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先生写过篇文章，题目是“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意思是民主选举的政治，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因为，“选举”是数人头，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砍人头。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砍人头”更坏的政治，那就是“借人头”的政治。“砍人头”虽然残酷惨烈，但远不及“借人头”来得阴森可怖。

中国历史上“借人头”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旧戏文里，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面目出现。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对曹先生另眼相看。于是，便让要烧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将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还是英雄，曹先生“借人头”的事，在所谓正史上，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并无记载。说曹先生“借人头”，根据来自小说《三国演义》。

据《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术大军酣战多日，忽然粮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让军需官王垕用弄虚作假克扣斤两的办法维持局面，王垕犹豫，怕动摇军心。曹先生便鼓励他解放思想，胆子不妨再大点。王垕信以为真，认真执行曹的指示，结果军中怨声四起。于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说向他借样东西，以稳军心。王问何物？曹答“阁下项上人头”。王大惊，说属下无罪。曹淡然说：“知道你无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毕，喝令左右，将王垕推出斩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杆子缺一不可。于是吩咐文书昭告三军，列数王垕种种劣迹，誓言这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三军将士见曹先生大刀阔斧地反腐败，自然群情振奋，士气高涨，以一当十。果然，不日便将敌军一鼓荡平。杀一军需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换来了整场战役的胜利，这要怎样的韬略，才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投入产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一种称为“妇人之仁”的人类情感，特别鄙视。妇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东狮吼，今有如虎之妈，所以难下结论。但在中国传统中，妇人参政机会不多。偶有几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还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为主角，就很失败，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妇人参政机会少，“借人头”之类的谋略不够娴熟，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妇人”是因为其“仁”而不宜从政。这，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因此就有人以“妇人之仁”为教训，刻意培养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积累发展，终于修炼出一套以“借人头”、“杀人树威”、“借刀杀人”等等为特征，统称为“无毒不丈夫”的政治伦理道德。

司马迁的《史记》，历来被视作中国史学著作的经典，是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中有关楚汉争霸中刘邦、项羽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更被视作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来被一代代读书人传颂在口，烂熟于胸。刘邦是胜利者，但他同时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敌人要烹煮他父亲，他说请分一杯羹给我喝；被敌人追杀时，他把亲生骨肉从车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围时，他强迫妇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敌人注意，为自己突围当人肉诱饵。项羽是失败者，但在他身上却体现出尚未泯灭的人性。鸿门宴上，他对杀害昔日的战友明天的敌人刘邦，于心不忍；乌江渡口，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拒绝东归；敌军丛中，他悲悯胯下战骑，想方设法放其一条生路；死到临头，更是牵肠挂肚儿女情长，发出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鸣。刘邦是“无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项羽是“妇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司马迁用他的春秋史笔一字褒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教训：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征途上，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历史环境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历史上，“砍人头”的，往往只有匹夫之勇。只有“借人头”的，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后君临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历史的浓荫之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要评论谁对当代中国政治最具影响，那当然非邓小平莫属。但邓小平就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借人头”的专家级人物。八十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他发动过一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场运动“从重从快”到什么程度呢？“从重从快”到谁对警察不恭，谁两性关系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程度。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杀，在中国自然和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家机密”。就是在西方，这事也乏人问津。因为，邓小平杀的，毕竟不是亲西方的“民主战士”。八十年代初，中国正在提倡“法制社会”。邓小平不会不知道，所谓“从重从快”，从语言风格到精神实质，都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那邓小平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那是因为当时他另有一盘大棋要下，他绝不允许“治安”这个小局，干扰他“改革开放”的大局。所以，“从重从快”，不仅是“砍人头”，也是“借人头”。

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杀到了“民主战士”头上。这次，终于杀出了世界级新闻，杀出个永载史册的“六四”。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六四”的评论，都还停留在“砍人头”的层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头”的层次。面对天安门广场几千名绝食学生，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邓小平，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对付他们。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种办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侧目的方式平息事态。但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丑恶、最凶暴、最明火执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终结“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会遭到全世界谴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如果光从“砍人头”的角度，就无法讲清。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借人头”的角度去看，就会豁然开朗。

