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月，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校方的决议——要求开设一门有关西方文明的课程，该课程在上世纪80年代时被取消——进行了表决。
斯坦福的学生以1992票对347票否决了这项提议。《斯坦福日报》的专栏记者对此解释道：教授西方文明意味着“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其它西方文明带来的压迫性制度。”
投票结果和专栏概括了左派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欧洲、拉美以及美国的左派，都厌恶西方文明。
在西方（等同于白人、资本家或者欧洲根源）和非西方的冲突中，左派总是将西方描述成恶棍。
我说的是左派，不是自由主义者，后者一般而言仍然尊敬西方文明。举例说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多次提到捍卫“基督教文明。”今天若有西方人采用这类措辞，准会被左派斥为仇外、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
如果有人暗示某些西方事物优越于非西方，左派同样会做出上述反应。而且，左派对西方几乎所有的成就都不予理睬，却将那些对非西方的批评，看成是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仇外等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左派对伊斯兰教呵护备至。美国第一位左翼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从不使用也不允许美国政府使用“伊斯兰恐怖主义”（Islamic terrorism）这类词眼；并且将所有对伊斯兰教的批评斥为“伊斯兰恐惧症”，从而将这些批评在道德上等同于种族主义。这并不是说左派对伊斯兰教存有好感；实际上左派蔑视一切宗教。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厌恶西方，而我的敌人（西方）的敌人，则需要保护。
这就是左派厌恶以色列的原因。如果左派确实关心人权、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或是言论、宗教、出版自由，它应该狂热地亲以色列才对。但是以色列，在左派看来，等同于白人、欧洲人或殖民主义者；换言之，即西方。而巴勒斯坦则是非西方。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左派如此仇视西方文明？
这个问题我思考良久，答案可能是：标准（standards）。
左派痛恨一切标准——道德标准、艺术标准、文化标准。西方的成功基于这三个标准，并在上述领域脱颖而出。
为什么左派痛恨标准？
之所以痛恨标准，乃是因为有标准即有判断。而且左派不喜欢被人判断。
如此一来，米开朗基罗不比任何当代艺术家更优秀，伦勃朗也不比任何非西方艺术家更伟大。因此，街头涂鸦——本质上是对公共和私人财产外观的损害，进而侵蚀了文明——被认为是“艺术”。
无调性音乐被认为和贝多芬的作品一样好，而西方古典音乐不比任何非西方文明的音乐更优秀。
危地马拉的诗人和莎士比亚同样值得研究。
当报道援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说法，“祖鲁的托尔斯泰是谁？巴布亚的普鲁斯特是谁？”时，整个左翼文坛闹翻了天。贝娄暗示了最伟大的小说家都是西方人。
为何有这样的敌意？因为如果某些艺术确实比其它艺术更优秀，你的艺术可能会被评价为低人一等。左翼思想的自恋癖不允许任何人比你在艺术上或其它方面更优秀。因此，所有的艺术和艺术家必须平等。
在道德领域，对标准的拒绝同样存在。正是这样，左派痛恨罗纳德·里根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这意味着美国在道德上比苏联更优越，因此这样的判断是不能接受的。整个左翼的道德词典是对西方道德标准的拒绝：“宽容”、“包容”、“反歧视”（就其定义而言，标准自然有所歧视），“不做评判”，甚至“收入不平等”，这个词认为某些人的工作比其他人的更有价值。
所有的文明都存在过奴隶制。但是幸亏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它首先废除了奴隶制，后来才扩散到其它地方。虽然如此，若是谈到西方或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要“感谢”左派对教育和大多数媒体的压制。
就这一点而言，左派对伊斯兰教的保护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一个人甚至不能说出如此显明的事实，即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世界，其女性的地位要远远优越于伊斯兰世界。举例说来，（女性佩戴的）面罩是非人性的；但是，在北美伊斯兰协会（ISNA）年度会议的某场演讲中，有位拉比，此时担任革新犹太教联会（Union for Reform Judaism，其宗旨带有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主席，却说戴面罩“值得我们尊重。”
最后，我们谈谈左派对西方文明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厌恶，因为它们有着清晰的善恶标准。
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确认存在着审判道德的上帝。对左派而言，这是个令人非常厌恶的事物（anathema）。在左派看来，唯一被允许的审判是左翼对他人的审判。谁也不能审判左派。人不能，上帝也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