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上海灘，大名鼎鼎的京劇名角周信芳與上海上流社會的千金小姐襲麗琳，從私訂終身，到生死相隨，成就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愛情傳奇。襲麗琳用她的智慧與強幹，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劇大師的地位；後來她把家裡的5個孩子一個個“趕”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見，卻讓他們成功地避開了那場災難。

作為周信芳最小的女兒，13歲時周采茨就開始了一個人闖蕩世界的生活，諸多苦楚與辛酸，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基因讓她從不輕易屈服。後來成為香港資深電視製作人的周采茨現在定居上海，熱心於慈善事業。“我們和父母都被傷害過，但我們不做受害者，這也許就是家訓吧！”周采茨說。

周信芳小女兒周采茨

01

最後的告別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總想起媽媽當時最愛念叨的一句話：“遲早有個大的擱頭。”這是上海話，也就是遲早有個過不了的坎的意思。媽媽總覺得會一個大風波來，把我們全淹掉。我後來想，媽媽真的很怪，她怎麼就有那麼敏感的直覺呢？

1959年再普通不過的一天，媽媽通知我：一周后我將踏上到香港的火車。那一周，媽媽開始考驗我的禮儀規矩，比如怎麼使用刀叉，怎麼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樣，爸爸也是在我出發前才知道這個消息的：媽媽把我領到他的書房，說：“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聽了，也沒什麼特別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頭叮囑一句：“乖一點，要好好讀書。”

我想媽媽那時已經從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時我們家的生活條件可以說非常優裕：家裡兩輛車子，一輛是專門給我大哥開的，另一輛由專門的司機開，我上學時有一段時間還用這個車送我，被同學貼了大字報之後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條件，在上海也是數得着的，媽媽總是擔心有一天被斗上門來，後來的事情也證明，她的擔心沒有錯。

離開家那一天，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覺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樣，遲早要出去讀書的。媽媽派了家裡一個秘書陪我坐火車從上海到了廣州，再轉車到深圳。從深圳出關到香港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把媽媽給我頭頂上掛着的一大堆珠寶全部扣了下來，轉寄回上海，而只允許帶3元港幣進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對已經呼嘯而至的一場政治大風暴毫無預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媽媽。之前我並沒有提前通知他們，我坐着三輪車到了家門口，按了門鈴。開門的驚訝地大叫一聲：“四小姐，你回來了！”當時媽媽正在樓上睡覺，聽到這話嚇了一大跳，趕緊下來看我。媽媽把我安頓在他們的房間，在他們的床腳邊弄了張帆布床，這也是我一生中最溫暖的回憶。而時隔7年再見到父親，他還是那個樣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語。

可是這一次回家，感覺媽媽有點“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樓，不讓我出門。可是有一天，我媽媽先拆看了我來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給我，我生氣了，在我的一再追問下，媽媽說，她是怕沒有經驗的我，在外面受騙上當，被別人利用當了特務。有一種直覺告訴我，這裡的氣氛已經變得令人不安。

3個星期後，上海京劇院的黨委書記找上門來，勸我馬上離開上海。她可能覺得我是從香港回來的，運動來了，多一個人比較麻煩。於是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在大暴雨來臨之前慌忙飛走。

這一次告別，他們依然沒有遠送，只是在房門口和我道了別。爸爸還是沉默不語。我心中已充滿了不祥的感覺。幾天前，媽媽把家裡好多東西都燒掉了。那時已是6月份了，天氣很熱，但媽媽還是點起火爐，我們倆整整燒了一晚上。媽媽又跟我說，她怕火葬，要我們給她買木頭棺材。她又怕家裡的錢將來全沒收了，所以要我們存好這一筆錢，到時給她買好一點的木頭——沒想到，這一次，真的是最後的告別。

周信芳懷抱兒時的周采茨

02

短暫的安寧

爸爸經常說，媽媽就像個老貓一樣，把小貓一個個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裡第一個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國讀大學；之後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華。到上世紀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經熱鬧又幸福的一個大家庭其實永遠成了過去。

