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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体用，事物的本质谓之体，事物的功能谓之用。这与结构和功能有点类似，但又不同。大自然中的事物，有结构，就有对应的功能；有功能，就必然有与之对应的结构，否则功能就不能实现。但一旦牵涉到人，结构和功能之上，还有个人去使用的问题。所以体用是顾及了结构和功能，但又有深一层的意义，或者说高一层的复杂性。

体和用不能混为一谈。《墨子·耕柱》有，墨子与他的弟子骆滑氂对话，墨子说，“我听说你好勇。”骆滑氂说：“是的，我听说某地有勇士，一定去找到并杀死他。”墨子说：“人都是护持他所好的，制服他所厌恶的。你这样杀勇士，不是好勇，是恶勇。”这里墨子所讲，就是体和用的分别。骆滑氂喜好的，是勇的用之一，即好勇斗狠。骆滑氂喜欢的不是勇本身，显然他对勇的本体、本质也就一无所知，他的勇不是真正的勇。体与用，本应该是互为支持的，但只知道其一，却往往是有害的。骆滑氂这个例子不仅讲出来了体和用的分别，还讲出来了混淆两者的人甚至可以导致悖反的行为，即好却害之。

多年前，网上流行一个笑话，说中国的神仙，都是头朝上，站着飞的，超人却是像鸟一样，头朝前，横着飞。言下之意，中国人缺乏结构和功能的理解。但一旦知道体和用的区别，就会知道这不是一种“缺乏”，而是另个层次的理解，而且与缺乏正相反，是更深层的理解层次。人本不具有飞鸟之结构，飞的功能只能用物达到，这是用，不能与体混淆。人坐飞机，总不是像鸟那样趴在座位上。超人横着飞，看似照顾到了结构与功能，却没有飞鸟的翅膀，结构与功能相悖。

从体用层次出发，很容易理解结构和功能，反之则不然。认为上述例子是“缺乏”的人，其本身缺乏一整个理解层次。对体用缺乏理解，造成很多现实问题，因而对其的讨论不仅仅是怀古的、学术的，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如上所讲，缺乏体用层次的认识和理解的人，行为取向可以与自己意愿南辕北辙，却不能自知。现代人对教育的迷思，就是个例子。成功的教育从体上来讲，是要孩子幸福、自在；从用上讲，则要孩子成有用之才、成功。只知道其一，是有害的。

以下略举几例体用。

钱穆说，中国人常神圣连言，圣言其体，神言其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圣”是就本体而言的，“神”是就功用而言的。原始思维中的神，是从用中来的。雷公电母是什么形象？波塞冬的愤怒是人形怪物呲牙裂嘴，还是惊涛拍岸？讲神，却去讲体，讲功能与结构，是荒诞的。信神，却去崇拜土木偶人、偶像，是愚昧的。而用科技去寻找神之体，或者因为“神的形象”是人想像的，就去否定神，是荒诞加愚昧的。这些事，却有很多人去做，而且自认为是很聪明的。（对此问题的深度讨论，以及原始思维中神之用的讨论，详见拙著《修养》。）

孟子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现代人重视法制，认为法制健全，条目繁多而严谨，就万事大吉。殊不知只有法之体，没有人去善用，法律也就将成为规避、玩弄的对象。孟子所讲的“善”，不是指伦理上的善，而是方法上的善才、有才能的意思，如善战、善舞中的善的意思。孟子这句话当然不是指人治，也不是指法治，而是讲，这两者如果单独、排他性地施行，皆不可行。没有能善用法的人，执法的人和法官没脊骨，再好的法律没用。这样的法律，对社会来说是窒息性的：胁持善类，而失去了惩恶的基本功能。但没有法律之体，讲善用的人，就像没有树，却想要有果子一样，是空想、投机。

知识也是有体用之别的。中国古人讲学和术有别，学是体，术是用。不是有知识，自然就能用、会用。书呆子有学无术，读的书越多，记下来的越清楚，就越不能用。程颢批评谢良佐，说，“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听了，汗流浃背。这是有体无用，这样即便学的体也不能保全。说起话来高瞻远瞩，实行时却一步路也迈不出去，这样的学又有什么意义？只能使学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给读书无用论提供原料。也有人只追求术的，如讲读书无用论、讲不学有术的人，但这样的无米之炊显然是画饼充饥的自欺欺人。

