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主任童薀沛是第一批被批斗的“学术权威”。至今我清楚记得： 那个炎热的夏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麻纱短袖衬衫。红卫兵把墨水从他的头顶上倒下去。顿时，他身上黑白分明。流淌的墨汁象几条蚯蚓从他的脸上，眼睛上往下流窜-----

但是，童薀沛老师满有尊严地站在那里，任人凌辱。“尊严”在凌辱中彰显出来的时候，真是越发显出他的“尊贵”啊。

红卫兵从此肆无忌惮地辱人烧书。

尽管那个年头，所有的书籍，都被定罪为“毒草”。但是，读书是我的本能，书是我的食粮。我的水。不看书，我就活不下去。

我每每在红卫兵烧书之后，跑到灰堆边，左看右看，直到没有人注意我，我就从冒着黑烟的灰烬里去抢救残页，然后藏在书包里，跑回家，避开家人，把一页一页的残文拼凑起来，吃力地看那被烧毁的文章--被烧毁的部分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去构思各种画面“补白”。以后，当我写文章时，就习惯于造些断章残句，文章留白--让读者去发挥想象力共同完成这篇文章。

记得有篇小品文译自苏联的刊物叫“勇猛的少校”，尽管是一篇烟熏火燎过得文章，但是她无比美好。她一直伴随着我度过荒寂的青少年时代。

后来下乡了，有一次在兵团宣传部召开的一个什么会议的招待所认识了一位朋友徐乃建-虽然她才“初一”就遭遇“文革”，但是她的文学素养和鉴赏力非常深厚，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她爸是南师的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训钴学专家。

文革中的一个政策，为了批判“封，资，修”，有些特别恩准的人，可以借书。她就用她爸的图书证去南师图书馆借书，每次回南京，她都会带一批名著回来，让我们悄悄地在地下流传，限时还给她。她借的书都是属于世界名著，尤其是十九世纪的那些俄国，法国，英国的文学名著。

这些“世界名著”一下子就把我从“阶级斗争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毒化中救了出来，也由于国情的诡谲，黑暗，怪诞---我们就靠着这些“世界名著”来矫正我们的感觉，思想----将我们的感觉，思想提升到与我们的当年的年龄，经验不相称的高度。

后来我回城了。被分配到一个小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有个装订旧书的车间。别人抢着要到印刷车间去学技术。我却要求领导把我分到这个“刷胶水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很多是聋哑人也有盲人，肢体残缺的人。然后，就是我们这些“黑五类”; 家里是“学术权威的”；是是“地，富，反，坏，右”的；是“走资派”的--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破旧的精装旧书的车间真是我年轻时的乐园啊，那些单纯，善良的社会底层人，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黑五类”在那五年间给我留下多少温馨的纪念。

                            2

这个车间做的工作就是把图书馆的藏书拿来修裱。

第一天被车间主任带到这个车间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一伙聋哑人冲着我打手势，挤眉弄眼地围住我，十分友好地为我端茶倒水。

我看到一张一张长条桌上摞着一排一排的“旧书”，整个车间到处是书。都堆堆的高高的。象一幢幢楼宇，我的心乐得快要跳出胸口了。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啊。竟然在这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从此我置身于文山书海之中。我也不知道怎么还会有没被毁掉，烧光的图书馆和书籍。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一个围裙，坐在条桌的桌口，刷胶水。我的师傅是一个从山东乡下来的随军家属。我一边哼歌一遍飞快地在为书脊背刷胶水之前。翻开书，看书名，看书的作者看简介--看到忘情，师傅就大着嗓门笑我： 你这是刷胶水还是吃书啊！当心别把胶水唰到嘴上去，把嘴给胶上，吃不了饭啦。

后来我想这不行，光看着书名，却看不成书。那些书名把我弄得心急火燎的，欲罢不行。于是，下班后，我就不走了。留在那里看书。可是那些书因为是流水作业，从我手上流过，就编号流走了。我只能轮到那本看那本，功夫练到---到手一本书就可以准确地翻到最值得看得那一段。

