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生舞台》之七《后台》             作者：弘魁

    金木水火土  命运我做主    我行我素我自知  苦亦甘来甘亦苦                人生一出戏  唱唸做打舞    歌罢曲终人散尽  细品功过荣与辱

第十一章：乱了天下百姓苦，过好日子自己努

怎么回山西成了大问题，无论进北京还是出北京当时都很难办。幸好我们院子大，干什么工作的人都有，后院李大哥是火车乘务员，我问他能不能把我们俩带出北京？大哥说当晚九点有一趟永定门始发，开往石家庄的慢车，他带我俩上车然后补票，我和莲青打点行囊，天黑跟李大哥走了。这趟慢车真叫慢！晃晃悠悠逛哩咣当，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天大亮才到石家庄，三百五十里走了整整一夜！正好有一趟天津开往太原的车，我俩没出站赶紧上这趟车。到太原又换乘开往运城的火车，从太原到临汾几小时的车程，竟然开到第二天中午！我俩回到家打开大门，满院盛开着月季花一片璀璨，我这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下来。山西师范大学被军队接管了，此前我去看大字报向学生们捐过钱。报社里召开“说清楚会”，张国柱讲：天安门事件已经定性反革命事件，大家在此期间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一定要对组织讲清除，自己不讲调查出来性质就变了，大家都要好好想想。那几天我有些后悔，本来坚持要做无党派人士，不管在地委还是回到报社，我都没写过入党申请。一九八五年的规矩是，文件精神先党内后党外，我是周末版一版的负责人，不是党员会议不能参加，就不知道宣传要点，工作很不方便。另一方面，如果我到县里去出差县委书记接风，采访结束县长送行。饭局上大伙儿谈论形势兴致勃勃，马上有人暗示书记和县长我不是党员，人家说半截儿瞥我一眼赶紧打住，这让我感到尴尬且伤自尊。于是五月我交了入党申请，六月份就让我参加党员生活会，连预备期都没有。出了“六四事件”后我有些后悔，觉得处理政治生命和婚姻一样，太草率了。接下来是交接工作，然后处理家具。母亲给我腾一间小屋，但是母亲的家具不能搬出去。大件家具都得处理，沙发和三开门的大衣柜，我卖给张国柱的女儿杨爱莲，她知道我的家具都是正经木料打的。我想让报社出一辆卡车，把做家具剩下的木料带走，但是张国柱不答应。党校崔校长让我用他们的车，但是要张国柱开口，我和张国柱说他也不答应。我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用集装箱，你有多少家具，一个集装箱还不够吗？我觉得他说的也对，他是老党员一辈子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是他的风格，在这个非常时期他只能这样做。

接下来是一件让我有些头疼的事。当地有个风俗，在孩子周岁十一虚岁十二的时候，要给孩子办一次酒席，叫作“过满轮”。如果不给孩子过满轮，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出事甚至夭折！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主要是我没有精力折腾这事。莲青在县里工作，县里讲究随份子，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办，尤其是有权的领导，家里要办的事特别多，一年到头办事情。老人过寿，老人去世，儿子娶媳妇，女儿出嫁，城里乔迁新居，老家盖新房，甚至侄子外甥娶媳妇，都是这个有权利的叔叔舅舅给操办！目的就是收礼。尽管那时礼金只有五块钱，但是架不住次数多，几乎每个月都要随份子。莲青算了一笔账，这些年她随了九百多块钱。如果不给女儿办满轮，九百块钱就打水漂了，她不甘心。宜平生说的话我赞成，他说就算你是北京人，不相信我们的风俗，但是你俩就要回北京，为啥不借这机会和大家见个面呢？你俩在临汾呆了十几年，同学朋友有很多，这次不见以后啥时候能见？我想也对，我们在临汾有很多朋友，以后难得机会聚在一起。于是我同意了，宴会在邻居公安局老王姑爷开的饭店办。平生说：这种事情没有主家亲自操办的，都是朋友帮忙。到日子大伙儿到饭店，管钱的管钱，管东西的管东西，管招待的管招待，你啥事都没有只管立到门前，来了人你点一下头叫他们往里边走。这还用费心吗？我们商量酒席多少价位，按一桌十人计算，随份子行市见长，当时涨到每人十元，一桌收一百元。饭菜定八十元，香烟、红白酒、瓜子、糖果十五元，每桌能赚五元钱，办十桌能挣五十元，这有什么意思？算经济账真的没意思，只有和大伙儿见面才是唯一的理由。我把钱交给饭店，让他们把烟酒瓜子和糖果准备出来。

到了那天，我和莲青九点钟去饭店，和几个朋友说了一会儿话，十点钟开始上人，我俩站到大门外去支应。平常不觉得，我们在山西插队工作，居然认识这么多朋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家来一个代表的，也有全家都来的，陆陆续续不停上人。忽然宜平生跑来对我说：小赵，坏了，你今天要赔钱！我问为什么。他说净是带孩子的，小孩子也要坐一把椅子，一桌一个小孩你就少收十块，要是有俩孩子你就惨啦。我说那怎么办？也不能叫孩子站着吃呀？赔就赔吧，反正已经这样了。平生跑回去了，他管收钱和记账。过了一会儿他又跑来说：看这个阵势十桌根本不够，你和老板商量一下再加几桌。我只好去找老板，老王的姑爷笑着对我说：赵叔你放心，我就知道你十桌不够，我给你准备了十五桌，没问题，我办事你放心吧。路过账房时平生笑着对我说：咳，小赵，你赔不了！不要看净是小孩子，还有不少人来不了，烦人带钱来！你们北京同学出手就是大方，少的三十多的五十！赔不了，绝对赔不了！最后还是不够，老板临时又去菜市场采买东西，因为客人十五桌够了，没有帮忙办事人吃的。又做两桌坐得满满的，因为人数不够三桌只好挤一挤。晚上到家，莲青把宜平生给她的钱和账本算了一下，不仅把这些年出的九百多份子钱收回来，还净赚了九百块

我俩该走了，上火车的那天真是蔚为壮观！小火车站不买站台票，跟剪票员说送人就可以进去。检票员也很奇怪，今天什么人走？怎么这么多人送？六辆小轿车临汾日报两辆，临汾县计委两辆，还有朋友的两辆，这在一九八九年就很威风了！人至少有两百多，报社参加秋季造林多数人植树去了，只来两位领导和几个没去植树的女同事。送行的人群汪洋汪洋的，我俩坐在火车里和大家挥手，忍不住落下泪来。莲青在临汾二十年，我在临汾十三年，莲青不会说临汾话，我却会说临汾话。当地朋友老虎（莲青同学孙桂英的丈夫）评价说：地道！小赵的临汾话地道！后来我给报社打电话用临汾话，陈艺琳听不出来我是谁，他纳闷地问我：你啥时候学的临汾话？我说：没有刻意学过，在临汾一句也不会说。离开临汾想起临汾，那个口音张嘴就来，真是奇怪！

