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季風帶主編 作者着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 書名：《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1914–1941 作者： 郭慧英 出版日期：2021/02/10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出版 連結：誠品｜三民｜季風帶
台灣藝人羅志祥曾言：「不用分那麼細，我們都是中國人。」從中國大陸政治角度看，以此大一統方式理解「中國人｣之身分內涵自是必要，中國向全球華人世界宣揚「大華語｣，其背後便不無此意。二〇一八年，中國大陸學者陸儉明曾在新加坡宣傳「大華語｣。按他的理解，「大華語｣是指「以普通話為基礎，而在語音、詞彙、語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彈性、有一定寬容度的全球華人的共同語｣。 對於中國大陸以北方為中心的官方「中華民族｣論述，作為全球華人主要集中地的東南亞（或稱南洋）沒有照單全收。二〇二〇年六月，新加坡學者廖建裕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戒新加坡採用「華語｣還是「漢語｣？拐，從語言角度談新加坡華人與中國大陸人之別，對「大華語｣概念不無批判之意。他在文中說：「華語和漢語有何區別？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為何不用海漢語灰這個名稱，而用海華語灰？……海外華人長期在中國境外，和中國有別的環境中生活，融入非華人的社會，遇到了不同的事物和經歷，開始發展自己獨特的語彙，甚至也具有自己的表達方式（語法），所以不可能也不應強求與中國的漢語一模一樣。｣ 顯然而見，從廖建裕角度看，「中國人｣其實可以分得很細，並無放諸四海皆準之定義。 認為「中國人｣應當細分的，並非只有廖建裕一人，新加坡政府也有同一見解。二〇一七年，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成立。於開幕禮中，新加坡首相李顯龍指，新加坡華人的「中國性」有別於印尼、馬來西亞、港台華人以及中國大陸人的「中國性」，歷經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後，新加坡華族已有自己的獨特文化。 馬來西亞傳媒人沈明信更直白。在二〇一五年中秋，沈明信於馬來西亞《中國報》撰文，直言「北方沒有我的娘｣。他在文中如此回應中國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論述：「這個中秋節，我被宣布，在北方有一個娘家。祝福這個娘家。現實是，我的親娘，葬在馬六甲郊外的一座小墳里，北方沒有我的娘。｣ 何謂「中國｣——「中國｣定義之浮動性 從歷史脈絡看，「中國人｣衍生不同定義，被各地華人以不同方式演繹，其實是自然不過的事。在《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第二章戒何謂中國人？——海外華人身分之辯拐之中，我曾嘗試從海外華人角度解構「中國人｣概念，解構進路有三： 第一，分析「海峽三子｣伍連德、林文慶、宋旺相乃至邱菽園在英治下複合、多重、混雜的「中國｣意識； 第二，比照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對共同體理解之差異，指出前者以文化價值觀定義身分邊界，共同體門檻較寬鬆，後者受西方思想影響，以血緣為綱，排外乃至仇外意識較強； 第三，回顧中國大陸歷屆政權對「中國國民｣身分資格的不同理解與定義。這三大進路的共通點，是「中國人｣並無恆久不變之義，「中華民族」民族主義論述有不同演繹自是平常事。 生於台灣，任教於香港與美國的學者史書美近年提出「華語語系｣之說，嘗試挑戰中國以北方為中心的「文化霸權｣式華人身分論述，並且理論化乃至還原海外華人複合卻又不乏自主意識的身分意識。 「中國｣作為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圖片來源：The Youth Times 不過，相較中國大陸宣傳大一統華人意識的積極程度，華人學術界對應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論述的批判力度仍然相對遜色。故此，旅美台灣學者郭慧英的着作《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在台灣出版，並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發行，實為全球華人世界之大事。着作原由荷蘭出版社Brill出版，原題為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難得的是，作者為籌備本書中文版，特別親自翻譯並改寫與增訂原着內容。《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基本要旨，是以二十世紀初英帝國治下與日帝國南進之下的新加坡與香港為觀察點，分析為何海外華人沒有全盤接受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論述。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之別，在於兩個世界的敵我意識之不同。事實上，這兩個世界之「一中各表｣，也進一步揭示「中國｣實為政治概念多於地理概念。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精彩且重要的「中國｣意識發展史敘事，可簡單以三點介紹： 第一，中國大一統式民族主義論述無法精準描述全球華人的「中國」意識，因為「中國｣意識之意涵會隨政經脈絡而變，華人對何為「中國｣之敵人、應與「中國｣敵人保持何種關係之理解，往往隨時空易轉而變改。 