在那个书荒的年代，不要说好书，连张纸片对我都是个宝。我还真的连个纸片都不放过。我最重视的，除了文学名著，就是保密的台湾书刊。那些关于国共两党内战-关于蒋介石与他的旧部退台后的检讨，回忆录---每天看到晚上八九点才走。

后来，我发现车间里有两个师傅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常常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晚间的车间。说是要加班。那个女师傅打扮的漂漂亮亮，身上散发着劣质雪花膏的味道。浑身春意盎然。随着切纸机的声音，两人在那里打情骂俏，满嘴晕话黄话，在昏暗的车间里抛来抛去---

他们影响我看书，我也影响了他们偷情。我只好抱本书跑到车间后面一个小夹间里。

那个小夹间要侧身才能挤进去，里面堆着一些杂物，尽头有张布满灰尘的桌子。我就在那里借着从车间透过来的微光看书。那种看书的速度，只能说是生吞活剥。随时准备着被抓走似的。小夹间鬼影憧憧，十分昏暗吓人，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晚上，又冷又饿。要不是那两个“宝贝”从前面传过来的打情骂俏声，我还不敢待在那里。可是·他们俩人也不可能每天来。

后来我就开始“偷书”回家看。我从每天从我手上流过得书中，悄悄留下事先选好的书，记住编号，下班前偷偷装进书包里。这件事，通常是在周末做最好。这样我可以赢得一个周六的晚上，一个周日的白天和晚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在周一带回车间放回原处。

这真是我在患难年代的艳遇啊！

可是有一天，我把日子给算错了，没有按算好的时间放回原处。那天小组长要出货，在数书。数来数去，少了一本。她大声地在全车间叫，问是谁拿了一本书。

                              4

车间乱哄哄的。开始我也没注意，小组长在说什么。直到她走到我面前。问我：小吴，你有没有看到一本书：《红与黑》？乍然被她一问，我的脸“唰"地红了。别提多狼狈了。

我的师傅当然看出来啦。她马上为我打圆场。我的师傅姓田是山东人。我的小组长姓彭是四川人。

田师傅用她的山东大嗓门故意转移话题，笑骂小组长，小组长彭师傅是个小矮个子，被我师傅取笑，也不生气。却反唇相叽，大声地与我的师傅笑骂，一个用山东脏话骂，一个用四川脏话回骂，谁也听不懂谁的。一直骂到下班。惹得大家笑翻。                        

下班后，小组长彭师傅把我叫到一边，一脸歉意地安慰我，我没吓着你吧？哎你怎么不早对说呀？你喜欢看书啊？ 以后啊，我特准你带书回家看。不过别忘了时间就好了。

有趣的是。自这次“偷书事件”之后不久，老车间主任张师傅，新车间主任潘师傅和那位四川小组长彭师傅一本正经地来找我谈话。

她们通知我：经过车间干部讨论，一致同意提拔我当车间统计员。协助车间主任工作。车间主任潘师傅是位从苏北农村来的随军家属，党员，但不识字。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车间的“二老板”。帮助车间主任管理二百来号人。

我是个一向主张“无为而治”的“甩手掌柜”。我的策略是，给各小组长“放权”，又从来不在车间主任面前“逞能”，不让车间主任觉得自己是个“文盲”而自卑。

自然，“不识字”的潘师傅，在一个精装旧书车间当一个车间主任本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不要说是“文盲”，就是有文化也不见得能当好，“旧书”还得了！多少专业知识在其中啊！

我们车间有一个“择帽老右派”，他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树叶掉下都怕打到头，但是，他又生怕领导上不用他，自然老右派有一肚子墨水。我就委托这位老右派专门解决车间主任的“不识字”的问题。

