾聲時親自打電話給李岩毅說：“對調查你不要再說什麼，先離開球隊躲一躲。” 兩位丁姓兄妹，因為到齡就退役了。實際上，正是這樣的措施保護了“二丁”和主教練。兩年後“文革”結束，李岩毅重回教練崗位，“二丁”兄妹逐漸以教授乒乓球為業，過着可稱寬裕的生活，和教練重歸於好。 郭連剛在呼市調查和處理“二丁事件”，整整花了3個多月時間，待他們回到北京，王猛已經“靠邊站”了，不久調離體委回軍隊工作。 國家體委主任則由莊則棟取代，這正是莊則棟悲劇之所在。他政治生命的跌宕悲劇，就是在1974年3月5日至7日的兩天裡拉開序幕的。這位乒乓球世界冠軍的自負和衝動、對極左思想的追隨和推行，使他在悲劇道路上漸行漸遠。 （2018年3月於北京） 註：本文作者採訪了前任國家體委政策法規司司長王鼎華先生，採用了他提供的歷史資料；還採訪了郭連剛、李岩毅先生，採用了他們回憶口述資料，在此衷心感謝！ 近期圖文： 中美對峙下這批里外不是人的華人 美國的制裁對個人到底厲害不厲害？ 你以為是美國公民，中共就夠不着你了？ 怎樣讓“太陽當頭照，花兒對我笑”高端化 如何避免中美之間墮入最糟結局 文革中社會邊緣群體對今天的啟示 史學泰斗許倬雲這樣回答現實問題 一葉而知秋：讀《世界總有兩種面孔》有感 回憶33年前舉行“中國的一日”徵文 讓偉人活在大時代，讓凡人活在小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