古人即便不出来做事情的，无术，也要讲究学问，即学和问。这种学问，不是死的知识，而是对知识的学而时习之的揣摩，并由此生出涵养来。当有人来问的时候，小扣小鸣、大扣大鸣，不扣不鸣，不是闷葫芦，讲不出来。这样的鸣，不是掉书袋、背书上的内容，而是言谈微中。所谓微中，即是发出来的话一发中的，极其细微的地方也切中要害。所以有“言谈微中，名士风流”的说法。名士是没什么用的，但为何风流？所谓风流，有流风，对人有影响。名士有如杰出的艺术品，但以人为质料，是人之谓，不是名之谓。古人欣赏、羡慕名士，以至于模仿，就形成流风。比如陶渊明、严光、林和靖等人。这与现代人喜欢包装而成的明星类似，但现代人喜欢的是那个金玉其外的包装，不是喜欢那个人，因而形成的流风多是物质化的、恶俗的。人的学问的涵养达到了博洽，自成与众不同的一体和品位，即成名士：博，在学之体上渊博；恰，在有问时，能回答得恰如其分。名士不是学士，名士之所以为名士，不在学而在于自我。名士对于学，是“去小知而大知明”，犹如“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因而风流。相比之下，津津乐道俺上过这个课，这个课很重要；读过那本书，那本书高深；有多少学位，哪个学位大，这样的人就像守财奴，守财奴样的寒伧怎会风流起来？

据说梁启超讲课，开场白说，“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顿了一顿，又说，“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梁启超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学的体用的理解。世间学问多了，学问之体无涯，梁启超所知的那些，当然无法与这个学问之体比，这是“没什么学问”。但从用上讲，梁启超的所学，自有他独到的心得，因而有独得之用，这是“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只有学，别人查书一样可以找到，这些人行将为为机器人取代，不去自危，还去骄傲什么？有自己的术、有扣必鸣，不是学问是什么？所以梁启超前恭后倨，自有他的傲然。他的这句话，随口道来，也是言谈微中，有其风流。所谓师者，有学问之谓也，不是有知识之谓也。希腊人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即是如此，但未能理解师的重要性。

迈克尔·波兰尼提出个人知识。个人知识这个名词，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讲到知识，便是公共的，没有个人一说；个人的，便不是公共的，没有知识一说。这个名词，也只能在明白了知识的体和用之后，才能理解。波兰尼《默会知识论》所讲的重点在于，科学知识与科学发现不同，也是体用的一种，兹不展开。

体用与结构和功能的差别又在于体和用的关系。与结构和功能要求的必须互恰不同，体用的关系有多种。陈荣捷总结出来六种，“一是体用有别，二是体用不离，三是体用一源，四是自有体用，五是体用无定，六是同体异用。”(对这六种的具体解释，需要相当篇幅，有兴趣的，详见拙著《修养》第二章。)

体用与结构和功能的差别还在于体用是半开放的。结构和功能不能是开放的，因为开放意味着不确定，不确定的结构，如何能从中推出确定的功能？反之亦然。

所谓半开放，是指，体不变，用却可以变，用又可以导致体之变。这个变，不是子虚乌有地凭空而来，而是雪泥鸿爪，一丝一毫都总有来历。举例来说，字和词的用法，可以翻出新意，这个新意得到认同，写到字典里，又改变了字的本意。又如字的通假，有来历的是通假，没来历的只是白字。黑墨写的白字，时间也能慢慢把其磨白研灭。

现实世界也是半开放的，对现实世界的知识也是如此。维基可以看作知识的一个凝固的，确定的体，对封闭性问题，有确定的答案。但对于半开放和开放性的问题，维基却无能为力，所以又有quora。中文的网络世界里，对封闭性问题，即答案确定的问题，有各种百科；而对于半开放和开放性的问题，即答案是开放的、多种的、不能定于一的，则有知乎。这是quora和知乎得以出现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一种知识是什么，可以在百科中找；但对于一个知识如何理解，是半开放性的，只能在知乎的多种答案中自己选择。至于完全开放的，如对某个知识，如何看，如何评价，这类的问题，则是完全开放的。所以有人讽刺知乎为“编乎”，即编瞎话。但问题在于，对于完全开放的问题，去寻找答案，不亦惑乎？这本身即是有学不能用的一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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