 回到北京后，我俩都在丰台区工作，我在宣传部她在劳动局，早晨一起骑车走，晚上回菜市口的家。母亲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只有大儿子和媳妇是政府干部，在大杂院里总算给父母争了脸面。母亲在饭桌上对全家人说：我大儿子回来了，难为谁也不能难为我大儿子，一是人家在山西住的独门独院，二是大儿子对我这个家贡献最大。你们要是说我偏心，我这回就是偏心！我把给母亲做好的狸猫皮大衣拿出来，母亲看上去不是很高兴，说了一句：年轻人不要的拿来给我。我解释不是莲青不要，她想要但是我没给她。反正我给您做出来了，爱要不要吧。母亲这才拾起来抖落了一下，不太情愿地穿在身上，她不满意地抻了抻前襟说：你说是给我做的，我是驼背你不知道？瞧瞧这个，前边长后边短的。我说我没有您的尺寸，只好用莲青的一件呢子短大衣比着做的，我忘了您是驼背。不合适您自己改吧，北京跟山西不一样，一会儿都不能迟到早退，我没时间了。第二天下班刚进门，母亲张开双臂朝我扑来，笑嘻嘻地说：哎呦呦，我可是冤枉我儿子喽！别人做衣裳是千针万线，我儿子给我做这件皮袄，真算得上是万针万线！这可是我儿子那一片孝心哪！我可冤枉死我那宝贝儿子喽。说着还挤出几滴眼泪来，母亲什么话都会说极其会演戏，她没当演员真是糟蹋材料！因为后院李连印大妈说了好话，她说母亲：你别不知足，满南横街谁有这么好的皮袄？你得说那是儿子的一片孝心！母亲才决定修改，拆开后她惊呆了，知道冤枉我了。有两张皮子是铁砂枪打的，皮子上的洞象漏勺一样，我是一针一针织上的，从毛面看不出来，翻过来看肉面才能看得见，说万针万线一点儿也不过分。

到丰台区委宣传部上班，感觉和山西不一样，比如称呼，北京一律叫“老”或者“小”，一般叫“老”的时候多，宣传部长老黄原来是中学校长。上班先打听分房子的事，我知道在母亲那里住不长。胡淑清笑了笑没说话，李怀信直截了当地说：你可真敢问！我们来了五六年，都不敢提要房，你来就想要房？我告诉你，五年之内绝对没戏，十年之内也不好说。我听他这话心一下子凉了，分不到房子我来这儿干嘛？不行，我得想办法赶紧走人。我找老黄谈我的想法，老黄劝我不要着急。上班和在临汾地委一样整天没事，好不容易盼来一件事，却是去北京日报送稿子。在山西是我坐在报社里，别人给我送稿子。现在变成我给人家送稿子，看人家脸色请人家吃饭，心里这个别扭！让我说一些肉麻的话，我又说不出来。从心眼儿里讨厌这份工作，我再去找老黄，老黄说：你下礼拜不要来单位了，去市委党校报道，组织决定让你去党校去学习，你准备准备吧。我去市委党校正是动乱结束，党校的老师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党校毕竟也是学校，学校必须有学校的规矩。你们都是成年人我不必多说，你们爱听不听我必须讲，这是我的任务。所以拜托各位，你们可以小声聊天，只要不影响我讲课就行。想睡觉就睡觉，想看书就看书，不要影响别人。

那时只上半天课，下午就是跳交际舞，我既不会也没兴趣。但是，班上有几个未婚的大姑娘都愿意教我。男人四十一枝花，我那年正好四十岁。跳完舞出一身汗，女舞伴却跟着来到寝室，我想擦擦身子都不行，只得陪着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身上黏糊糊的挺难受，好没意思！我忽然冒出一句话：咱俩这么干坐着，让人怪害怕的。于是她起身走了。我这才得以打一盆热水擦洗身子。我刚洗完，同寝室的罗健踢球回来了，他也打水擦洗一遍。我们住的是普通寝室，没有能洗浴的卫生间，党校有个大澡堂，周末和礼拜天去那儿洗澡。那时罗健没结婚也没女朋友，他晚上不回家，我没事也不回家。我才知道他是政法大毕业的，动乱从他们学校发起，他们这届毕业生分配特惨。他被分到东安市场卖电器，东安市场党支部派他来党校学习，他苦笑着说：我感觉应该是洗脑吧。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爱好，上课时写新体诗。一上午他写几首我也写几首，然后互相换着看，那时候我买了一本天津出版社出的朦胧诗集。我虽然步入中年，却知道顾城、北岛和舒婷等人的作品，我尤其喜欢顾城的那首震惊全国的诗，虽然只有两句，只要读过就永远不会忘记！“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多么好的诗！真是千古绝唱！据说红色诗人贺敬之都拍案叫绝，当时的中国需要这样的诗人！当时的中国必定产生这样的诗人。后来顾城移民南半球，因为感情出了问题，他的极端做法遭到许多人唾弃，对他的人品和道德颇有非议，我只为他的才情感到可惜。后来去澳洲新西兰旅游，隔海相望那座孤零零的小岛，我的泪水潸然而下，为这样一位年轻的诗人，埋葬在孤岛上感到由衷的悲伤，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党校学习四个月后到南方考察，其实就是旅游，目的地是福建三明市、石狮和厦门。在三明市委招待所，据说我住的那间房子赵紫阳曾住过。到了福州，我想起大学同学卢琼，知道他父亲是福州军区的政委，我们十几年没有联系。我拨114台，问福州军区的总机号码，说我是从北京来的，114给了我福州军区总机的号码。拨通之后我跟对方讲：我是军区卢政委儿子卢琼的大学同学，我们十几年没见面，想要他家的电话号码。对方纠正我的说法：是卢副政委。我说对对对，管他是正的副的，对方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拨通卢琼家电话，他侄子接的说卢琼有自己的房子，不在这个家住，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单位，给了我两个号码，一个是家一个是单位。我拨通单位的电话，他说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我就坐在卢琼开来的挎斗摩托车里了。这个摩托车好破呀！一路哗啦啦乱响。来到卢琼的家，他太太冲我笑一下去别的房间了。卢琼给我做饭，吃饭间我见他接了两个电话，好像是在谈生意，吃完饭说几句话我就告辞，他开摩托把我送回宾馆。我们考察三明市，因为那里环境卫生搞得好，然后游览石狮和厦门。当地的同志带我们去逛水货市场，有走私的家用电器、照相机、摄像机和服装。服装都是旧衣裳，比如男人的内裤，十块钱一包，一包十条，很多党校的同学不知情，每人买了好几包。我却知道这是从大酒店收来的，我写小说《女梦》的原型，是南横街一位老太太，资本家的小姐，人称任八姐。一九四八年结婚，男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婚后一年男人随老蒋去了台湾。一九八九年，八姐夫绕道香港回北京找任八姐，才知道八姐不但没有死，而且四十年没有改嫁，幸喜八姐夫在台湾也没有娶。于是，八姐夫只在北京住七天，就要回台湾给八姐办手续。大伙儿留八姐夫多住几天，八姐夫说不行，因为他只带了七套内衣，只能住七天。他们的内衣只穿一天，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由此可见一斑。可是这些垃圾货在大陆畅销得很，住大酒店的人一天不知要洗几个澡，他们穿过的内衣看上去很干净。做这种生意的人脖子上挂着很粗的金链子，跟狗链子一般粗，骑着走私的大摩托，在街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威风得很，让我们内地人感到头晕目眩。在厦门还参观李嘉诚创办的学校，游览了鼓浪屿，回到北京学习结束各回各单位。