對爸爸來說，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時光。新中國成立後，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1955年起，又擔任上海京劇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前他雖有事業，但唱戲的是沒地位的。他有事業有地位有權力後，也有揚眉吐氣之感。

其實，爸爸很早就與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地下組織多有往來，他與田漢、歐陽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並不僅是一個京劇演員，他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編和導都非常出色，對很多社會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視為文藝界進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黨組織派熊佛西跟爸爸聯繫，他們兩人一起去做梅蘭芳等人的工作，要他們留在大陸，爸爸本人則堅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還有一個非常樸素的理由：作為一名京劇演員，觀眾在這邊，他就要留在這裡。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這幾乎也是整個文藝界的最高榮譽。

爸爸是發自內心地擁護共產黨的新政權。1953年冬，他任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副總團長，1956年，率上海京劇院訪蘇演出團赴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樂乎，但他整個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悅的。

對年幼的我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寫入黨申請報告那段時間。這對他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他很真誠地要向組織交代他的過去，為了鄭重起見，還請了專門助理來寫。我們家樓下的客廳，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廳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兩個人一起寫了很久。我媽媽唯一關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沒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給媽媽看，想起來也蠻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時不怎麼愛說話。在屋後汽車間上面，有個很大的房間，是爸爸的書房，如果家裡來客人，他就帶到書房，在裡面舞文弄墨，談論戲藝，我印象中還見過巴金和田漢。爸爸只讀過兩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識都是靠讀劇本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我記得小時候我還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別難的字他都認得，這也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摳”出來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盡辦法做得比別人難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長。其實我爸爸後來的聲音有一些沙啞，但是他卻把這個缺點，變成自己的特點。在我看來，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點。

所以在當時的社會裡，爸爸能紅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實根本就紅不了的。爸爸有時顯得比較木訥，他本人並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從不收紅包——那個年代，這樣的演員極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時候看上他的貴婦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剛鑽戒指丟到台上，但是爸爸想盡一切辦法躲得遠遠的。這種東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會很難堪，爸爸就把它們全捐掉。這也是我媽媽很敬重爸爸為人的原因。

周末，我會去看爸爸演戲。新中國成立後，爸爸唱過的很多傳統的京戲，比如《斬經堂》、《徽欽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時流行的是有很強政治意義的《十五貫》，全國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還有一部是《義責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責那個負心漢狀元王魁，這部戲可能比較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後來常演的戲之一。

一般人都喜歡看花旦青衣，但我從小就喜歡看老生，喜歡大嗓子的戲。對麒派這些演員，上海人從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們，爸爸的戲也很普及，那時候拉黃包車的人都會唱。對麒派的熱愛一直持續到50年代都沒有停過，那時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還是場場爆滿。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觀眾，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觀眾，大家坐在一起看戲。大約我10歲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風亭》，雖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為入戲太深，我在台下嗚嗚大哭起來，哭得台上的師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後還是我自覺地走了出去。

周信芳夫妻

03

傳奇之戀

平時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爾喜歡開個玩笑，他說，曾經幻想娶個外國女人，做個官，結果是娶了半個外國女人，做了半個官。

我對媽媽記憶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當媽媽牽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時候，還是會經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國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個晚會，很多見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語和典雅的舉止所傾倒。超級大明星加利·格蘭特當時也在，他第二天專門打電話來，邀請媽媽去參加他主演的新電影的首映式。

爸爸與媽媽的戀情，當年曾轟動一時，後來還有人以此為藍本拍了電視劇。是的，他們的愛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來，依然是個傳奇。

我的媽媽裘麗琳生於一個大戶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紹興人，後來在上海專門與洋人做茶葉生意。媽媽8歲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據說當時他的墓地建得特別大，長500米、寬60米，墓前還有兩個專供人祭拜的區域，不過後來被毀掉了。我從小就聽媽媽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對此一直將信將疑。幾年前我到紹興，問起一位60多歲的老人，他說：我小時候也見過裘仰山的墳，有1里多長。