左圖為蔣介石，右圖為汪精衛 圖片來源：風傳媒 具體而言，形塑「中國｣意識之演繹的政經脈絡有三。 第一個脈絡，是於清末民初之間，中國政權更替不斷，國境之內亦有多重政治主張，這令海外華人難有一致的「中國｣共同體意識，國民政府之中蔣介石與汪精衛這兩大勢力皆能在海外動員是案例之一。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蔣氏與汪氏的對日外交路線顯然有別，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對蔣介石的支持最為有力，但相對親日的汪氏也取得另一新加坡華人菁英張永福的支持。事實上，汪氏的海外動員能力令蔣介石感到疑慮。同樣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新加坡《叻報》總編輯梁顯凡（粵人）親汪，他「在香港組織擁汪派力量，然後到新加坡，利用陳嘉庚和胡文虎之間的矛盾，破壞重慶的海外工作｣（見第七章）。與此同時，蔣介石與李濟琛之間的國民政府內部張力，也能突顯「中港矛盾｣。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注意到，英屬香港的媒體多同情李濟琛，對南京政府之抨擊也不遺餘力。故此，《正報》、《點心》、《探海燈》、《半周評論》、《真報》和《正義報》等香港報章被南京政府斥為「反動」媒體、被禁絕於中國大陸之外。（見第四章） 第二個脈絡引申自第一個脈絡——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對「愛國｣形式有不同理解，對「外國勢力｣之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性有不同取態。清末之時，在一八九四年，鄭觀應於《盛世危言》中提出「商戰」之說：「語云：海能富而後能強，能強而後能富。灰可知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富與強實相維繫也。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國以商富國，以兵衛商，不獨以兵為戰，且以商為戰，況兵戰之時短其禍顯，商戰之時長其禍大。｣ 鄭觀應與西方頗有接觸，本身也是太古洋行買辦，他後來加入中國輪船招商局。鄭觀應提倡「實業救國｣，其取態較親「外國勢力｣，這不但廣為身處英治下的新港華人菁英所接受，從中國大陸到西方留學的菁英對此也不無共鳴，中國史上首位美國留學生容閎是絕佳案例。容閎生於廣東，受學於澳門與香港的西方傳教士學校，與太平天國領袖曾有交情。他支持清政府洋務運動，亦曾參與戊戌變法，後來更改而支持革命。容閎最終沒有加入太平天國運動，重點不在於其政見與之不合，而在於他其時務實評估，太平天國後勢並不理想。容閎也與台灣日殖總督關係良好。上述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之案例更具戲劇性。縱其一生，他從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變為支持毛澤東的中共政權。容閎與陳嘉庚皆以自身言行呈現「中國｣作為政治概念的不同形態。香港歷史學家冼玉儀（Elizabeth Sinn）曾言：「許多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人物，都曾在香港停留，這並非巧合……在生活中，他們和外國人接觸，其華人民族認同由此而生。｣不過，至二十世紀初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之時，英治下的香港所持的「實業救國｣務實愛國思想，與中國大陸愛國觀之間的鴻溝變得極其明顯。作為罷工背後重要推力、傾向仇外的廣州中共左翼力量認為，罷工潮的意義，在於反帝國主義和階級鬥爭，按其觀點，香港重要社會組織東華三院則是「留居香港的中國紳商之大集團……是一仰承帝國主義頤指氣使的洋奴組織，故在香港頗有政治勢力。」（見第三章） 形塑「中國｣想像的經濟誘因 
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其在1915年與日本針對《二十一條》進行外交斡旋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第三個脈絡，是從新加坡與香港華人角度看，「中國｣之敵人經常有變。中國大陸對外輸出民族主義論述並非當中主因，其箇中真正關鍵，是新港華人會按自身經濟利益定義「中國｣敵人身分，思考與「外國勢力｣保持何種關係。從二十世紀初至今天，某種流行於中國大陸的愛國觀點總會認為，日本乃至英國是中國大敵，杯葛「外國勢力｣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對近世新港華人而言，這卻非必然。於一九二〇年，中國大陸因日本對華「二十一條｣之國恥而感憤懣，繼而發起五九國恥日杯葛日貨運動，但在同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之後，香港與新加坡華商卻仍然舉行籌款活動，為日災籌賑。「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曾在報章刊登聲明，指：「蓋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人類有樂善之心。吾人上體天德，下察人心。本天人慈善好生之情，發為救災恤鄰之舉，此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之所由成立也。溯自日本災耗傳來，世界人類，莫不同深悲悼。」至三〇年代，新加坡華商對日貨改持敵意，則與政治因素關連甚少。當時全球歷經經濟大蕭條，歐亞貿易萎縮，此時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南進，日貨在南洋市占率節節上升，這自然增加新加坡華商排斥日貨的誘因。