我回到丰台区委上班，第一件事还是找部长老黄，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老黄不同意，我对他说：老黄，我今年整四十岁，这是一个关键的年龄，过这个年龄调动就不好办了。你非留我也不是不行，你要给我一套房子。没有房子让我怎么安心工作？可是别看你跟组织部长同是常委，但是分量不一样。组织部长要一套房子易如反掌，两套也要得出来。不是我小瞧你，恐怕一套你也要不出来，组织部长能提拔干部，宣传部是清水衙门谁求你？我跟你要房子是我为难你；你不让我走又给不了我房子，耽误我调动就是你难为我。咱们谁也不要难为谁？好吗？老黄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看，宣传科长就是给你留的位置，我们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为了挽留你特意让你去党校学习，别的同志想去都没让去。结果你学习完就调走，让我怎么跟其他同志交代？我也很为难。我说：其他同志没有调动工作的意向，以后有的是机会，您让我走吧，求您了。老黄答应了，我只在丰台区委工作十三个月，又调到航天部。到了航天部以后的遭遇，我不在这里赘述了，跟胡大英的遭遇一样，读者可以看《叫板》。航天报社的人不知道我的脾气，如果知道我对当官儿没兴趣，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因为我心里没有想法，所以说话也没有顾忌，还象在临汾日报一样。但是，航天部是北京闹派性最严重的地方，长官意志一言堂，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和军队一模一样。而且普遍内部联姻，航天事业是国家高科技的代表，这个行业待遇很高，所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谁进入这个行业都不想出去，子女也不愿意出去。张家儿子娶李家闺女，王家小姐嫁给孙家少爷，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然而我对这些丝毫不知。

社长的初衷是好的，航天报一九八七年成立，刘润宝还有三年退休，他想在退休之前招一个有多年办报经验的人，增强航天报的实力。但是，总编徐健和几个中层干部不愿意，因为他们是搞政工的半路出家，他们写文章很不怎么样，此时来一个多年办报的人，刘润宝退休后徐健升任社长，他不愿意外行领导内行；本来中层干部里出一个总编，我一去他们就没戏了，只有把我挤走才能轮到他们争，所以，徐健和中层干部都不愿意我进航天报。他们想把我挤走，可是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刁民”！我去之前他们挤走了三个人，后来又挤走了两个。《叫板》中胡大英用去医院看病的方式，获得精神病患者的身份，现在大家清楚了，我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但是我利用这个不利的因素，成功地斗败他们五个人，成为会计孙秀英说的：老刘这回栽在你手里了！人家都是停薪留职，您可倒好，弄了个停职留薪！写这本书打停薪留职容易，字库里有现成的，没有停职留薪这个词。可能我这种情况真是中国的唯一，到目前我没听说第二个。对于此事三弟曾冷笑一声说：咳，你还不是凭的精神病。我没有搭理他，心说你打听打听去，要是还有人弄成这样我就服了你！不上班全额工资，还有编辑费、福利和奖金，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不是中国制造很有名吗？只有在这块土壤里，才能制造出这种奇怪的东西。停职留薪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共产党用的都是好人，想弄成这样还不能够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刘润宝和徐健们的积极配合，我绝对弄不成。你想睡觉，他立马递给你个枕头。事态就是我牵着他们的鼻子，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从一九九三年四十二岁不上班，到二零一二年退休，整整白拿了十八年工资，什么福利都有，包括每年旅游！

人有时候真的很欠！在单位不得志受排挤打击，那你就抗争呀？但是不，他总想利用别人发泄他的不满，谁比谁傻？谁乐意让你利用？死去的孙暄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利用了我一次，立刻有人告诉我：千万当心孙暄！他在部队是营级教导员，刘润宝没给他安排职务，倒把退伍战士赵晓勤提拔成处级负责人。他心里不平衡阴阳怪气到处说：呦，我怎么不知道呀，谁告诉你的呀？你快说给我听听。让领导的亲信听到你的话，发泄他的不满，以后你说话要注意。没想到他还想利用我第二次，让我狠狠整了他一回，我当着大伙儿面大声说：你怎么不知道？还是你告诉我的呢！那回把他吓个半死。后来他得了肝炎，再后来是肝硬化，最后肝癌死了。你死死去呗，刘润宝摇头晃脑地主持追悼会，能把人家怎么样啊？我眼里不揉沙子，看不下去就要说，说不通我就反映，反映不管事，我就用自己条件和办法进行抗争。有人认为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自己找死。也有好人同情，劝我不要跟这帮孙子争，整个部机关里都是这种人，他们官官相护，利益共享，沆瀣一气。我想：你们愿意忍受就忍受，我绝不忍受！但是我只为自己奋斗，我的成果你们谁也甭想沾，你们看着吧，看我老赵怎么跟他们斗法。最后斗争胜利了，别人只有羡慕和嫉妒，我相信绝对没有仇恨。现在人都讲：羡慕嫉妒恨。但是没有人恨我，他们恨的是航天报社各届领导，一届比一届坏，越来越猖狂！流哈喇子舔屁眼儿，官大一级压死人。哪儿有民主哇？生活在中国很艰难，“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时代早不见了，怨不得那么多年轻人走出国门，宁肯在别人屋檐下低头，也不愿在自己家乡受气。在外边你只要低头就没有气受，在国内你越低头人家越欺负你！简直是没有活路！

现在好多了，中国的高层领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谁都可以说毛泽东好不好，邓小平怎么样，江泽民李鹏最坏，胡锦涛没能耐等等。封建社会还有一种说法：只要交了皇粮就能背地里骂皇上。但是，在共和国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百姓什么话都不许说，一句话说错就会引来杀身大祸。其实政策条文都是好的，但是被歪嘴和尚掌握执行。哪儿来那么多歪嘴和尚？现在反腐才知道许多人大代表、许多官是花钱买的！都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现象，其实哪朝开国皇帝都不腐败，在家天下思想时代，皇帝希望江山社稷世代相传。毛岸英如果活着，我不敢想中国会是什么样。最起码的一条是毛泽东可以指认接班人，他当然能把位子交给毛岸英，其实这种事连党章都不认可。我是黑五类出身，我们这些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和培养，为什么我们成了狗崽子？我对于毛泽东最大的意见就是拆掉北京城墙，这是他年富力强头脑清楚时做的事，不是晚年糊涂老迈昏庸的决定。鉴于袁世凯复辟坐了十一天龙椅，他不敢进故宫。但是，他死活不出中南海这个皇家花园。梁思成建设新北京，保护北京城的想法只能化为乌有，梁思成只能放声大哭！事实证明拆北京城墙是错误的。但是一切都晚了！毛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党，党就是他。

莫谈国事，还说自己。我回北京才一年，忽然调进航天部，这是全家人想也想不到的！我爷爷是地主，父亲是三青团员国民党员，一度被怀疑是中统特务；我姥姥家是富农，到北京成了小业主，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进航天部？打死也想不到！父母太高兴了！那些年在院子里头也不敢抬，眼也不敢睁，谁也惹不起，见谁都得陪笑脸，谁家有事赶紧去帮忙。现在父亲没事站在大门口，看见谁就赶紧告诉人家，我大儿子在航天部。老三好歹混了个以工代干，老四上电大也变成脱产干部，老二厂子倒闭连饭碗都没有。只有我们两口子不仅是正经干部，一个在国家机关一个在保密单位，父母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航天部天天分东西，我天天往家带。孙莲青在劳动局也有很多单位送礼，这是在丰台穷区，要是在朝阳海淀那就更多了。家和万事兴，那时我家特别和谐。后来由于母亲从老二的小铺拿钱，老二八年不回家。母亲颜面失尽，她没理由去找老二闹；如果不是她的错，依母亲的性格，她会带着我们哥儿仨去砸老二的小铺。其实老三对母亲也有看法，不然他不会婚后把户口迁到岳父家。一方面他岳父的房子是私产，拆迁给产权房；另一方面，他知道在母亲手里落个孝子的名声很难。他媳妇尹懿看得更透彻，妯娌三个在厨房里做饭，尹懿说：俩老人横不能同时走吧？总得先走一个后走一个。要是老太太先走那好办，老头儿不就是要碗饭吃吗，上谁那儿不行啊？要是老头儿先走剩下老太太，哎呦喂，这可就崴泥喽！