我的外婆瑪麗·羅絲，是一個蘇格蘭裔海關官員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後生下的混血兒。外婆雖然有一半的蘇格蘭血統，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記憶里，裹着小腳、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個中國老人的形象。

蘇格蘭太外公死了之後，外婆繼承了一筆不小的遺產。因為她從小自己有錢，而不是靠夫家來的錢，用今天的話來講，我覺得我的外婆是一個很闊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結婚後，夫家的錢她用在兒子身上，她自己從娘家繼承的錢她全用在兩個女兒身上，我姨媽家的表姐後來到牛津去讀大學，都是用外婆給的錢。

媽媽是裘家的第三個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兒，非常受寵。小時候在鄉下，除了一個洋娃娃是她從外面自己帶回來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麼，就叫木匠給她做什麼樣的。她甚至還設計圖紙，讓木匠給她做了個小馬桶。媽媽後來到教會學校住讀。

長大後，媽媽被外婆送到上海一個天主教的寄宿學校讀書。學校中的課程以英文為主，中文和法文不過是作為第二和第三語言。在教會學校讀書也要學會很多規矩，媽媽的自理能力很強，也很有主見，在學校里有時候跟嬤嬤、修女吵架，她也都會占上風。

用古今的眼光看，媽媽都是當時上海社交圈裡名副其實的名流，後來也有人說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時髦，燙着最流行的髮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劍飛參加城裡有錢人和外國大班舉辦的聚會，出入各種社會場所。不過，那時的社交跟現在不一樣，出門的時候不可能是自己一個人出去，而是有兩個丫頭隨時跟在身邊的。

媽媽是在看爸爸的戲時，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歲，從這第一眼起，她的心裡從此便只有這一個男人的影子。媽媽煞費苦心地在學校里搞了一個慈善籌款會，用這種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請了過來。那時候，文藝界人是不被邀請到這種地方的。媽媽愛得很執著。

他們的阻力當然非常大。從社會地位上講，媽媽是屬於“上流社會”的；儘管“麒麟童”名聲再大，但他終究不過是一個“戲子”，媽媽的地位遠遠高於爸爸的。而且那時爸爸還有一位原配妻子，為了避人耳目，他們有時候會選擇在墳場約會。

但是他們的戀愛最終還是被小報記者發現了。外婆非常生氣，她一方面把最寵愛的小女兒軟禁在家。一方面馬上張羅給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個大戶人家，還收了人家的聘禮。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媽媽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門，她坐上黃包車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當天晚上，爸爸帶着媽媽逃到了蘇州。後來的很多事情我都是聽姨媽的女兒告訴我的，她說你媽媽真厲害，跑出家那天一個包裹兩個丫頭，私奔還帶着丫頭。

裘家發現“三小姐”不見了，有說法是我的舅舅裘劍飛馬上拿了一支手槍帶人四處尋找。他後來在火車站偶然聽說周信芳帶人去了蘇州，他又帶着人馬連夜趕往蘇州。據說當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蘇州城各大旅館，但一無所獲。原來爸爸把媽媽藏在一個僻靜乾淨的小客棧，登記時用的是假名。然後爸爸當夜又趕回上海，因為第二天還有他的戲——我後來經常想，我爸有些時候真的很“木”，可在關鍵時刻又很機靈。

裘家勃然大怒，他們登報公開聲明和裘麗琳脫離關係。媽媽給外婆寫了好幾封請求寬恕的信，但毫無回音。另一方面，裘劍飛又四處揚言絕不放過周信芳。媽媽只好用另一種方式尋求保護，幾天后，上海的好幾家大報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師的啟事：本律師受聘於裘麗琳小姐擔任其法律顧問，本律師的當事人已經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權利，任何人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權益，否則本律師將依法提起訴訟。這樣事情才慢慢平息下來。

