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经济危机战争结束之后杜鲁门政府延续了新政时期的福利，税收及其它反危机措施，致使整个50年代消费持续增长。战争胜利带来的信心和金融科技的更新，让信贷消费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到50年代中期，分期付款的债务已达270亿美元，为20年代的10倍。这种增长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同时也埋下了危险。 整个50年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处在战后复苏的高速发展阶段，但各方的收益却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资低，货币定值低，其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而英国和美国则相对衰落，经济增长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英国存在经常性的贸易逆差，英镑危机频繁；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断缩小，加上美国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增加，至1958年时第一次出现33.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加上美国长期的美元输出，导致了国内美元短缺。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坚持货币紧缩政策，于是在1959年到1960年间产生了罕见的高利贷，更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的投资能力。到1960年国际收支赤字达到37亿美元，国外美元第一次超过美国黄金储备，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 危机以前，各发达国家都出现投资高涨，其中以日、德为最。但是，由于美国的工资和汇率较高，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 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国经济落入危机，商品滞销，库存增长，工业生产下降13.5%，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的生产量下降一半以上——这正是日本和西德发展最迅速的两个行业，1958年第三季度固定资本投资同比下降15.6%，失业率上升到7.5%，是危机前的一倍。与战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并未导致物价下跌，相反，危机期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4.2%，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了2.2%，导致其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削弱。 危机迅速波及加拿大、日本及西欧各国。由于日本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日本的危机深度和持续时间仅次于美国。日本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0.4%，批发物价指数下降7.4%。英国紧随其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3.7%。而西德的危机持续时间却只有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仅为1.4%。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龙头，也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震中和首发地，但是美国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不足以向外转嫁危机，因此不能最先摆脱危机。相反，西德经济却具备了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成为摆脱危机的领头羊。 艾森豪威尔政府仍然用财政和货币两手对付危机，财政方面主要是增加公路和住房建筑支出，增加军费，从而使1958年1959年国债总额增加142亿美元。在滞胀的前提下，支出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提高利率，则通货膨胀可以控制，但危机会加深；反之，则通货膨胀会加剧。所以种种政策下经济恢复了一年，又落入1960年-1961年危机中。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也是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的体现。危机期间钢铁产量下降48.2%，汽车产量下降43.3%，建筑业下降33.6%。失业率最高上升到7.1%，全失业人数达500多万，半失业人数400多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有较大下降。 国际局势与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压力除国内原因外，苏联首先发射人造卫星使美国举国惊恐，认为美国输掉了一场比珍珠港更大和更重要的战役。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苏联一直是比法西斯更大的威胁，在苏联面前输了面子远比在日本法西斯损失几千个士兵重要。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击落，巴黎最高级会议破产，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行程，美苏裁军谈判破裂，美古关系恶化…这一切都加深了美国选民的忧虑，对美国能够继续控制世界事务的信心开始动摇，因此人们需要一个能带领美国走出这一困境的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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