事情果然真是那样。我在航天报不吃香了，母亲立刻赶我们走。老二不让父亲给他站柜台，母亲赌气自己开小铺。但是他们开晚了，老二开小铺那样的火爆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街上隔不远便是一家，而且以母亲的为人，大杂院的人宁可绕道买别人的东西，也不买我父母的。母亲什么事也不跟我商量，她总是找老三，老三占了我一点儿便宜，还能说句公道话。他结婚时问我：大哥，我结婚你打算给我什么？我说都一样，你二哥是一面铜镜一个宣德炉，你也一样。他嬉皮笑脸地说：大哥，你不是有两尊铜佛吗，把那尊小的给我吧，我特别喜欢！怎么办？弟弟是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做哥哥的怎么好回绝？其实这些都是我心爱的宝贝，是我十几年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一件一件收来的，而且没有重样的，给哪件我都舍不得。但是我是老大，不能不给弟弟们，从小我就做不出这种事，只要我有弟弟就必须有！老二结婚并没有跟我要，是我主动给他的。但是老二和别人不一样，白给他还嫌不好，爱乐意不乐意，谁知道你想要什么？这回老三开了口，我很不情愿地给把那尊小佛像给他了，不是心疼这尊佛像，而是怕老二和老四知道，为一个得罪俩，老三心满意足地走了。过些日子他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大哥，我们同事给父母买墓地呢，一千二一个，俩才两千多。咱们也给爸妈买了吧，我估计这玩意儿往后会涨价。我说咱妈那人性情古怪，这种事情还是请示她一下好，要不然她会说：我这儿活得好好的，给我买什么墓地？巴不得我死是怎么着？老三说：大哥你说的也对，你跟咱妈去说吧，你是老大你说合适。我想，老三得到信息跟我通气，认为我是老大，让我出面对父母讲没什么不对，于是我拨通母亲的电话。没想到母亲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难听骂什么，还不许我挂电话，直到她骂够了我才挂上。我给老三打电话委屈地说：你说你，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好好的你买什么墓地？你看看老太太把我骂的，连解释都不许解释，一口气儿骂了我半个钟头。老三让我挂上电话他跟母亲说，说什么我没听见，过一会儿老三给我打过来说：大哥你别生气了，我把咱妈数落了一顿。我说我们做儿子的，操心老人百年后事有什么不对？我跟大哥商量有什么不对？我大哥说请示老人又有什么不对？你怎么老跟我大哥过不去？事情是我挑起的，有气你朝我撒！干嘛老拿我大哥当出气筒？行了大哥，我把咱妈数落一顿，她一声没吭，你就别生气了。

我们弟兄从小到大没有红过脸，我是老大带头儿吃亏怎么会红脸？尤其是逢年过节，大伙儿争着给父母拿东西，媳妇们抢着给老人买衣裳，弟兄们喝起酒来话说不完。但是我觉察到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很不开心！实在憋不住她就说：别说啦别说啦！有新鲜玩意儿吗？不就是你们小时候那点儿破事吗，唠叨起来没完没了啦！是的，因为只要说起小时候，他们总是说：那回我病了是大哥带我去看的，那回我闯了祸是大哥找人家陪的礼，那回咱们去马家堡捉青蛙，让农民的孩子追，是大哥断后让咱们先跑；那回开家长会大哥并不想打我，老师不走大哥没法才打我一顿。弟兄们说什么事情也说不到父母，因为没有他俩什么事，父亲不说话，母亲不爱听。但是比如安烟筒糊顶棚，这些事弟弟们没有参与不知道，母亲觉得委屈也可以理解。但是，她只要看见我们弟兄和睦就不开心，想来还是那次老杨来找她，我坚决不腾地儿她怀恨在心！她恨我弟弟们不恨我，她就不舒服。以往只听说过色胆包天，我不知道也不懂得什么叫奸情仇大！有一天，同学赵永利来我家，见我愁眉不展问我为什么，我说又和母亲发生了争执。赵永利纳闷地问我：赵志刚，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儿？你说你跟同学、跟同事、跟谁都合得来，怎么偏偏跟你妈过不去呢？要知道那是你妈！世界上你只有一个亲妈！没有第二个！我低头想了一会儿叹口气说：赵永利你也不是外人，咱们是四十多年的交情，实在是家丑不可外扬！我没法儿对任何人讲，都快憋死我了！今天你把我逼到这儿我就说了吧。我说老杨来我家，母亲瞪我让我出去，李九菊连忙说：对呀，你应该赶紧躲出去！你不知道，这种事你要是跟你妈作对，你妈就恨死你了！我说不行啊，我爸爸还活着！还上班呢！而且他俩也没离婚。我想你就是欺负我爸，谁叫他犯错在先。但是你不能这样欺负我们老赵家！那年我都三十六啦，赵馨上小学二年级了，他们还公开通奸！我能眼睁睁容忍吗？我做不到！我敢说任何人也做不到！赵永利沉吟了一会儿说：你妈太过分了！我说你岳母嫁给九菊的大伯，不是家里也有人不同意吗？赵永利说主要是她大姐，后来她妈跟她大姐也记仇。我说这完全不是一码事！九菊父亲死了留下七个孩子，除了大姐参加工作，别的孩子还小，你岳母不找个帮手行吗？再说她大伯是老光棍，不是正好吗？哥哥接替弟弟，照顾他们李家的后代，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妈办的这叫什么事？你说我爸在外边有人是他不对。但是你干得更歹毒，竟然抱回个野种来！走到哪儿她都得给人家解释：为什么老四长的跟三个哥哥不一样。赵永利打断我说：我说小毅子怎么长那样儿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我说是啊！我们仨都不是近视眼，小毅子上小学就带眼镜，因为他爹就是四眼儿。你看见蒋大为啦，他爹跟他长得差不多。赵永利点点头说：嗯，是！你别说，还真是象！

