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游的第一天就去了法门寺。到了那里才发现法门寺竟是如此的恢宏壮丽、气度非凡。

一九三八年，阿道夫•希特勒为了逼迫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就范，故意安排这位捷克总统从新总理府穿过。据说，当哈查走完长达四百多米的觐见之路后，他在心理上就已经匍匐投降了。希特勒深谙人性的种种弱点，他深知这幢由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新总理府，将会对人产生怎样的一种震慑性心理效应。他授权熟悉他思想和性格脉络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将自己的理念完美地揉进了当时第三帝国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新总理府的设计和建造中。这种压倒性的心理效应，我在西安参观法门寺时着实地感受到了。

我承认，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规模如此宏伟的寺院建筑群。我不能准确地说出法门寺的正门有多高，但站在正门口的下面，我惊异地感觉到有一种泰山压顶之感。当我抬起头，试图仰视法门寺正门的顶部时，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头晕目旋起来，差点没栽歪倒地。等稍微缓过劲来之后，我不得不走到离正门稍远一点的地方，换个舒服的角度来观察法门寺的正门。刚才不愉快的经历，在我的心里产成了一种倍觉压抑的感觉，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难道这是法门寺设计者们的良苦用心？难道他们想借着宏大和渺小的强烈反差，将所有来的香客在心理上碾碎，为他们进一步的慷慨纳贡做好必要的前戏，惟有这样，香客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打开鼓胀的荷包，让幕后的经营者们可以躲在门后偷偷地窃笑？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刚刚洗濯过脸的朝阳，怡然地向着空旷的大地派发着无数的灿烂金光。斜射在法门寺正门的光线，在不远处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阴影。我远远地向法门寺的正门望去，觉得它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放大镜一样，将正在巨大门楣之下海量空间过道上穿行的游人，从一个个模糊朦胧的黑色小点，放大成一个个依然无比渺小的蝼蚁，面带着匆匆的世俗行色，没有留下一点动静和痕迹，就无声无息地埋没在苍茫浩瀚的大千世界里。

我觉得法门寺的气魄和规模不亚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它让我感到既迷惘又卑怯。究竟是世俗的政治力量大于善男信女的心理支撑力呢，还是反过来更真呢？一股势力已经把生命压得喘不过气来，难道非得再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再加一码，好让它们彻底地将我们的脊椎压弯压扁，唯有这样，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获得幸福的感觉吗？

站在寺院内恢宏的佛堂脚下，我仰面瞩望那高耸入云的尖顶。我猜不出该地标建筑到底有多高，但是可以感觉到它非常高，高到足以让凡夫俗子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卑微感觉。所有的宗教性建筑不都是如此精心设计和建造的吗？看来视觉上产生的这种心理性震慑作用，已经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我隐约地看到了人类的透明命运。在这些人造偶像们的耀目余晖下，还有我们这些芸芸草根蚁族们的立锥之地吗？在原初的混沌时代，没有谁逼迫我们非要去造神不可，可是为什么我们偏偏还嫌自己的负重不够，无端地请来一个又一个纯粹想象中的东西？

如果从法门寺的正门步行到尽头的话，估摸着怎么也要走个把小时的时间。因为时间上的限制，我们只得以车代步，坐寺内的电瓶车到寺院内的最高佛堂。沿途一座座体型巨大、造型各异的金尊佛像让我目不暇接、惊愕不已。几乎每一尊佛像都是雕金镶银的，哪来的这么多金子呀？到这儿是拜佛来了，还是拜金拜银拜钱的气势来了？他们是因为敬神才如此兴师动众地贴金挂银呢，还是因为自己心中念念不忘那个沉甸甸的金子呢？

在法门寺转了那么一大圈，我几乎看不到什么光头的和尚和身着法衣的僧侣，满眼皆是“黄金甲”和熙熙攘攘的游人。法门寺参观归来后，我觉得如此兴师动众，超大规模地兴建和修复法门寺，与其说是善男信女们虔诚的使然，不如说是背后巨大商业利益的强硬驱使，才使得法门寺有了今天巨吸晴的模样。在这个穷的只剩下了钱的国度里，在这个被钱沤得惨不忍闻的大染缸里，谁又能冰清玉洁出淤泥而不染呢？

临离开法门寺前，我再次站在法门寺大门的巨型廊柱下面，再一次重温那种被廊柱的巍峨气势所压扁的滋味，再一次揣度法门寺建造者们的刻意用心。望着这座用天量银民币堆砌起来的庞然大物，我既为自己腰包的干瘪自惭形秽，又为相形之下的细小自我感到气馁。我悄悄地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价值在哪里呢？面对着这座巨人建筑，我还敢有任何自己的自由思想吗？我的任何自由思想，甚至连我本人，我的肉身在内，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有我干瘪荷包里亲爱的银民币，不都得化作一粒卑微的尘埃，匍匐在圣明的脚下，跪求一生一世的平安吗？除此之外，我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当然了，聪明的经营者们肯定不会让亲爱的银民币去遭这份洋罪，肯定会直接安排它们去见领导哦。哎，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有必要再玩矜持扭捏作态吗？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喽。

难道这就一切就是法门寺经营者们的终极考虑？圈钱 从逼着精神下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