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一、时代背景与作家生平1、陶渊明生在晋宋易代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斗争剧烈，门阀制度森严。陶渊明初怀着济世壮志，从二十九岁步入官场，之后十三年仕隐无常，四十岁时彻底归隐，之后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表现了厌恶写场，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高洁人格，六十三岁病逝于家。2、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青年时期，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29岁时，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为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36岁时，为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40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41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之“应束带见之”，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后归隐田园。直到逝世，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四十四岁后，家中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这些诗句，反映了他物质生活的贫乏。但是，诗人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因为他永远摆脱了象樊笼一样的腐败庸俗的官场，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田园。退隐之后，他曾躬耕陇亩，和父老乡亲共话桑麻，同下层百姓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尽管他还和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一反当时贵族文士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的田园诗，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终至炉火纯青。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发自己的社会理想。二、陶渊明的思想个性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的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任真，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点。为文为人，皆表现出真率的态度。三、陶渊明的田园诗1、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陶诗及其题材分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田园诗是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刻印过多种，清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今人逯钦立注的《陶渊明集》是较好的注本。2、田园诗的思想内容。多方面地描绘了农村景色和归隐后的生活，反映了诗人鄙弃官场、怡然自乐的思想感情。田园景物的恬美与悠然自得的心境。《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代表作《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田获早稻》、《怀古田舍》等。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后代的评论家、诗人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歌咏劳动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诗写出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安贫苦节的决心。这些诗感情朴素而真挚，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四、陶渊明的咏怀诗1、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围绕出仕与归隐矛盾，表现了壮志未遂的苦闷的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也曲折暴露了黑暗。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2、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如《咏荆轲》、《拟古》等。《咏荆轲》一首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原诗：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作品译文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 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 君子重义气为知己而死，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 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 个个同仇敌忾怒发冲冠，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 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 座席中吹过萧萧的哀风，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 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 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 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曲折行进所经何止千城。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可惜呀！只可惜剑术欠佳，奇功伟绩终于未能完成。 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1]作品鉴赏此篇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在对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之情，赫然托出。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另具特色。 诗歌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神态。而“登车何时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 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在萧杀的秋风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主题。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这是颇具眼力的。参照后人的《咏荆轲》诗 【作者】柳宗元 作品原文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 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 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 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作品译文燕国秦国势不两立，燕太子丹为这块心病十分忧虑。 决定用樊於期脑袋作信物，奉行刺秦王的短浅计谋， 让荆轲带上匕首行刺嬴政赶赴秦地。 整年里卑词厚礼，奉养荆轲，恰逢人们将受屠戮，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微言大义激起樊氏深怨，献出人头，荆卿圆睁双眼怒气冲冲辞别燕国首都。 北风里一曲悲歌，易水送行场面壮烈，洒酒祭祀天地登车挥鞭长驱。 把密封樊於期首级的匣子送给宿敌秦王，当面打开燕国的地图割让土地。 突然间闪闪电光，图穷匕首见，可惜拿匕首的人不是行家，耳热心悸。 开始行事时锐气何等锋利，到紧要关头他却犹豫无计。 突然间似长虹横贯太阳，匆忙中反而自遭诛杀。 秦王拔剑而起，盛怒伐燕，号呼声似风雷贯耳，秦军向燕地进发。 燕王斩下太子丹头颅讨好秦国，仍被追伐得到处奔跑，没有容身之舍。 秦兵铲平城邑除掉燕王亲姻家族，燕国的官署宫观都被烧毁践踏。 开始行事时指望消除灾祸，最终反而触动了灾祸的机匣。 秦王的兼并靠的是诈力，与讲信义的齐桓公大相径差。 怎能仿效勇士曹沫劫齐桓公的故事呢，实在叫做有勇无谋又愚有加。 世间流传的史事本来就多有谬误，太史公已从秦侍医夏无且那里早有叹嗟。作品鉴赏这首五言古诗，是柳宗元公元809年（元和四年）读书有感而作。“荆轲”，战国时著名侠客，好读书击剑，入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后受燕太子丹所遣，入秦刺杀秦王嬴政。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象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公元793年（贞元九年）进士及第，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贬邵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卒于柳州任所。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封建论》等。其作品由刘禹锡保存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