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死钉主义（或译为，庸俗主义），词源是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与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将一个德语词引进到英语成为philistine （非理死钉），用以指称反智主义。

在哲学与美学领域，贬义的非理死钉主义描述的是一个反智（低估或厌恶艺术、美、精神性与智力活动）的人的举止、习惯和性格。一位非理死钉人就是一个心胸狭窄却自鸣得意的人，他/她具有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物质主义的视角与品味，缺乏文化与审美价值。

从十九世纪起， 非理死钉主义被用来描述那些“缺乏文化艺术鉴赏力的、只关心物质主义价值的、无知、粗鲁的人”。

非理死钉 （Philistine）源于德语 Philister，本意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

在英语里，“非理死钉”是描述反智主义的一个词，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被用于描述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富有而无视文化、欠缺人文素养的的资产阶级和商业中间阶级。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在他1869年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说：

‘如今，文化的功用在于：它帮助我们，通过其精神上完美的标准，把财富视为手段，不仅在口头上把财富仅仅看作手段，而且真正地将其视为手段，且感觉到其不过是手段而已。如果不是文化对我们心灵的净化效果，整个世界、未来、以及现在，都会无可避免地成为非理死钉人的天下。那些相信人的伟大与福祉是由其财富来证明，并且把自己的生命与思想投入到致富活动的人们，正是我们称之为“非理死钉人”的那群人。文化在向我们疾呼：“想一想这些人，想一想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礼仪、说话的那些腔调；仔细打量他们；观察他们读的书本、给他们带来愉悦的事物、他们口中吐出的词令、构造他们心灵的那些想法；究竟要有多少财富才值得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呢？’

十七世纪时，英国-爱尔兰讽刺文学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因卷入一桩官司而把一名法警描述成非理死钉人，被视为毫无慈悲心的敌人。

十八世纪时，多才多艺的德国作家歌德描述了非理死钉人格，他问道，‘非理死钉人是怎样的？一个空空的肚囊，充满了恐惧与对上帝怜悯他们的希望！’

他在进一步描述这类男女时说，‘非理死钉人不仅无视与自身不同的各种人生状况，而且坚持认为：所有人应该按照他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十九世纪时，在《致命的疾病》（或译为《恐惧与战栗》）中，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格尔批判了非理死钉资产阶级人士琐碎的心态与自我欺骗的绝望。而哲学家尼采把非理死钉人定义为由于缺乏真正的完整性，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定义风格的人。

二十世纪时，奥匈帝国的作家埃德蒙·约瑟夫·冯·霍瓦斯在他1930年的小说《永远的非理死钉人》中嘲笑了非理死钉人的粗俗与他对世界的有限认知。

纳博科夫在《关于俄国文学的演讲》（1981年）一书中一篇名叫《非理死钉人与非理死钉主义》中是这样描述非理死钉男女的：

‘一个成年人，其兴趣只在于物质的和世俗的事物，其精神状态是由陈旧的观念以及其所属群体与时代中传统的理想构成。…… “俗人”是或多或少与“非理死钉人”同义的：一个俗人的问题与其说在于他的循规蹈矩，不如说在于他的某些传统观念的粗俗。我也会用“假斯文”和“资产阶级”。假斯文说的是精致修饰过的粗俗，比单纯的粗鲁更糟糕。在有他人的时候打嗝也许是粗鲁的，但是在打完嗝说“对不起”则是假斯文，因而比粗鲁更糟。我的“资产阶级”依照的是福楼拜而非马克思的定义。在福楼拜看来，资产阶级是一种心态，而非钱袋的深浅。资产阶级人士是自鸣得意的非理死钉人，是道貌岸然的俗人……总而言之，非理死钉主义预设了某种高级文明状态，于其中，由于年深日久，某些传统堆积如山且开始散发出腐臭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非理死钉主义已然席卷全球。读者诸君不必远求，只要环顾四周，不论是办公室的同僚，还是自己的社交圈子，甚至于社交媒体账号上那些网友们，十之八九都是非理死钉人。如今盛行的反智主义思潮之所以来势汹汹，非理死钉人的贡献应该是主要原因。马修·阿诺德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预言“如果不是文化对我们心灵的净化效果，整个世界、未来、以及现在，都会无可避免地成为非理死钉人的天下”不幸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