父亲在家里最小，上边是大姑、大伯、二姑和三姑，什么事也轮不着他操心。自小在外边读书没干过家务活儿，更没干过地里的活儿。说起来可笑，那是一个礼拜天，老二在院里打家具，我用缝纫机做衣服，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转悠半天没事干很无聊，就从床下边抽出一根木头，用锯子锯成两截。老二听见声音跑进来气急败坏地说：哎呦我的爸吔！您干嘛锯成两截儿？父亲说我看这根方子够两条桌腿。老二说桌腿我有的是！这是一根床头料，我好不容易找的。说完赌气回去继续干活儿。父亲把锯断的木头朝床下扔去，只听“啪啦”一声，母亲跑进来问：你朝哪儿扔呢？父亲说床底下。母亲蹲下一看，站起身来指着父亲叫喊道：你蹲下看看！你把我从信托商店买的、细瓷大花盆砸碎啦！那是我花十块钱买的！你可真是个败家子儿！你老实待会儿行不行？说完一跺脚出去做饭。父亲一声不吭把碎瓷片倒在垃圾桶里。然后坐下拿了一个苹果用水果刀削皮，刚削了一半就惊叫起来：哎呦哎呦，削了我的手啦！我回头一看也吓一跳，只见父亲两只手鲜血淋淋，不知是哪只手弄破了。我赶紧从缝纫机边站起来，母亲和老二闻声也进来了，母亲气呼呼地说：你说你这个活废物，你怎么净没事儿找事儿呀？削个苹果也不会，你不会连皮吃？我端来水给他洗去血迹，才看清左手大拇指被割了一条一寸长的口子，怪不得流那么多血，我给他涂上药包扎好后，坐在缝纫机前继续做衣裳，回头望望父亲那呆头呆脑的样子，不觉得“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本来父亲是抽烟的，先前母亲抽烟不反对父亲抽烟，后来母亲肠胃不好，闹肠炎不敢抽烟喝酒了。她嫌父亲出气儿臭，逼着父亲把烟戒了。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见过他得病。从小念书的父亲，文革中到粮库当装卸工，二百斤的大米他能扛，白面他也能也扛四袋，四十岁当装卸工反倒把身体锻炼好了。母亲的肠炎她说是三班倒闹得，我说：那您不会申请不上三班倒。母亲瞪我一眼说：你当厂子是你们家开的，想上什么班就上什么班。我清楚她为什么要上三班倒，后来她又得了尿道炎，肯定是她在厂里没有卫生条件染上的，最后导致肾盂肾炎，天天煎汤熬药，这个活儿自然是我的。有一次我一边煎药一边看书，见没有汤我就掺了点儿水。母亲端着碗出来揭开锅盖一看，举起碗朝我脑袋砸过来，骂道：你个混蛋东西！药煎糊了再掺水就是毒药！你想毒死我是怎么着？我跑得快，碗砸到了肩膀上。母亲上中班下午四点上班，走之前她总要当着我们的面洗屁股，洗完之后才去上班。要是上夜班，晚上吃完晚饭走之前，她也会先洗屁股再走，后来她的肾盂肾炎就好了。

山西人特别重视民族节日，什么时候干什么事一点儿都不含糊。清明节，地委机关空空如也，都回家上坟去了。这时我就感到特别孤单，才知道自己是个外地人。回到北京后，我也在清明节或老人过世时，回老家上坟或参加葬礼，对此母亲极力反对。她不止一次说我：你没事儿净往老家跑什么？招惹他们干什么？一个个穷兮兮苦哈哈的，一来就借钱。以后你少往老家跑，甭给我没事儿找事儿！我说我往老家跑还不是为你们，将来你们百年之后回老家，终不能我们哥们儿扛着铁锨去挖坑埋你们吧？那还不叫人笑话死？现在他们的老人没了，我一个不落都回去发送。将来我的老人百年之后他们谁敢不来！我这是给你们铺道去了。母亲冷笑一声说：用不着你咸吃萝卜淡操心，我跟你爸爸死了不回老家。我说：咱们老家很近，开车用不了一个半钟头，不是云南贵州。再说了，您知道在北京买墓地方便吗？近处都是给大干部留的，不卖给老百姓。远处的比老家还远，更不方便！而且时间有限，过期还得挪走。年年清明节上坟，堵得水泄不通，上一次坟起个大早还得赶到天黑。不如回老家好，又方便又清净，祖坟不用花钱，永远不用挪窝儿。母亲仍然十分坚决地说：那我们也不回老家！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明白母亲不愿意回老家的原因：第一是她气死我奶奶，能心安理得躺在奶奶脚下吗？第二是她给父亲戴绿帽子，给赵家抱回一个野种，她哪有进祖坟的勇气？她肯定害怕。说她不迷信她也迷信，她总对我说：昨天夜里你姥姥又给我托梦了。她说：二闺女，我没钱花呀，你们怎么一点儿钱都不给我寄呢。醒了我才知道，闹半天快到清明了。今儿我买了纸，你快帮我绞纸钱吧。这种事情从来都是我的，我也很乐意做，我为母亲几姐妹不给父母上坟很有看法。有一次坐长途车回老家，前边是两姐妹，我问她们是回老家吗？她们说去给父母上坟烧纸，还说姐姐七十了，妹妹六十八岁，只要跑得动年年回去给父母上坟。我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父亲听了叹口气，母亲冷笑一声说：纯粹瞎掰！活着不孝，死了胡闹。可她今天又说姥姥给她托梦了，我闹不清她到底迷信不迷信。

我爱回老家，老家人也爱见我。大嫂说：红魁，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呀？我问怎么啦？大嫂笑着说：只要你一回来，你揍说吧，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谁都稀罕你！都愿意和你呆呆坐坐，日子长了你不回来大伙儿都念叨。孽（那）几个行子耐回来不回来，木人想他们。我说我当过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也习惯农村的生活。大嫂说：你是和他们不一样。我要是三天不问你刷牙不刷牙，你揍能三天不刷牙！我要是五天不问你洗脚不洗脚，你揍能五天不洗脚！你可真行！还是北京人呢。我说：家里用点儿热水这么艰难，我怕给你添麻烦。老家有什么脏的？不就是土多点儿吗？人还离得了土？土里生土里长，早晚还得入了土，没什么脏不脏净不净的。大嫂摇摇头说：哼，人和人可不一样，他们可嫌俺们脏了。老多女婿金圈就嫌俺家脏，来了连口水都不喝，你就是给他斟上茶，他都不喝一口。我笑了说：大嫂，你也别怨人家事儿多，你这个邋遢劲儿，也就是你兄弟不嫌，谁不稀罕干净呀？大嫂点点头说：你说这话我木的说，我是邋遢，我是不干净。可是你二姐姐呢？她比我干净多少？她那个茅子下得去脚吗？我说：咱家茅子干净是我哥收拾，也不是你收拾的。大嫂这就没话说了。

有一次回老家，进门时看见二姐气冲冲走了，叫她也不理我。大姐追出来叫喊：老孚，老孚。二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问怎么了，大姐说：也莫怨你二姐，你大伯特别重男轻女！你二姐买的木头他扣下啦，他要给他儿使唤。你二姐姐养了仨小子，得盖三所房子娶仨媳妇儿，她容易吗？咳，你说你大伯多不说理呀！我没说什么，回北京马上去找三弟，我问他有没有烂木头？三弟问我干什么用？我说农村盖房子打门窗，随便什么烂木头都行。三弟开车拉我去广安门，来到他们下属单位，院里堆放着很多旧木料，他问我这样的木料行吗？我说挑好的能用，当下叫人挑了一大堆。三弟找一辆卡车装好，我俩给大伯送回去。一路上哥儿俩聊天，当时路不太好走，到老家走了两个小时，我们也聊了两个小时。司机惊讶地说：我真没见过你们哥们儿这么好的！走两个钟头你们就聊俩钟头！哥们儿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木头拉到家，我问大伯够用吗？大伯连说：够用啦，可够用啦！使不清的。我说：那你就让我二姐把她的木头拉走吧，她养仨小子怪艰难的。大伯点点头，让二姐把木头拉走了。

