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这样一个坏念头

万沐

我从小就很反感“领导讲话”。因为在中国那个环境里，“领导讲话”基本上都是把报纸上的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再重复一遍，感觉是一个满嘴脏臭的人把已经霉变的食物嚼来嚼去，然后再吐到你的嘴里，还要你高高兴兴地吃下去，还要你脸上春暖花开，这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酷刑。

从小孩子起，由于要跟上大人去开会，听到那些不知所云的话，看到那些张牙舞爪、装腔作势的样子，便极度反感，于是马上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就是走上台去，用我揣在衣服兜里的小刀，把他的玩意给割下来，然后让他疼得满地打滚，哇哇叫，并且血流上一地-----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解恨！因为这些人太可恨了，既不让小孩子玩，还要耽搁时间，而且根本不会说一句让人感到美好、温暖、动人的话。

但是，终究还是不敢上去割。因为，一者，我很爱惜我那只小刀子，刀刃寒光闪闪，刀把纯铜，亮晶晶的，是大人让我装在兜里吃水果用的。一想割下那玩意，一旦将我的小刀弄脏，可就没法再吃桃子和梨子了，于是便很犹豫；二者，想到那些领导都是大人，力气很大，万一我没有割到别人，别人割我怎么办？于是便将这种愤怒和冲动压倒在肚子里。直到那把小刀子不知什么时候搞丢了，我也慢慢长大了，才知道割掉别人那玩意是要死人的，而自己也是要偿命的。

但是后来对“领导讲话”的反感却未尝稍减。上中学时，在学校操场上听学校领导讲批林批孔、讲反击右倾翻案风、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凌迟，而且这种凌迟来得时间既久，频率也很高，每次两三个小时，每周总有那么一两次，其中充满了卖弄、炫耀、威胁。更频繁、更恶心的是，每天晚自习时，班主任还要读报纸、讲话，分析同学中严重的阶级斗争动向，真是折磨得人生不如死！我当时就在想，解放军叔叔啊，我现在天天受到反动路线的迫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们那么伟大，既打败了日本狗强盗，又消灭了蒋匪帮，还将美帝纸老虎在上甘岭上一把火烧掉了，你们为什么不朝这些坏人头上开一枪呢？不是说人民军队爱人民吗？我可是一个学习好、表现好的人民啊！我可是革命的接班人啊！我可是祖国的花朵啊！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解放军叔叔，你们在哪里啊？快来我们学校，快来我们班吧，把这些摧残祖国花朵的坏人的头给爆破了吧！我需要时间去看小说啊！”

而且，我当时听家里人讲了很多，就是孔子是个很有学问的好人，邓小平是要给老百姓饭吃的高官，天天“讲话”批判他们，这不是在丧尽天良干坏事吗？

当然，解放军叔叔不会来，而且解放军叔叔要是知道了我的错误思想，爆头的对象可能就是我了，怎么也不会让我做祖国的花朵，接革命的班了。

于是，我便想起了自己的那把小刀子，那把锋利的小刀子，咔！咔咔！

以后，上学、工作，无论到哪里，都有不少装B的“领导讲话”，在浪费着我的时间，污染者我的耳朵，折磨着我的心灵。他们无论多么的无知、多么的粗鲁、多么的词不达意、多么的错别字满嘴，总是教导着所有的群众，包括普通群众、包括作家、包括各类专家等等。总之，似乎他们才最高明，最有权威性。

现在才想明白了，“领导讲话”本质就是李斯发明、秦始皇推广的“以吏为师”的愚民术，列宁念兹在兹的“思想统一”的御民术，巴布洛夫贩卖的“条件反射”的换心术。这是一种消灭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控制策略，一个控制得更严厉的国家的政教合一。而且这种政教合一在中国不仅是一种行政体制模型，也变成了一种延伸权力加强精神控制的独裁文化，“领导讲话”其实类似于邪教无孔不入的布道。

“领导讲话”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这种无处不在的催眠式讲话，又反过来会极大地戕害已有的言论自由、压制言论自由，从而造成一种可怕的“领导崇拜”，堵塞优秀文化的传播，窒息民众思维能力，扼杀社会的创造力。

这种“领导讲话”会像海洛因一样令人上瘾。现在中国人到了海外，依然沉迷于“领导讲话”，一次晚宴，大小“领导”轮流“讲话”，不到八、九点不会罢休。加拿大的华人社团不仅要听加拿大各方面、形形色色的“领导讲话”，还要远隔重洋，跪求祖国的“领导讲话”，真是“毛病”难改！

“领导讲话”会废掉一个社区、一个族群、甚至一个国家。如果您觉得我说话夸张的话，请想想当年最新指示半夜传达下来的时候，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是一种什么傻样？

我反感“领导讲话”，初恨于“不让我玩”，中厌于“不让我想”，终忧虑于“既不让我们想，也不让我们讲”。曾想过用自己的小刀，用解放军叔叔的冲锋枪，但最后我的建议是“离场”、“走开”、“坚决离场”！

写的可能比较粗糙，正在忙着，先写到这儿，下来再修改，俺先干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