外婆後來還是原諒了我媽媽。我記得我6歲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們家裡。那時候很流行租公寓，媽媽就在現在的衡山賓館租了兩套打通的公寓。媽媽跟爸爸住一個主臥，我跟外婆住另一套連衛生間的主臥。房間裡有一台收音機，她要聽說書，我要聽兒童故事，我們兩個就為了這台收音機吵架。

04

相依相伴

我後來聽表姐說，其實在蘇州躲了兩個星期後，媽媽就回來了，他們在上海租了弄堂房子住了下來。

上海灘上魚龍混雜，唱戲的人地位低，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本是大戶小姐的媽媽從此跟着爸爸過上這種生活。媽媽經常跟着爸爸到戲院，她很快就對戲班子的財務制度產生質疑。爸爸雖然很紅，唱戲場場滿座，可是他自己卻拿不到幾個錢。因為那時候是包銀制度，也就是說，戲院給你一筆錢，需要錢的時候，就去戲院支錢。那時候奶奶喜歡賭錢，她經常去戲劇支錢。爸爸又很孝順，錢被我奶奶支走了，沒錢怎麼辦？他就當東西，爸爸還有一個班底，揭不開鍋了，跟我爸一說，爸爸回答：錢我沒有，這個行頭箱子裡，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其他的你隨便拿一套去當好了，當票拿來。所以媽媽後來跟我說：“我跟你爸的時候，他袋袋裡什麼都沒有，就是當票。”所以媽媽要慢慢地把他的當票全部贖回來。

媽媽找到戲院老闆，跟他們“談判”，要求從票房裡提成，要分紅——媽媽後來跟我說，“和戲院三七分賬，就是我發明的”。媽媽還直接告訴對方，錢的事情以後我裘麗琳管，你有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我。

其實媽媽的這股衝勁當初也惹惱了不少老闆。媽媽後來學得聰明了，私下裡跟方方面面的“老大”磕頭賠罪，等麻煩都了結了以後才把這事告訴爸爸。而爸爸還真的領到了劇院的分紅——不再是紙票，而是金條。後來，他們還租下了自己的劇院，爸爸是主演兼經理，媽媽負責財務。媽媽，這位大小姐，後來變成了特別精明的一個女人。外界喊她“鐵算盤”。

現在想起來，我仍為媽媽那份愛的執著而感動。一直等到了我的三姐周采芹出生以後，他們的婚姻才被世俗承認。他們的婚禮在上海最著名的一個飯店裡舉行。媽媽終於披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婚紗。為了配合媽媽，爸爸在婚禮那天也穿了一件燕尾服。媽媽後來說：“我那天早上在婚禮上走出來的時候，四下里尋找你父親卻不見他的身影。原來他混在客人們中間像個沒事人一樣在嗑瓜子！”

周信芳先生和二女兒周采薀女士

在外人想象中，爸爸當時的名氣已經那麼大了，很多事情肯定是他出面搞定。但恰恰相反，這些事情爸爸一點都應付不來，他的性格是寧肯餓死都不會開口的。所以更多的時候，是媽媽扮演了“保護神”的角色。媽媽曾隨身帶着一支槍，陪爸爸時常在外埠跑碼頭唱戲。媽媽後來告訴我：“儘管我現在記不住怎麼使這支槍，可是我覺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麼危險，那些動作我都會在一瞬間記起來的，也會毫不遲疑地對準那些衝過來的人開槍。”

上海淪陷後，當時汪偽的特務機關“76號”找爸爸去演出。爸爸歷來就不喜歡唱堂會，他覺得你要看戲，就到戲院裡來看。把演員叫到家裡來演，在他眼裡是對演員的污辱。給漢奸演堂會，那就更不可能了。爸爸找了藉口推辭未去。有一天，吳四寶開了輛車到家裡請爸爸去吃飯，之後別有用意地請爸爸去參觀他們的行刑室，這也是外界聞之膽寒的地方。回到家後，媽媽立即把爸爸送到一個外國朋友家裡，然後她去找吳四寶的太太佘愛珍，送了她很多珠寶首飾，包括爸爸給她的一個很名貴的首飾，最後終於過了這一劫。