 我和莲青从山西回来后，母亲生气地对我说：你这个丫头我是管不了啦！一点儿话也不听。你别跟她说画画，一提画画她就跟你翻脸。我心说你趁早别管了，您那个管法我也不赞成。母亲不懂学习的动力是兴趣，她对赵馨说：奶奶让你学画画还不是为你好？你成了大画家，你的画卖了大价钱，咱们买汽车买楼房，奶奶也跟你沾点儿光。赵馨听着就皱眉头，母亲认为不打就算好的。孩子懂什么？哪有天生爱学习的孩子？她认为就得靠压，少画一张也不行！不画就别吃饭。如今的孩子还怕不叫吃饭，整天零食不住嘴，正经饭都懒得吃。她用卡我的办法用在赵馨身上根本不管事。我小时不洗完衣裳不让吃饭，我含着眼泪也得洗完，因为她不叫吃饭我就得饿着。但是，非但母亲管不了赵馨，我也管不了她了。把赵馨送回北京这件事，我是大错特错！绝对错了！当时有一个政策，知青的孩子满十二岁可以转回北京。我们很着急，赵馨在北京上学是借读，她的户口还在山西。把她的户口转回去，赵馨不够年龄还差两年。好在小地方好办事，托人到派出所说说，把赵馨的年龄加了两岁。许多事不能不着急，国家政策说变就变，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生存就没有一点儿办法！到底在北京读书好处多得很，将来考大学分数也比山西低。赵馨上初中时闹了一场早恋，班主任要找家长，我说让她母亲去，赵馨非叫我去，我挺纳闷儿，后来才知道不是什么大事，赵馨的高中是132实用美术学校，在校学习她总是名列前茅，小考大考拿过多次第一名，学校留下她不少作品。后来她以很强的实力，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当时，132实用美术中学的金老师对赵馨说：回家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你的国画功底很好，基础很扎实，建议你考中央美院。赵馨对我说了我问她：你知道中央美院培养什么人才吗？赵馨摇头说不知道。我说那儿是培养画家的，但是毕业不可能马上成为画家，也不能靠卖画过日子。那儿的毕业生一般是到学校当美术老师，或者到出版社当美术编辑，慢慢画慢慢熬，熬到你老了，你的画成熟了，你有名气了，画才能卖得出去。你愿意到学校或者编辑部，跟一帮人勾心斗角互相算计吗？问题是你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知子莫若父，不要说算计别人，你连防备别人的能力都没有。古语说：卖房卖地不卖手艺。艺不压身，一招鲜吃遍天。我想让你考中央工艺美院，有一技之长，靠手艺吃饭，靠手艺挣钱。日后生活不成问题了，你想当画家那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你成熟了，看问题的角度，欣赏的品味和创作的能力，都不是大学生的水平了。赵馨考了五所大专院校，中央工艺美院是第二名，服装学院第四名，印刷学院第二名，首都师范学院八百八十个考生，她是第一名，只有天津美院是十七名，我感觉是地方保护。成绩出来当然选择中央工艺美院，后来他们学院归了清华。赵馨以应届毕业生考进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名是装潢系系主任的孙子，而且人家没就读出国留学了。考进中央工艺美院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有的连考三年、甚至五年才考进去！更何况工艺美院还有附中，附中的孩子都没有考出赵馨这样的成绩，难度可想而知，赵馨的水平可想而知。“赵馨是我们学校的小才女。”这话是我的大学同学卢立强告诉我的，他经常跟高校美术老师要画。他对我说：你看好哪个老师的画就得早下手，要不然人家出了名，你就要不着了。他跟中央工艺美院一个老师说：我有一个同学的孩子在你们学校念书。那老师问叫什么名字？卢立强说好像叫赵馨。那老师马上说：知道知道，那个孩子可了不得！虽然她是第二名，但是我们都认为她是第一名，因为第一名是内部子弟。一个应届高中生能以这么好的成绩，考进我们学校从来没有过。

就是在那个时候，赵馨认为有了骄傲的资本，上大学后她就不听话了。但是还没有和我产生抵触情绪，中央电视台播《开心辞典》，李佳明和王小丫提出十个问题，我能答对七、八个，有时是八、九个，只有一次十道题我全部答对了。赵馨高兴地蹦起来叫：老爸老爸，你快报名去参加吧。我不打算去，临汾日报虽然是地区级小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求记者和编辑学识全面，不求精通但求面广。不象航天报面儿很窄，只报道与航天有关的事情。有一天赵馨拿回一张画问我：老爸，看看我这张画怎么样？我说整体还不错，右下角有些繁琐，应该把这个角省略一些。赵馨惊讶地说：哎呦！老爸你可以呀！你说的跟我们教授说的一样！我说：爸爸没有你那么好的机遇，没进过学校学画画，但是爸爸一直喜欢画画。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学画画很好，很早就把你往这上边引导，结果真是如了我的愿。

对于女儿的培养，我有一个遗憾或者是教训，赵馨五岁回北京有得有失，得是学了美术而且学得不错，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失就是父女之间产生了隔阂，许多时候她会转过身去拨拉小算盘；许多事情她不对父母讲，更严重的是她在我母亲身边长大，母亲把她娇惯影响坏了。读高中时赵馨放学回来对我说：学校门口有个修自行车的，师傅说给二十六块钱，他就把车子修得好好的，这车子骑着可费劲了。我说车子没有毛病，你太懒从来不擦车，我给你擦擦就好了。赵馨不高兴地嚷：你懂什么？你又不是修车子的！我耐心地说：你骑它出过什么事？没碰没撞能有什么毛病？赵馨嗓门儿高了：人家说有毛病就是有毛病！不就是二十六块钱吗？你给不给吧？我也生气了说：你这孩子真少有！别人挣不着你爹的钱，你比人家还着急！给！我可跟你喘不了这份气！车子修完半个月就坏了，以前只是骑着沉，现在根本蹬不动。还是我给她大修一回，整个拆了擦一遍，在关键部位上了黄油和机油，这才好骑了。父母无休止地忍让，很容易给独生子女一个错觉，只要坚持无理取闹他们就会得逞。

读高中时候赵馨在学校惹了一场祸。那是一次小测验，赵馨和白洁先交了卷子，老师嘱咐她俩不要走远，一会儿还要练习唱歌，但是她俩逛大街去了，等她俩回来唱歌已经结束了。老师很生气把她俩叫到办公室批评，赵馨没说话，白洁总顶嘴，老师一句她一句，气得老师骂了一句：白洁，你臭不要脸。骂完之后老师觉得有些不妥，打发赵馨回教室，一会儿再找她谈。赵馨回到班里耷拉着脸，吕娜问她怎么啦，赵馨说：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人家一个大姑娘干什么坏事啦？张嘴骂人家臭不要脸。这下就捅了马蜂窝，全班女生都不干了！她们一起去找校长，说老师骂人不堪为人师表，要求学校开除这个老师。回到家赵馨跟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今天找了校长，如果校长不处理这个老师，明天我们就全校罢课。我一听吓坏了急忙说：傻孩子你不懂！就算你再对校方也不会向着你们，老师是学校的员工，学校要对她负责到死！你们不过是过客，你书念得再好，学校留你几张画，三年之后你走人。所以，你千万不要参加明天的罢课活动！但是她不听话。第二天她们当真把事情闹大了，她们把教学楼的台阶坐满，不准别的班同学进教室，学校乱了一整天，全校都没上成课。回到家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讲过程，气得我浑身直哆嗦，我大声说：你给我住了！昨天我怎么跟你说的？我不是不叫你参加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赵馨理直气壮地说：我当然得参加了，我不参加同学该说我是叛徒了。我说：同学说你是叛徒要紧，还是拿到毕业文凭要紧？赵馨仍然坚持说都要紧。我看她这么糊涂，心想学校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学校，先找班主任，人家还在火头上，怒气冲冲地说：我没有骂白洁你臭不要脸。我说的是，白洁作为一个高中生，为什么给你脸你不要呢？不知道赵馨回到班上说了什么，全班人都跟我干上了，我招谁惹谁啦？说完就不理我了。我只好去找校长，校长不在，我又找到教导主任赔礼道歉。教导主任姓说：赵馨这回没起好作用，她就是一匹害群之马！她不回班里大伙儿都在复习功课，她一回去就全班大乱，接着就是全校大乱！不好好治理还了得？还不翻了天？不过嘛，您今天及时赶到学校主动来和我们沟通，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本来想给她记大过，开除团级，您今天既然来了，我们想开一次家长会，希望您配合一下，好吗？我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一定配合。您说，需要我配合什么？教导主任说：也没什么，就是各科老师和班主任发言之后，您作为家长带头儿发个言，调动一下会场气氛，让家长都重视起来，共同教育好孩子。我说没问题，保证把气氛调动起来。开家长会那天我早早来到学校，家长会准时召开，先是各科任课老师发言，都说这个班的女生太不像话，疯得厉害，女孩子竟然玩跳驴！老师们连连摇头说：真不像话！这哪儿是女孩子干的事！各科老师发言后班主任讲话，主要是复述和白洁谈话的经过，内容和对我说的一样，不承认她骂人。然后教导主任冲我仰下巴，示意该我发言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去，说我的孩子怎样学画画，小时候我怎样教她，后来感到力不从心，把她送回北京在实验一小美术班学画画。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为了她的前途不得不狠心送回来。送走孩子又天天想，因为只有这一个宝贝！说到伤心处我流下眼泪。会场上家长们都感动了，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主动上去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会议开得很成功，教导主任鼓了好几次掌，看上去比较满意。