另外再重用两个---虽然是黑五类，但是一肚子学问的--下放老师，让他们坐在“总校对”的"把关"位置上。（奖金会比别人多几块）

这样各就其位。如果有什么“政治问题”就归到我头上好啦。当然啦，潘主任虽然是“文盲”，但她是车间党支部书记。我如此善待她，她对我也很好。

从此我就不用整天坐在哪里刷胶，可以整天在车间逛来逛去。还可以跑到厂部其他车间去。算奖金时，尽量帮助每一个人-多拿那怕一分钱。尤其关心那些盲人，聋哑人，残疾人。大家都很喜欢我。

从此，我也不用晚上坐冷板凳，又冻又饿地偷看书了。可以把书带回家看了--我

                             5

不就最在乎这个吗？

回想起来，岂不是上帝很奇妙地安排吗？ 在美国物质主义堵塞人心的环境里，那个小破车间更值得我回味无穷。那真是我的乐园啊，那车间的人们--车间主任也好，小组长也好，残疾人啊，聋哑人啊，落难的公子小姐啊，岂不都是我的天使吗。

啊啊，我在扭曲时代的正面启蒙就是在那个夹缝里完成的。

在偷书看的五年里，一个最大的好奇和收获就是：有一个“上帝” ！许多书籍里都有对祂的敬畏。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个极为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年代，这个发现为我带来莫大的盼望。对“上帝”懵懵懂懂的追求，也是受到这些世界名著的启发。

因为我的信仰之旅是从文学形象中的一个一个活泼的“人物”体现出来的。所以信仰对我一定是“活”的，是与我们的生活，喜乐哀働息息相关的。

也因为我是从一个全民被欺骗--尤其是青少年被集体欺骗的时代走出来的。所以当我真正开始追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有一个特征：就是怀疑，坦率地讲，我虽然认真追求，但是却不是从"顺服"开始,而是一直怀疑，一直怀疑，一直质疑---

这样与上帝建立起“不打不成交”的关系。

与许多求实惠的信徒相比，我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我想要的许多许多-----不是我不想要，而是上帝没有允许。

我的信仰之旅--是由一连串的失败连缀起来的。 但是，我却就是这样与上帝建立了深相契合的关系---这真是十字架的奥秘。

“主耶稣基督”这位“真理”-不是教条，不是道理，不是道德，不是意识形态，祂高于道德，高于道理，高于教義，最要不得的是把基督教意识形态化却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

我发现许多基督徒把“上帝”当菩萨来拜。求子孙多福，求禄卡，求考上托福.求---

在人生道路上为工作，为事工，为许多许多事而祈求时，往往陷入“对与错”“好与坏”这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笔者也常常不能幸免。

若是这样，往往会非常困惑：啊，我祈祷很久很久，教会为我祈祷许久---终于得到一个好工作，薪金超过我所想所求的， 工作环境也很理想，老板对我也很好-----感谢神，啊感谢神------可是才做了两年，金融崩溃来了，祈求者刚刚在教会做了感谢神的“见证”却转眼成为第一批被裁员的“倒霉蛋”---于是困惑来了：应该不会错的呀，上帝，我不是祷告了吗？也有经文印证啊，为什么我却成为第一批被解雇的呢？ 你岂是不信实的吗？ 你岂是说谎的吗？你岂是不爱我吗？

                               6

早知道，我连非信徒都不如，我混得还不如非信徒，那我何必到你面前来祈求呢?  这样，我怎么宣扬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呢？

-----

信仰之旅是一个追求者经历真理之旅。无论被放在什么地位，什么处境，什么时段---都可以在“真理”这条“铁轨”上运行，或是转弯，或是暂停，或是倒车，或是长程或是短程；或是上车，或是下车-----

信仰之旅是一个追求者不断突破自己的心灵疆界，不断否定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尤其是“否定自己”是否被十字架穿透，是否“得道”--端在于对自我的否定。