（見第五章）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四〇年代之前，中國大陸本身也是新港親近「外國勢力｣以取得利潤背後之推力。從三〇年代起，中國漸能取得關稅自主權，其內向排外的經濟民族主義意識漸現。為振興中國工業，中國政府嚴格定義「國貨｣，新港華商之下出產品往往難被中國大陸認定為「國貨｣。對華貿易成本變得高昂，令英帝國版圖之內的特惠關稅制度變得更具魅力，處於中國大陸之外、英治之下的新港經濟圈由此成形，於一九三〇年代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推動海外華人版本的「國貨運動｣。（見第六章）至一九四〇年代，於中日對戰中，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中國國土逐漸萎縮，中國大陸資本家南下至香港，中國政府才逐漸放寬香港出產品的「國貨」資格。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抗戰期間，香港華商也沒有積極購買國民政府的戰時國民公債，以資本支援「國家｣。（見第四章） 從海外華人史回望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發展軌跡 第二，在近世之中，同為港口城市的香港與新加坡並非僅為中國「邊陲｣，雙城其實也扮演推動「中國｣發展的中心角色。在書中，學者郭慧英引用人類學者何永盛（Engseng Ho）的觀點，指新加坡與香港本質上是「局部社會」（partial society）——「當我們在建立一個跨區域時，社會局部性處處可見。這種局部性既非古典理論所理解的全面與綜合社會，亦非後現代理論所重的支離破碎。這種不完整令我們傾向拼湊各種局部零件。港口城市和殖民地正是局部社會的孕育場域。」 對近世新港發展軌跡的特質，郭慧英於本書終章有極具啟發性的總結：「在兩次大戰間，全球自由貿易受各國保護政策衝擊，新港華商在英帝國、日本帝國、中國之間，利用英帝國特惠關稅、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南進政策，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也突顯了海彈性公民權灰。新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這都說明，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也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台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近年有關特區市（Charter City）的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需在境內設立形同「國中國｣的特區，匯聚全球的多重流動，國家才能興旺，才能快速發展。盛載多重流動史的新加坡與香港，自然對近代中國之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此可舉書中兩例，以茲說明。其一，如郭慧英所分析，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之間，陳嘉庚的南僑總會終究曾以大量金錢支援重慶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一旦陳嘉庚不再支持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的戰時動員能力便會大受打擊。其二，後來陳嘉庚不再支持蔣介石，改而支持中共，也是先將資金匯至香港，才能從香港匯款至延安。近期香港親建制智庫編纂《香港志》，不無強調香港作為「邊陲｣「地方｣之意，在此時細讀郭慧英之研究，思考近世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特質，批判來自中國大陸的「坡縣｣之論，必有所啟發。 「中國｣想像與華南僑鄉鄉緣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第三，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其實主要源於他們對華南僑鄉的關懷之情。換言之，「中國」想像其實是以地方為本位，地方為實，國為虛。事實上，在本書開章，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引發了新加坡閩人與粵人之間的衝突，而且粵人對其家鄉之旁的閩人認識不深。此外，以陳嘉庚為例，他改而支持中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主理的南僑總會組織回國慰勞團，到中國考察之時，陳嘉庚發現，其故鄉福建在國民政府官員、淅江勢力代表陳儀治下，問題叢生。這令他更覺中共氣象之清新。如郭慧英所指，在南洋各屬福建同鄉代表大會成立大會之中，陳嘉庚指，國民黨指派到福建的高層官員，都是「浙江派」。他形容，浙江幫在福建，猶如日本人在台灣。在民國三十年四月七日，國民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向重慶外交部發電報，如此記錄陳之發言：「陳嘉庚在閩會稱亡台灣者為日本、亡福建者為浙江派，閩人若不急起必將淪福建為浙江派之殖民地……」近年開始有香港學者研究「福建幫｣之勢力與中國香港特區時代政治發展之關係，書中這一部分對此研究定有所啟示。 結論——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之間 學者郭慧英在終章結論說：「時至今日，國家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這個結論指涉的對象，其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官方。