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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蓑笠翁后话每当这样的时期，自然会想到那些怨死的人们，偏偏这个时候罪人们都会出来闹得特别凶，太无耻嚣张了，让人忍不住。其实，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国家还太穷，国民教化也不够，真的达不到能完全开放民主建设的程度。中国国民整体的素质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这是任何政治派别、政党管理这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根本不具备在中国实行的基础条件。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认真的思考者不会不先去了解中国民情国情。所有现在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的“民主”口号都是隐藏着个人和集团私欲的。所有所谓的民主要求，实际上就是只有“夺权”二字，你不管我有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些“民运人士”除了夺权要求以外，从没看过他们有过针对国计民生发展提出过像样的意见。比如反腐。现在几乎无官不贪，总不能把行政干部都杀了吧？！地方还要正常运作。要加强监督，大家都有毛病，利益交织，自然相互袒护。有时候民怨很高，可没人能提供可靠的腐败证据。实际上，现在暴露出来的腐败，多数是权力斗争内讧引发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才得以顺利取证。需要动用大量国家资源取证的天量举报，司法机关也只能在有限资源基础上集中处理一些大案要案。比如民生建设。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体制。民众能以各种名义设法多吃多拿，每家都能建一个小药房。国家哪里能承受得起？最近好像在一个小地方试点，民众一窝蜂的冲上去，有病没病都要你给他看，不给看就闹事、打砸医院、上访。又比如开放言论自由，你看看现在那网上的乱劲，积极地信息有，但消极的、错误的、甚至是蓄意害人的信息有多多？触目惊心！可控制打击犯罪的能力跟不上。再开放，将要有多少人遭殃，社会损失会有多大？受害人到最后还不是得把责任交给政府，谁让你不替我管好害人的人？！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是否能够承受完全开放言论自由所必定出现的负面伤害？这些问号比天还大。政治民主建设，这个国家13亿人口，有多少人具备负责任的参政议政能力？人民代表的素质究竟怎样，是否真的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我听说在陕西一个地方，一个人想获得当地的一个人大职位，居然拿出了近百万分给投票的人贿选。买官卖官、培植党羽。这些很多，都不是单纯靠制度和体制能解决的，很多是和人性、文化传统、国民性、国情、民情息息相关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发展教育、加强教化、提高国民的公共道德意识和敬畏法律意识、提高民众的自我约束能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独善其身，做好自己，不犯法、不肆意侵占他人利益、不破坏社会公共次序，有能力者乐于去帮助他人，这个世界就非常完美了。但这些只能是空想，也许需要一万年了。所以，如果是从短期利益出发，我更倾向于加强法制，哪怕短期内实施所谓“暴政”，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强有力的打击各种犯罪，建立民众对法律威权的敬畏，强制性的被动加强国民的自我约束。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在严格的法律监督下进行社会财产、资源重新配置。那样虽然会再死一些人、一些人又会顷刻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社会矛盾相对会快速缓解，为建立民主政治所必须得国民基础环境建设腾出一点时间、空间和资源，同时也不比对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造成太大的冲击，保持综合国力的稳定发展。在社会资源储备（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还不很丰富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保证绝对的人权公平。在国情基础不可能满足所有国民要求的时候，肯定是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的。关键要看决策者们选择牺牲谁的利益、如何控制牺牲的程度。这样的抉择需要政治家具有一定得勇气和魄力。如何才能快速促进中国社会民生民主发展进步，是不是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让真正负责任的、以争取广大人民利益为诉求出发点的、希望中国民生民主进步的人们去思考和促进好了，我该歇了。相关文章 2008年 “六四”，所谓“民运领袖”们必须向亡者认罪关于“六四”的言论集关于“六四”最后的话对话中国政治、民主、人权 2009年再论二十年前那场灾难（一）再论二十年前那场灾难（二）再论二十年前那场灾难（三）关于二十年前那场灾难的讨论（一）关于二十年前那场灾难的讨论（二）关于二十年前那场灾难的讨论（三）关于二十年前那场灾难的讨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