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六章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鎮壓的理論根據。即在憲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絕對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將一切不信和詆毀共產主義信仰，批評和動搖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和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均定為“反革命罪”，且為重罪。同時又以此為根據，視需要而羅織種種屬於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於是，這些根本“大法”就為中共所有“無法無天”的鎮壓手段，打開了廣闊的門路。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個有權無法的社會觀念和社會結構。其做法為﹕
　　第一、厲行黨大於法。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不僅要向同級政府的公安、檢察與法院三大機關派出“黨組”，以在內部領導公檢法以外，而且在同級地方黨委內部設有“政法委員會”，以統管同級的公檢法機關。當對案件的處理，包括審訊，在公檢法機關內部發生重大分歧時，由該委員會拍板定案；或由該委員會直接上報同級地方黨委決處。公安、檢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權力機關變為中共一黨的職能機關和辦事機關，其作為司法、權力及執行機關的應有獨立功能，便被一筆勾銷。
　　第二、厲行政策大於法。自人類有法制以來，法總是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而政策卻常常具有靈活性和時間性。法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據，政策的制定則必須受到法的制約。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中，卻造成了政策大於法的悖反現象。中共一黨的政策不僅必須是國家立法的依據，而且其政策由權力的更迭，或由最高權力者及各級掌權人的隨心所欲所造成的多變和劇變，更造成了法的無所適從，或“有法難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實際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審訂“憲法草案”時就曾說過“憲法還不是我定的”的話，無非說明了他對法的輕蔑。至於他的名言“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就更是證明了他的目中無法。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民間歌謠所唱的，“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等“絕響”，實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變和法制無歸的真相。多變的政策既使法制歸於虛無，更使得法制觀念在全社會蕩然無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無法無天和人民無法可據的畸形社會局面。
　　第三、厲行權力、地位、人情大於法。由於黨大於法和政策高於法，因而，權力、地位、人情之大於法，便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一般來說，任何案件，只要擁有黨權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可以小事變大，無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夠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權者打通關節，亦都可以網開一面，反之冤網難逃。至於中共黨人一旦違法亂紀，則黨紀既可以代替國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國法的制裁，除掉黨內鬥爭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黨員身份，而僅受黨紀處分或免於刑事處罰；後者即使罪大惡極，亦只會重罪輕責，直至尋機開脫。難怪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在中國，沒有一件好辦的事，也沒有一件事辦不好。”而由大陸人民悲憤填膺地唱出來的“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謠，實已徹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三手段是敢於公然地和肆無忌憚地濫殺無辜。其具體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繼所謂清匪反霸已經屠殺了數百萬人之後，中共又在保衛革命政權的名義下，厲行“鎮壓反革命”的政策。時不足一年，僅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所公開承認的就有七十一萬（參見前文及注釋）。其執刑場面之大，一次槍殺者之眾和每每陪斬者之多，史無前例。毛澤東的名言“秦始皇算什麼！他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實在將一個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其時，毛澤東不僅屢屢叫囂“要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而且一再地親自決定殺人的數字和比例。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竟能規定對傳謠者也要“斬立決”。其目的，就是要殺得所有人都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為止。⁰⁵ 據近年來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不完全統計，直至毛澤東死，中國大陸人民被中共公然殺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禍”餓死者在內，決不下四千萬之數。是日本帝國侵略我國十四年所殺害者數倍以上。這只是一個最保守的數字。完全的數字，只有等到中共檔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夠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運動即法。即在中共所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中，根據運動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隨時隨地地“殺人無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無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後直至毛澤東死，中共曾連續地和不間斷地發動過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肅清反革命、城鄉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人民公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餘次大型政治運動。其間，為發動、深化和證明歷次運動勝利的需要，被關、被判刑、被處決和被迫害致死者，難計其數。文革中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而被殺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為中共製造派性惡鬥、武鬥、直至被中共武裝鎮壓而死亡者，不下二千萬人。⁰⁶
　　中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僅是對於人民生命的殘害，而且是對人民精神和心理的無限摧殘。於政治運動中被逼瘋者固然是次次都有、處處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於國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國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錯口號，或不懂事孩子胡亂塗鴉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連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絕大多數孩子被逼成了瘋顛和痴獃。至於中共利用歷次政治運動在廣大人民中間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範的情結，及其對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壓抑和扭曲，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偉大民族好俠尚義和樂天達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來的殘暴統治，對中國大陸人民和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史無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來的“嚴重民族傷痕”，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撫平。