“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是舞台。邓小平的敌人，不是坐在广场里的几千名学生，他们不够资格做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的敌人，是当时弥漫于全社会的一种不再敬畏权威的心理。邓小平要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舞台，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中国存在着不可冒犯的权威。他要借广场内外学生以及其他“贱民”的头，消灭全国那种不敬权威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在当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邓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讯，不是来自军队成功地收复了天安门广场，而是来自那位中国第一持不同政见者，那位不久前自以为可以挑战邓小平的方励之教授，因为“六四”枪声，吓得逃进了美国大使馆。军队收复天安门，邓小平未必高兴，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方励之逃进大使馆，邓小平高兴得要喝茅台，因为这证明了“借人头”的成功。如果邓小平是“砍人头”，方励之确有安全之虞。但邓小平是“借人头”，方励之其实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励之一逃，邓小平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事后，邓小平曾说，有人建议冲进美国使馆抓方励之，被他制止。他说了一句话：“方励之有那么重要吗”？这是作为胜利者的邓小平，对方励之公开表示的最大轻蔑。

“六四”的实质不是“砍人头”，而是“借人头”，也许可用这样一组数据作为证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头”的，全是无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单的，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精英，全部毫发无损。这是一组对比多么强烈的统计数据？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统计意义？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说，这是异乎寻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变”后，慈禧至少砍了谭嗣同的人头。慈禧太后毕竟是女流，“借人头”的把戏，不够娴熟。所以，杀人主要靠“砍人头”。而谭嗣同，又是个不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准备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维新失败后，日本大使馆曾主动请他去避难，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时，情况完全不同。敌我双方，一方没有人愿意做谭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杀谭嗣同。两者结合，才创造出了上面这组几近悖论的统计数据。

“砍人头”和“借人头”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砍人头”的对象，是正面的敌人。任何战争，任何暴力冲突，都免不了“砍人头”。但“砍人头”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头”不同，“借人头”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自己内部的成员，是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头”的把戏，在中国官场十分流行。拿“六四”来说，不仅邓小平“借人头”，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也“借人头”。例如，“六四”后上海当局就把一个叫“毛估估”的低能儿，送上了“借人头”的刑场。虽然邓小平的“借人头”，胸有全局，而上海当局的“借人头”，只是为向中央交差，虽然两者目的不同，但它们体现的政治文化底蕴，却完全一致。

“借人头”的把戏，虽然为中国催生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果换个视角，却不难发现它的无比丑陋。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件举国震惊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绑架一富豪，企图敲诈。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国富豪，大多在黑白两道上见过世面，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轻易就范。为了震慑被绑架者，迫其就范，案犯决定杀个人给他看。于是上街骗个小贩进屋，当着被绑架者的面，将其杀害。案犯杀人无数，但破案后，所有新闻媒体，都集中报道了他杀害小贩这件事，以示其丧心病狂，死有余辜。但是，这种丧心病狂，说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头”，究竟有什么两样？

外国是否也有“借人头”，不甚清楚。但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见，人类经历过最黑暗野蛮的时期，数史前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盛行丛林法则，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就是在“自然状态”里，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样的丛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头”，不会有“借人头”。所以，“借人头”这种成熟的政治谋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历史中寻找“借人头”的痕迹，那么最可能入选的应该是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马基雅维利最多也就是劝说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热爱”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弃“热爱”而保“敬畏”，他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借人头”的谋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古法炮制的借人头术来，也显得无比稚嫩和阳光。

梁漱溟先生说，西方哲学强调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哲学遇事向内看，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虽不能产生哥伦布这样发现新大陆的开拓者，但却善于随遇而安，自我满足。梁先生似乎没想到，向内看的哲学，有时产生的未必总是自我满足，它也能产生自我斗争，甚至自相残杀。因为没有外部发展空间，没有向外开拓的习惯，一味向内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只“安内”，不“攘外”，遇到小事窝里斗，摊上大事，就难免要“借人头”了。

世上事，很难“从一而终”。同样的事，总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例如，“砍人头”的刑罚，可以力求减少刑犯痛苦，甚至废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发明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五马分尸。又如，提倡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用技术进步、开拓创新的办法，力图通过“竟优”，用优势战胜对手。但是，有种市场经济，也可以用压低工资、破坏环境、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办法，力图通过“竟劣”，用“劣势”战胜对手。在“借人头”的政治哲学和行贿受贿的市场经济间，会不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类，它们应该同属“向内部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那一类。或许，向这个方向寻去，我们竟能发现某些思路。

陈翰圣

（2014年7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