我们追求的这个“真理”是要付代价的，什么代价？ 一点一点地以另一个更高的生命形态取代低层次（就是“人造的真理”内化为人生信条的那套东西）的生命形态。就是一次一次挤血割肉，一次一次换血换肉。不断地改变价值观，行出新的价值观的生命历程。用一句现代语来说，就是换“基因”

民主运动在中国进行了若干年。如此艰难，步旅维艰，甚至在走回头路。若不把共产主义运动栽种在体内的基因换掉。岂不是猫咬尾巴吗？        

 有一个主日，在领圣餐时，牧师问：我们为什么要领圣餐？ 领圣餐的意义是什么？

那天我有感触，不禁举手回应： 每次领圣餐，让我回到主耶稣受难的情景中去与祂同在。----这是我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牧师说：“不对，我们领圣餐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

这位牧师不能代替我领受圣餐时的感受和真切。

每当我在信仰上迷惑，我想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孤独；

每当我在信仰之旅上实在走不动了，我想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流汗如血；

每当我对上帝一肚子意见甚至抱怨，我想到主耶稣在被人们羞辱，鞭打---；

每当我失败到无以复加甚至想：算了，一切都是虚无，我就想到祂说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每当我受到羞辱，冤屈不得不打掉牙齿和血吞时，想到祂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一句话：父啊，饶恕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天哪！如果我们领圣餐时不纪念主的受难，我们的“复活”会是真的吗？我们这些个败家子德行的“人”啊！

听了无数的“道”，参加过无数的基督教的特会，活动。我又回到年少时的被启蒙的信仰引路人那里---

吸引我追求信仰的是梵高---早年他为了向那些旷工传福音。与那些绝望的，受着饥饿和挫折的折磨摧残的旷工们滚在一起，用他微薄的薪水，分给每一个家庭，除了咖啡没有了任何食物 ，自己混得象个乞丐一样以草堆为家，为死难旷工举行丧礼。-却因此被委任他做传教士的高级人士而解雇了。他们觉得梵高真丢脸，失去神职人员的体面。

正是这位不合格的传教士，引起我对他所传讲的上帝的好奇心。

吸引我的是晚年的托尔斯泰---实践他对信仰的承诺：变卖家产周济穷人，高龄离家出走。

一生被罪恶感折磨，一生严酷拷问自己灵魂的妥思陀耶夫斯基。

电影《纳尼亚》中，吸引我的反而不是那几位经过征战而终于得皇冠和王位的少年人，而是哪位帮助孩子们打败女巫，最后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的那头狮子“纳里亚”。

希腊神话里的海伦娜说：“一切事情的始末都安排的恰到好处。”从每个信徒，整个世界的从始到终的计划来看----我以为这句话是神旨的真义。

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

你的爱长阔高升，你的智慧深不可测，你的脚踪何其佳美-有谁做过你的谋士呢？

------

我们从“恐怖年代”穿身而过，我们从几乎使每一个人都狂欢癫疯的“假神舞会”穿身而过，

我们作为“恐怖人神”“恐怖统治”年代的“异议者”曾经被趋炎附势者们用“眼光”杀过一千次，杀过一万次---如此自然练就一双“金睛火眼”。

因此我的“信仰”是我个人与我的神之间的密码。

如今在中国，基督教信仰正在方兴未艾的时候，象我这类“独行侠”的存在自有其意义。

君不见，有种我称之为“人神”的领袖，利用他们的势力，影响力，财力，能力建立宗教势力(自己的王国)。当这种宗教势力盘根错节的时候，灾祸就来了。

警惕啊，他们比神还“神”呐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5/25/2013

                                   8

吴倩  

中国作家。著有小说，话剧，诗歌，散文，论文，随笔等文学作品。

吴倩女士早期投身大陆民主墙地下文学社与期刊活动。为中国南京

地下文学社《人间》社与地下教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