散会之后我回到家，赵馨迟一会儿回来，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我问：怎么啦？还有什么问题吗？她说：班主任这回是放不过我了，她让我写一份检查。爸，我不会写，您教教我怎么写检查。我说我一辈子没写过检查！有本事捅娄子自己憋去。她只好回房间去写检查。她本来语文就不好，老说写作文发愁不知道写什么。我告诉她不要考虑写得好不好，先尽量往长写，想起什么写什么，能写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越长越多越好。然后你再往短压缩，哪个字能不要就不要，哪句话能删掉就删掉。她这样炼了一段时间，语文成绩果然上去了，作文进步更大，下笔千言不成问题。但是写检查毕竟是头一回，所以她写得很吃力，我虽然在看电视，实际是等着赵馨的检查，莲青看完电视剧先自睡。我等到十一点多，赵馨把写好的检查拿给我看。我看过对她说：这个标题要改，把我的检查改成我的认识，我们是团员是学生，写一百份认识也没事。你写检查就是你错了，没错儿你干嘛检查？给你放到档案里怎么办？赵馨赶紧点头答应改。我说最后也得改，我承认自己错了，愿意接受校方的任何处分。开除你也接受吗？哪能这么写？改成我错了，希望学校给我一次改正机会，看我今后的实际行动。改完重新抄一遍，字迹要工整。赵馨回她房间去改，我这才躺下睡觉。

第二天晚上放学，赵馨回家仍旧愁眉不展地说：看来班主任是放不过我了，她说我这不是检查，让我重新写，必须是检查。我长出一口气说：你别管了，我明天去找校长。第二天我骑车子去学校，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开口我听出他是山西省临猗县人，我们还套了套老乡的近乎，然后说起班主任骂人的事。我说：我教育孩子不管有多少不成功，有一点是成功的，那就是我的孩子不撒谎。您的这位班主任，我佩服她的勇气，她在我一个人和三十二位家长面前说的一样，她说：我没骂白洁你臭不要脸。我说的是，白洁，作为一个高中生，为什么给你脸你却不要呢？校长，我是报社的编辑搞文字工作，这种语法修辞叫做宾语前置。一般人在一般场合不用这种措辞，除非是外交或别有用心才这样说话。我的意思您听明白了吗？现在我给您分析一下。我们把主语谓语宾语留下，把定语状语和补语去掉，那么就剩下白洁、脸和不要。白洁是主语，脸是宾语，谓语是不要。您对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说，小红不要脸或者小红脸不要。小孩子都能听出来，这两句都是骂人！我十分肯定地讲，您的这位教师就是骂了人！这是铁的事实！有全体家长作证！但是我作为一个家长，能理解校方和老师的难处。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老师严格要求没有错，所以我没有追究老师骂人，反过来压制孩子写违心的认识，我的目的是让孩子知道世态炎凉，做人不能太任性。孩子已经很委屈了，我没有打孩子。但是，我听说吕娜的爸爸打她三天，她们家住六楼，万一孩子想不通跳楼自杀了，怎么办？到那时事儿就大了！家长会跟你们要人的！是你们逼孩子写检查才逼出人命！所以，我希望您把我的意思转达给班主任，大人不记小人过。她们是未成年人，跟孩子较什么劲？赢了又有什么意思？得放手时须放手，老师是长辈别跟孩子一般见识。请您再次替我向班主任道一次歉，我不去见她了免得尴尬。好吗？校长听我这番话一直点头，最后说：行了，您放心吧，我跟班主任老师去谈。回到家赵馨怯怯地望着我，我说：要不因为爸爸是编辑，跑到学校跟人家翻腾什么主谓宾定状补，这回你真得记大过一次开除团级。你还怎么考大学？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老实点儿，到社会上再捅漏子，我可救不了你！后来我这话果然应验了。

赵馨考上大学让我给她买汽车，说有四个女生开车上学。我说你不比学习比这个，有钱也不给你买！没想到母亲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是不给赵馨买汽车吗？哼，你难不住她，人家放学在洋桥下公交车，花五块钱坐三轮回来。走着回来给你省钱？甭想！你看人家有办法没办法？我茫然地望着母亲，不知道她是怎样想的，更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她教给赵馨这样做的？但是，我觉得她希望女儿跟我作对。老二对我说过：大哥你不知道，因为咱俩知道她那点儿破事儿，她就专门跟咱俩过不去，要不是她瞎掺合，我还不至于离婚呢。老三、老四两口子打架，老太太准向着儿子。要是咱们俩跟媳妇闹别扭，她一定骂咱俩向着儿媳妇。我仔细一想真是那么回事。我和莲青闹别扭跟母亲诉说，不承想不说还好，越说越生气。母亲不容我说完一个劲儿说：那当然啦，就是你不对！那当然啦，就是你错了！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傻了你个得！你妈可不是糊涂老太太，儿子媳妇打架老婆子向着儿子，那就错啦！儿子是亲生的，近的远不了！媳妇儿是人家养大的，远的的近不了！婆婆就得哄着儿媳妇儿！实话告诉你，甭想在我这儿找安慰！看来她不光帮助媳妇压我，甚至女儿叛逆她也积极支持，凡是跟我作对的人就是她的帮手。你小子不是叫我不舒服吗？你一时一事跟我作对一小会儿，我就要你一生一世永远翻不了身！人和人在一起有时用不着语言，完全能感觉得出来。逼我自杀两次也没有死成，母亲咽不了这口气我也能理解。

女儿考上大学，我把她叫到外边对她说想和她妈离婚，女儿说：你要是敢和我妈离婚，我就坚决不认你！我想她还小，不懂得没有爱情婚姻的痛苦，等她长大结婚就理解了。女儿没搞对象没结婚我就离婚，使她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会对她的婚姻产生不利影响，我已然等了十几年，为了孩子我就再等十年吧。

