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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隔离审查期间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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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审查期间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2004年9月10日 8:22 出处：中共党史网
汪文风口述 王凡 刘东平整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滑，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我们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信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一、 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
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 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例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有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二、张春桥 开始也并非一言不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
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
“文革”以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轶事的，出于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原因，她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王、张、江、姚的勾结，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
在公开审判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最初讯问谈话时，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钓鱼台17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平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
在我们找他讯问谈话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样，都交代说他们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我们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
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是认识上的偏差，是执行中的错误；可这一名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这次交代以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这才发觉自己对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从此缄默不言。
三、姚文元：把责任都往毛主席身上推
在那段日了里，姚文元表现的特点，就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是被动的思想、被动的行动、被动的执笔人物。
每问及一些和他相关的问题，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去写的。他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大段大段的增删。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而只是个执行的问题。
他还故意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革”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保障北京，北京一人一月也只发二斤肉票，零售一个人一次只能买两毛钱的肉。
对此，他貌似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的那种状况啊！
姚文元的这一假面具，必须予以揭露。一次，我们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多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
开始他说：“是错误 ，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嘛，更是错了。”可马上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还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毛主席做出了错误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虚假的汇报时，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时，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把假象当成真相，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
据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交代，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玻璃窗，观看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
到了夜晚，“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鲁英，召来派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记者。他们反映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
江青听了，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里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跑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
于是，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才作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
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起初是准备派部队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可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当年3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因为当时《文汇报》造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而引发的南京市人民群众的示威行动，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沉重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拧在一起，斥之为‘反革命’”。他在日记里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
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据此我们指出，正是他们炮制的一系列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面对铁案如山，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吱吱唔唔话不成句，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需要说明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在这件事上，才自谓“罪行严重”。
四、王洪文：他人说得详尽，自己避重就轻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认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只不过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居然最后混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在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 ，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平日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找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一般情况下的表现，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帮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
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
另一次，我们就王洪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整周恩来之事，找他谈话，他再度在我们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上海的《时报》于2月16日、17日，《申报》于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破坏周恩来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已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组织随即在2月22日《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创办的《实报》上刊登伍豪启事，戳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3月4日，中共又通过《申报》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来。江青集团如获至宝，要用国民党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来诬陷周恩来，从而制造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批驳，并且点着当时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当时做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
当我们讯问此事，王洪文对他曾在毛主席已经对“伍豪事件”作了结论后，仍然借此整周恩来的事实矢口否认，还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他“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
对他的抵赖，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面对证据，他紧张得大汗淋漓，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怎么会……?”
我们追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见白纸黑字，再无法推脱，不得不说：“这，这倒是我，我的字……”
五、毛远新：先是抵触，后有悔悟
积极参与了“四人帮”集团阴谋活动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担负着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沟通的联络员重要角色的人物毛远新，社会上曾有一些关于他在讯问谈话期间态度挺不好，尽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自己什么责任都不担的传闻，但这不够准确。经过一段时间做工作，毛远新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许多问题查起来就很麻烦，且要耗去更多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反对怀疑一切，及打、砸、抢、抄、抓的做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认识，同毛泽东基本错误估计形势而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和毛泽东交谈时，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观点随之有所改变。
这以后，他去吉林省延边地区，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各级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后，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曾绍山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对毛远新进行保护审查。由于当时的专案组在审查中袭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等，尽管毛远新搞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别人用类似这些他熟悉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审理领导小组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清查的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的特定环境、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法，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我们与他有了不同的观点，宁可等待下次、以后再继续谈清楚，也不顶牛，不争吵。 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他在谈论自己的实际感受时说：“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用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的15年到20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整个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对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理予以解决的。
我们不仅在谈话时，主动过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需要什么；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晚上要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人员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的杂志。
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他们对党在生活上、学习上的关怀和照顾都表示感激，痛悔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
对于一些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问题，我们也向他们做解释说明。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供应鲜奶还不能产即实现，只能让好先将就一段。
然而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14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求扩大到各28平方米，共56平方米。我们明确告诉她，这办不到。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
还有一次，江青在谈话时突然对我们喊道：“我要平等！”我们问：“谁对你不平等啦？”她说：“那为什么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我们告诉她：“那是为了安全，怕你从上面掉下来摔坏。”
“给我换掉！”江青声调更高了。“那不行，所有的人都如此，否则不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给我换！”“不可以。”我们平心静气。“不给我换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么安全！你们混蛋！你们是邓小平的帮凶、刽子手！”她尽管这样嚷嚷，但我们是绝对不会迁就这种无理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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