爸爸和媽媽共同生活了45年，這45年裡，爸爸一直是媽媽生活的全部重心。爸爸有一個生活習慣：只吃肉不吃菜。一個領導近年告訴我，三年自然災害時，他和我爸爸一起在北京參加全國人大的會議，在一個桌上吃飯。各代表吃的都是素的為主。服務員單獨給我爸拿出一個小砂鍋的蹄髈，他說：各位不客氣了，我吃飯了。那時已是非常困難時期，在家，媽媽還能想辦法為爸爸每天準備個蹄髈。為了讓他多補充些營養，媽媽也費了一番心思。那時候衛生條件不好，媽媽每天拿火酒洗過所有的東西，然後親手給爸爸榨西瓜汁喝。

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常香玉，程硯秋等合影

05

各自飄零

從某種意義上講，從13歲起，我就是“孤兒”了，從此沒有爸爸、媽媽的庇護，一個人闖蕩，面對外面世界的風風雨雨。也感謝媽媽，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後時刻保護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從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後又一路陰差陽錯地逃到了羅馬。羅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計問題怎麼辦呢？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黃頁。打開一看，上面有4家中國餐廳，第一個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國餐廳。餐廳恰好需要個會說英文的服務員，就這樣，我在餐廳當上了服務生。

大約過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點了，趁客人來之前，我和另外一個意大利服務生在餐廳吃工作飯。這時身後有人用英文問：“Winnie在嗎？”我扭過頭看了一眼問話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會來，白天不在這兒。”他說：“噢，那我晚上來吧。”

我心裡突然一動，說：“等一下！”我問他：“你叫Michael嗎？”他奇怪地說：“是啊！”我又問：“你是MichaelChow？嗎”他說：“對啊。”我說：“你知道我是誰嗎？”他滿臉疑惑地說：“不知道。”我說：“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驚：“啊，No，No！”他當然認不出我來了，他離家的時候只有13歲，我才6歲，他怎麼會知道我14年後的樣子呢？我能一眼認出小哥哥來，是因為之前他在香港拍過一個打乒乓球的飲料廣告。如果我沒有看過那個廣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長大後的樣子，我們走在街上，也許擦肩而過也認不出來。

我和小哥哥就這樣戲劇性地相遇了。當時小哥哥正在羅馬度假，之後連續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裡，不停地講。那時候小哥哥也好久沒有同爸爸、媽媽聯繫了。他剛離家的時候，會在給爸爸、媽媽的信中約好時間，打國際長途回來。那時，在國內很難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錢又不多，所以信息越來越少。關於父母的情況，關於大陸的情況，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們倆人不停地講，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06

最後的“團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記得我和我二哥兩個人下午去看電影。回來時，他當時的女朋友走上來，拿了晚上的報紙，上面的頭條說：“中國動亂，采芹的父親周信芳自殺！”我們都呆住了，但是直覺讓我不相信爸爸會自殺，我跟二哥說，爸爸不是那種人。可是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核實這個消息，我們在英國打電話給在美國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電話，但沒什麼結果。我們幾個孩子按中國方式，在胳膊上戴了個繡着“孝”字的黑紗。

梅蘭芳周信芳等參加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總算有了消息，但是媽媽呢？誰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試着用另外一個名字，往我們家的地址——長樂路188號寫了封信，還寄了點錢。沒想到不久從另外一個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個親戚寫的，信上說媽媽4年前已經過世了，爸爸還可以。從那時候起我們開始寄錢，一直寄到1975年。