 老家打来电话说大伯病重让我赶快回去。到家一看，不只是大伯病了，大娘也病了，俩人病得都不轻。大姐二姐都来守着，大姐说：你大伯那件大袄还得你改，别人谁也不会。从套间里取出一件棉大衣说：你得把这个栽绒领子拆下来，揍成中式的立领，还得把扣子都拆了，换上几根布带子。我问为什么要换带子，大姐说：咱们这儿有个论道，扣子扣子，棺材一盖盖儿就把儿子孙子扣里边啦，所以不能用扣子得改成带子。我忍不住笑了说：带子还不是一样？到时候儿子孙子都给带走了。大姐说：不一样！带子不系扣，不系扣就带不走。我只好依大姐的吩咐，把棉大衣的领子和带子改好了。二姐对大姐说：咱大姑死的时候，我看见她穿了条裙子，不给咱妈揍一条哇？大姐说：揍一条当然最好了，可是谁会揍呀？我说：我会，其实就是一块布，不用做成桶，捏几个褶砸上两根带子，往腰里一系就得。二姐跳下炕说：那你就一块儿都给揍了吧，我回去找样子去，连你大伯的枕头都揍了，说完跑了。她的婆家很近只有三里地。一会儿工夫她又跑回来了，原来枕头要做成公鸡的样子，她们确实做不上来。我趴在缝纫机上，不大会儿都给做好了。大哥把公鸡枕头装满锯末，我再用广告色画好。大哥高兴地说：多好看哪！我爹真有福哇。我用碎布头给大伯做了一顶瓜皮帽，大哥戴到头上凑到大伯脸跟前问：爹，红魁给你揍了个地主帽子！你稀罕不？大伯点头说：行，我稀罕。全家人都笑了。大姐忍不住说：还是红魁呀，真是心灵手巧！没有他不会的活儿。一高兴大伯和大娘俩人都好了，我就回北京了。

我见大哥很艰难，上有两个八旬老人病病歪歪，下有两个儿子要娶媳妇盖房。大哥和大嫂做米花糖，卖柿饼补贴家用。我花了一千三买了两只比格猎兔犬送回老家，让他们养着，下了小狗我帮他们卖。没想到，大娘病重请来几个师傅打棺材，那只母狗站立起来狂叫一天，第二天一窝小狗流产了，大嫂心疼地说：顶多还差三两天，连毛色和公母都看出来了。我真奇怪，为什么不把狗牵到屋里呢？四条腿的动物我只听说难产，没听说过流产。如果顺产的话，五只小狗卖了本钱就回来了。后来他们嫌麻烦，三百块钱把一对狗处理了。我从西双版纳回来对二侄子说：听说那里的橡胶树二十块钱一棵，我买一万颗。那里房价两千三一米，我买一套两居室。然后你们两口子过去，玉华在学校教书，还能看管俩孩子。你把你哥的大儿子带上，让你哥嫂照顾老人和自留地，你们俩在街上做个小买卖，一个礼拜骑摩托上山照看一下胶林。咱们也请人代管，卖胶的收入你跟人家三七开，你拿七成；然后我跟你倒三七开，你还拿七成。一棵树一天割一斤胶，收购价是两块四，一万棵能割五千公斤，一天收入两万三。用不了几年你们就打下基础了。他们两口子研究的结果是：不去。结果到年底，房价涨到三千一米，橡胶收购价涨到了三十一块！我家离大红门服装市场和鞋城很近，看到那么多人进货，我对他俩说：你们到县里服装市场去看看，你们做服装生意条件多好！下午到北京进货，晚上宿到我家里，第二天早晨回去。那么多人都卖服装，肯定能赚钱。他俩去县城看了一圈回来对我说：不行，大叔，市场没人卖不了。我说：正因为现在没人，你们才能挤得进去。等市场火了，你们还租不到摊位呢。他们连连摇头摆手。下一年我回老家上坟，他们又对我说：大叔，卖服装的都发财啦！我去南阳玩买了一些翡翠，二十五块钱的买了十块，五十块钱的买了两块，九百块钱的满绿尼勒佛买了两块。我把那些价格低的拿回老家，让他们夫妻去县城卖。晚上他俩回来，玉华生气地说：大叔你说多气人哪！一个老娘们给出了八百，二子还是不卖。我一个劲踢他屁股，二子就是不卖。二十五块钱上的货，你卖八百还不行？还想赚多少哇？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无语。莲青拿出一块卖了六百，本钱全回来了。但是，那两个五十块钱的大尼勒佛，他们哥儿俩留下了。扶不起来的阿斗我没见过，这样的侄子我跟他们着不了急。

 动迁大会已经开了，户口也冻结了。原本老四的户口迁到宣武门小六条，他以为那边动迁早，没想到南横街反倒先拆迁。任何人都不得不佩服我妈这个老太太，她居然把老四的户口弄到了南横街。母亲心气儿很大，因为开小铺她的条件很苛刻：一是要一层，二是要临街，三是要三居室。可是按拆迁条例，父母只能分一套两居室，我们也是两居室。老四一个人的户口，只能是一居室。母亲想把我们的两居室给老四，把老四的一居室给我们。莲青回家对我说：红魁，你妈是什么意思呀？怎么跟我说两回，一定给咱们一套一居室，她要干嘛呀？我说那还用问，掉包呗。莲青一听就急了：你怎么这么窝囊？她凭什么这么干？她要是偏心眼儿，把她那套两居室给老四我没意见。哦，舍不得自己的，拿着我们的房子送人情，她倒不傻！你去不去找她说理？你不去我去！这事情确实说不过去，换上谁也不会同意。一直以来我总想当维持会长，好多时候没人支持，这里也包括莲青。我去武汉出差，那年头儿时兴连衣裙，我在汉正街转了一天，选了五块料子。我想莲青喜欢拔尖儿，让她做两身。给三个弟妹一人一块自己去做。我拿出料子时莲青非常高兴，但是我说出想法时她却说：那你就甭管了。事后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莲青自己做了两件连衣裙，那三块料子她竟然拿到单位加价卖给同事了！我生气地问她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她理直气壮地说：给她们还不是白给！我卖还加了钱呢！挣钱有什么不对？把我闹了个瞠目结舌。我操心，我受累，我花钱，给她一个现成的好人，她都不愿意当！

我知道莲青跟我不一样，她对谁都不动真情，所以谁要是对不住她也不伤心。我则不然，我对谁都是一副热心肠，只要开口就是瞧得起我，我就努力去办。事后假如人家对不起我，我会伤心生气。我知道这样不好，也想学做她那样的人，但是我无论如何做不来。比如大学同学郑长权的女儿郑瑞芳考上中央财经学院，大学毕业读了研究生，而且考进留京指标，想找一个单位假接收。孙莲青在劳动局跟企业认识人，找到一个单位要一万块钱，当时北京的行情是四万到七万。莲青问我：咱们跟郑长权要多少？我惊讶地望着她大声问：什么？给我的同学办点儿事，你居然还想挣钱？莲青小心翼翼地说：这不是跟你商量吗？我说：商量什么？想都甭想！人家要一万就是一万，多一分也不许要！幸好郑长权有良心，每次来京看女儿都要看我。我一直认为，有的事可以想，可以说，也可以做。有的事可以想，可以说，但不能做。有的事可以想，但不能说，更不能做。还有的事，连想都不能想！我们俩根本不是一样的人。虹桥卖红珊瑚的陈佩素和潘家园卖翡翠的李青，悄悄对我说过：大哥，她跟你不是一样的人！我们每次买东西她没死没活地砍价，时间长了我会说：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做买卖也不容易，总不能赔钱卖给你吧。莲青气愤地说：去！一边儿去！她对邻居和同学说：你说还有他这样的人？我这儿跟人家砍价，他反倒给人家帮腔！多可恨哪！我去南阳买的两个翡翠弥勒佛，九百一个，原是给老婆和女儿买的。没想到她戴着去上班，把另一个卖了，居然买了一千八！我问卖给谁了？她说是淑芳。我惊讶地望着她，半晌说不出话来！淑芳是她在劳动局唯一要好的铁姐妹儿，她竟然能做出这种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