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全球華文媒體，除劉雲山先生領導的那部分，都在不惜版面，隆重紀念。二十五年來，華文或非華文的媒體上，不知已發表過多少有關“六四”的文字。但是，在這幾近汗牛充棟的文獻中，大概沒有一行字，是用來紀念他的。

他不是知識精英，不是學生領袖；他沒有在天安門廣場遊行，沒有獨身阻擋過隆隆前行的坦克；他不曾在“陽光燦爛的五月”宣布絕食，更不曾夢想過自己的行為，能夠“晴朗共和國的天空”。如果沒有“六四”，他大概和大多數上海平民一樣，或已退休，或已下崗；或在馬路上指揮交通，或在家裡頭酣戰麻將；或成為上訪的一員，或成為“毛左”的粉絲。但“六四”改變了這一切，更確切地講，“六四”提前轟轟烈烈地結束了他本該默默無聞的一生。“六四”後，他作為上海頭號“暴徒”，“從重從快”地被上海最高當局處以極刑。他受刑那天，天安門廣場總指揮，可能正在奔赴西方的路上。他渺如沙粒，賤若塵土，自然得不到“黃雀行動”的眷顧。既沒了未來，更遑論日後有皈依基督的幸運。所以，臨死，靈魂大概帶着罪惡。

他的案情很簡單。“六四”後上海廣新路焚燒火車那天，他閒着無聊，又和阿Q一樣，喜歡看熱鬧。於是，混跡人群。人喊口號，他喊口號；人說燒火車，他也說要燒火車。臨動手，沒有縱火工具。命中注定，他身上帶着火柴，便很慷慨地借於他人。他天生低能，上海當局在宣布罪行時，反覆強調他行為沒準頭，外號“毛估估”，以至他的真實姓名在上海無人提及，只有“毛估估”三字，家喻戶曉。按理說，一個低能兒，不應承擔刑責。上海當局既已決心借他人頭，以謝天下，卻又毫不諱言他的低能，動機大概是想說明，他本來就低人一等，所以死不足惜。

“六四”後，上海黨政領導好像集體中了彩票，紛紛進京當上中央首長。“毛估估”定刑時，江澤民已在北京榮登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寶座。上海諸事，交由後來成為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全權定奪。和江澤民比，朱鎔基形象好得多。江澤民令人瞠目結舌之處，不在於他的庸俗；而在於他對自己的庸俗，完全渾然不覺，自我感覺無比良好。這應了一句老話：“沒有一種幸福，不是來自糊塗”。朱鎔基不同，冰雪聰明。所以，他被鄧小平和趙紫陽共同賞識為“懂得經濟”。殺“毛估估”，“懂經濟”的朱鎔基深思熟慮。“六四”後的全國形勢，按共產黨規矩，上海不殺人，不見血，難以過關。但殺誰，權在地方當局。殺“毛估估”，是因為朱鎔基認為，殺他成本最低，這是一場經過冷靜計算的殺戮。告老還鄉前夕，朱鎔基不忘傾情表白：希望在人民心中，自己是個清官。但當他講到“清官”時，想到的大概只是“錢”，沒想到“血”。

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簡稱“導報”），“六四”後被定性為“上海動亂的策源地”。既為“策源地”，罪孽自比馬前卒“毛估估”之類深重。更何況，“六四”前，導報和上海當局結下梁子，你死我活，大有“不是東風壓西風，便是西風壓東風”之勢。“六四”後，上海當局本應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但導報從業人員中，雖有入獄，卻無判刑。箇中奧秘，就在於審判導報記者，成本太高。前兩年，“唱紅打黑”的英雄王立軍，在性命攸關時，劍走偏鋒，毅然決然，星夜投奔美領館，為的也是要把敵手“做掉”自己的成本，提高到極限。他計算精確，幹得漂亮，所以一舉成功。可見，中國共產黨人，歷經幾代世事變遷，終究不愧為唯物主義者，只有面對“成本”這類“物質”，才會產生感覺。

“六四”前，導報記者，雖不及天子腳下不時聲稱代表趙紫陽的智囊風光，但也曾忝陪“改革精英”末座。可惜，這種地位很快被“天安門廣場總指揮”等新貴取代並超越。“黃雀行動”連導報記者都顧不上，更何談一介草民“毛估估”。“毛估估”被送上祭台成為犧牲後，善寫宣言的“精英”，沒寫宣言。不僅沒寫，心頭或許還有幾分讚許。所以，殺“毛估估”的，也不僅僅是上海當局。然而，墨寫的宣言，終蓋不住血寫的事實。“天安門廣場總指揮”嘴裡的“血流成河”，流的畢竟是“毛估估”們的血。雖然他們無論在當年的宣言，還是今天的紀念中，都不是主角。

“六四”已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約四分之三個世紀前，魯迅先生寫過篇《為了忘卻的紀念》。今天，人們紀念“六四”，無非是為了毋忘“六四”，寫的依然是“為了忘卻的紀念”。以上文字，則算是為了從未紀念的紀念。

陳翰聖

（2014年6月4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4年3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