　　第三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就是法。毛澤東在其當政的二十六年中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雖然都打着革命的旗號，但在實際上，他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對外迫害人民以鞏固共產黨極權統治，二是對內清除異己以鞏固個人最高權力。為了這兩個目的，他對外講階級鬥爭，並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內講路線鬥爭，並倡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由是，什麼革命元勳，開國功臣，黨中元老，國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鐵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慘遭迫害致死。不論是高、饒反黨集團，彭、黃反黨集團，還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林、江反黨集團等等，都既無需黨紀來處理，更無需國法來制裁，全都在毛澤東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監獄制度。
　　第一、正宗監獄制度。中國大陸的犯人之多，大約為世界歷史和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國大陸的監獄星羅棋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獄”。因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種名目的歷史反革命犯和現行反革命犯，大都是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對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來衡定，其中絕大多數也都是冤假錯案。故有史家稱，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乃是“冤獄遍中華”。⁰⁷ 因此，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施用酷刑，或進行種種迫害，直至隨意處決和折磨致死，對監獄的管理者來說，便具有一種“神聖”的意味。加上中共農民造反在本質上所具有的嗜殺特徵，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國”。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個水庫抽水重修時，竟發現庫底白骨累累，原來是在五十年代萬餘修建水庫的犯人中，僅有一人搶槍造反，便招致中共調動解放軍趕赴水庫將全體犯人剿盡殺絕。至於象張志新那樣在監獄中被獄吏指使刑事犯人輪姦，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斷喉管或活剝器官等慘無人道的情形，則事所不鮮。文革後期和八十年代，由於社會動亂益生，刑事犯罪指數劇升，因而，由於平反冤假錯案而一時成空的監獄，復又人滿為患。⁰⁸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的刑事犯罪可謂從無緩解的時候。監獄人滿為患，犯人生活條件之惡劣，和在獄中遭受迫害摧殘之慘毒，為外界所難以想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監獄實行勞動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後，即須赴勞改工廠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單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勞改制度並非沒有積極意義。但是，中共的勞改制度，一屬強迫性無償勞動，二屬折磨人犯的一種手段。遍及國中的勞改工廠、農場為中共所創造的無本產值，雖為可觀，然其勞改工廠、農場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對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卻與在押的監獄犯人大同小異。動輒便是毆打、禁閉、酷刑或加刑。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對於反革命的巨大壓力，和因受刑者大都為知識分子而難有反抗和暴動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後，刑事犯的猛增卻造成了監獄暴動和暴亂的疊起，劫獄叛亂的情形已經時有發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計，在中國大陸發生巨大政治變動時，歷年來積累而成的數千萬“勞改釋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慘遭虐待者，其必圖報復的行為，完全可能造成變革期的社會災難，並成為中共致命的災星 —— 尤其是對那些手中有血債的中共基層官僚而言。
　　第二、獄外之獄，即群眾專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後，還創造了所謂群眾專政的辦法，用一部分“人民”來專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國大陸形同一個自監監人的大監獄。所謂群眾專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將一切夠不上判刑鎮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內控”分子交由“群眾”監督看管；又要將刑滿釋放的勞改、勞教人員重新戴上一頂“勞改、勞教釋放分子”的帽子，置於所謂群眾的監控之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准他們亂說亂動，凡事必須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鄉村治安人員或有關的積極分子報告，定期寫思想檢查和匯報。此其一。其二，為了保證群眾專政的威力，一再確立“誣告保護法”，即誣告者受保護，甚至受表揚和提拔。中國大陸社會由是而冤假錯案迭生，陰謀權術遍出，到處瀰漫着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陰險風氣，善良民眾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眾專政一詞雖因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在中國大陸農村，由於農民不堪盤剝，遂有自發反抗的出現。各地的鎮、鄉一級政權，復收買流氓地痞成立“鄉鎮小分隊”以鎮壓之。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這些“流氓小分隊”幫助共產黨向他們“要錢、要糧和要命”。⁰⁹ 遇有違抗者，便拆屋（現已經發展到燒屋）、抄家、奪牛、甚至課以私刑直至害命。廣大農民雖然對之痛恨已極，但無賴他們有中共鄉鎮政權支持及上面各級政權的支撐，而徒喚奈何。近年來中國大陸農民疊呈反叛和廣大農村一再呼喚陳勝、吳廣的狀況，亦無非表明，中國就要迎來又一個“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時代。一句“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唱詞（電視劇《水滸傳》插曲），由是而能夠唱徹人心，響徹全國。
　　第三、過渡監獄 —— 勞動教養制度。中共除掉以監獄看押犯人，以勞改農場、工廠強迫犯人做無償勞動，實行所謂群眾專政之外，還建立了一個所謂的過渡監獄、即勞動教養制度。被中共決定勞動教養者，乃是一些交給群眾監督專政既不放心，交給監獄關押或勞改又不夠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強迫勞動教養者，大都為有思想問題卻又不夠“反革命”罪的知識分子，或是有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卻不夠判刑勞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層領導“看不順眼”者。如五七年不夠資格判刑勞改的右派分子，特別是學生中的右派分子。他們有的雖要通過“逮捕法辦”這樣一個所謂的“司法過程”，並且由法院判處勞動教養年限，然而，他們當中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則僅需要本單位黨的領導的一句話，或一張紙條，便可以被押送勞動教養。他們的身份似乎介於敵我之間，甚至被稱為“人民內部矛盾”，但他們又極容易因為“種種欲加之罪，而於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進了真正的監獄”。他們在勞動教養期間與被判刑勞改者一樣沒有自由，一樣被強迫進行無償勞動，或僅給極少的生活費；他們在勞動教養結束後，一樣要戴上一頂“勞動教養犯”的帽子，而永遠被注入另冊。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為中共隨意刑處不放心者和看不慣者大開了方便之門，一方面則為壓迫人民內部不滿和強化專制統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曾親自指示，要將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中被殺者的家屬，包括殺錯的，送去勞動教養，以防止他們的“階級報復”。¹⁰
　　一九七九年後，中共的勞動教養制度雖然沒有廢除，但因為人民已經有了強烈的抗爭意識，中共各級領導的權威已經掃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錯案又給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訓，是故，隨意押送勞動教養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斂。但八六年之後，特別是八九年以後，隨着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升級，中共的鎮壓手段又開始了升級，一些所謂的民運人士被中共判處勞動教養的事實，乃使中共勞動教養制度又獲得了一次“中興”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