我們後來才知道，讓爸爸捲入災難的，還是他的戲。1959年，周揚建議爸爸演一本以海瑞為主角的京劇，“要鼓勵大家敢於說真話”。一向響應號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劇院編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後，在北京的馬連良也演了《海瑞罷官》。誰也不會料到，幾年後，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文章批《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而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倖免，有人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公開點了爸爸的名字，說《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瘋狂進攻”。不久，爸爸很快被隔離、抄家、遭批鬥，還被押上高架軌線修理車，胸前掛着牌子遊街示眾，後來乾脆被投入監獄。

媽媽也必然受到了牽連。我想一開始他們兩個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們兩個人的智慧，他們很快就想出應對之策。爸爸就是裝聾作啞，斗他什麼，他都是聽不見，眼睛又看不見；媽媽則是不管被問什麼，她是一問百不知，所以就被別人打。

我和媽媽最後的告別前，媽媽還叮囑我一件事：“以後但凡收到我給你寫的信，無論我寫了什麼，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親幾個月後就有一封信，信上說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裡的所有東西都取出來、寄回去。我後來才知道，媽媽那時被斗得很厲害，那些人說她把金銀珠寶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媽媽事先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而這保險箱我只在香港稅務局和律師的監督下開過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沒動過。

我後來聽說是媽媽被別人用車拉到一個學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腎臟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書房裡整整3天，疼得透不過氣來。她後來被送到華山醫院，但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不能進病房，只能躺在急診觀察室外的走廊上。就這樣在走廊里丟了兩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歲。

我們後來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獲釋”回家的，那時爸爸已經74歲了。從監獄回來，一進家門，有人就告訴他媽媽去世的消息。他聽到之後並沒有哭，也沒什麼過多的感情流露。雖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還會有一個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實是軟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會”宣布開除周信芳黨籍，又給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後來又將結論改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後來，有親戚可以到家裡來，給爸爸讀讀報紙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媽媽的陪伴，我們又都不在身邊，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我知道爸爸的內心一定是非常孤獨的。

爸爸是在上海華山醫院病逝的。我後來看有人寫文章說，當父親的遺體被推出病房，當人們知道這是周信芳的時候，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別忘了那時候父親身上還貼着“反//革//命”的標籤啊，足以說明人心還沒有泯滅。

爸爸去世的時候，我還在英國，我記得那天我在辦公室，二哥打電話給我：“你別哭，爸去了……”這麼多年來，時間和空間似乎把傷痛漸漸沖淡了，但是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才意識到，那些傷痛，其實是永遠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電報，告知8月16日將為爸爸舉行平反昭雪大會和骨灰安放儀式。我清楚地記得，接到電報那天是個星期五，而平反大會的時間是下周一，給我的時間只有不到3天，而那時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聯繫還不是很暢通。但我沒有半點的猶豫，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是爸爸的追悼會啊，我一定要趕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國旅行社的香港副總經理，我說我一定要趕回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但我只有一個英國護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說：“你不要急，我現在就打電話到深圳去。”打完電話後，他說：“深圳那邊給你特批了一張紙，我叫人給你送到羅湖橋頭，但是你的護照不能帶進去，到了海關之後，會有人收走你的護照，換一張臨時通行證，3個星期後再用臨時通行證換回護照，你有膽子這樣做嗎？”我告訴他們：我不怕。

我就這樣進了深圳，再從深圳坐火車到廣州，換飛機，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親戚和上海京劇院的領導都來到機場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們沒想到48小時之內，我會想方設法趕回來。

追悼會當然很隆重，滿屋子全是花圈，擺在最中間的，是鄧小平送的花圈，而為爸爸致悼詞的是他曾經的好友巴金。看着爸爸掛在牆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裡跟他說：爸爸，我終於趕回來，送你最後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萬國名人墓園，和媽媽同葬一墓。他們終於永遠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飄零了幾十載之後，這一次，我們都到齊了，我們終於和父母“相聚”了。35年後的今天，聽爸爸的戲，我也終於不再掉眼淚了。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在天堂會再相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