近年在中國政治壓力下，台灣與香港政治共振浮現，徹底「去中國化｣的抗爭路線愈來愈受歡迎。對於如何能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建構海外華人自主的抗爭路之問題，郭教授這本重要着作同樣能夠為此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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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淑敏／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書名：《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1914–1941 作者： 郭慧英 出版日期：2021/02/10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出版 連結：誠品｜三民｜季風帶
海外華人人數多達數千萬，人才輩出，長久以來吸引了許多研究者關注。對於這個群體，戰前通常以「華僑」稱呼，透過教科書，「華僑是革命之母」成為人人可朗朗上口的標語。在研究成果上，不論是總體性的華僑論，或者以原鄉、僑居地、方言群等為對象的論述，對僑匯、僑批、僑資、僑教、僑鄉、華僑網絡等專題研究，都累積了不少成果。在眾多的成果中，本書具有何種特色與意義呢？ 書名《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顧名思義，是以同為英國殖民地的兩大港市香港與新加坡之華人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處身環境是帝國主義國家交互影響下的中國本土之外的地方，而分析比較的切入點則是經濟策略與民族想像。以英國在亞洲殖民地的雙珠作為比較對象，是作者的巧思，而由分析跨界的商業網絡入手，更隱含作者「為挑戰威權，挑戰受領土疆域所限的主權國家史觀」的企圖。 挑戰主權國家史觀 
籌賑會的紀念郵票 圖片來源：chinastampsociety 要挑戰主權國家史觀，作者提出三重分析視角， 第一重是「二十世紀初期華南——南洋世界經濟區的霸權轉移」，用以論述第二章戒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成形前的海外華人拐與第三章戒一九二〇年代海外華人世界之中的「敵人」與「國家」拐，指出海外華人在民族主義的激發與現實的考量下，發展了獨特的愛國方式，即着重營商利潤，再以資本支援中國發展。 第二重視角是「近代中國之國家建構」，以此視角論述第四章戒實業救國——一九三〇年代新加坡與香港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之演繹拐與第五章戒全球經濟大蕭條下新加坡與香港華商之對應拐。前者以籌賑會為例，以兩地華人領袖與中國政府關係的角度切入，解釋香港、新加坡兩地反日之表現何以有差異；後者則探討華商面對經濟大蕭條時，以「實業救國」之志從事跨界經濟活動的自救之道。 第三重分析視角是「跨界網絡與地方認同」，藉以論述第六章的戒何為「中華民族利益」？國貨運動之下的中國大陸、新加坡與香港拐以及第七章戒分裂的「中華民族」意識——「新福建」、「新廣東」、中國與新港拐。作者指出：反清、反英、反日到二十世紀初期的統一國語運動，固然有凝聚海外華人作用，但是當一九三〇年代廣州—香港—新加坡工商業走廊逐漸成形，而南京政府發動的國貨運動卻是以保護上海為主的國內資本時，中華民族之利益為何便不免有所爭議。並且，不僅經濟上有何者為重的爭議，在政治上也有「閩粵地方」與「中央」的對立，香港遂扮演着南方政治行動策劃地、事後避風港、輻射政治影響至海外之基地等三種角色。 透過上述的辨證討論，作者強調：在海外華人社會之中，各語言群（幫）的政治立場不一，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並未能自動削弱各語言群之間的鴻溝與差異，統合各僑鄉連帶的國家認同。在二戰之前，泛中國想像共同體仍未真正成形，廣東、福建、客家等以鄉音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仍具有重要影響力，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各有不同詮釋。 這個「海外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並非鐵板一塊的愛國主義，當中不乏同床異夢的意識」的結論，是如何得到的？我們且先看作者的論證過程。 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想像 
圖片來源：alamy.com 首先，作者定義主要華人的送出地華南是「中國內部政治邊陲和中國對外經濟核心」，這個地區在歐洲勢力擴展之前，貿易和移民網絡已經出現。本書討論的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重要性，則遲至十九世紀末才浮現，華人社會的形成主要仰賴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移民。在新加坡，開發需要的密集勞力來自華南，二十世紀初期，華人社群的經濟脈絡以多重語言連繫，閩商多從事與英國資本有關的進出口貿易，潮汕商人多從事米業，客籍人士多為工匠。可以說，這個社群以「幫」為骨幹，具一定資產的早期來此的土生海峽華人，以及手無寸金的中國南來新移民，都被融入於這個社群。 至於香港，移民絕大多數是廣東人，領導香港華人社區的華商，並不像新馬華商那樣與南來勞動移民關係密切，社會菁英是東華三院的贊助者和會董。殖民政府也有意培植一批類似海峽華人般親殖民者的菁英，獲得提拔的太平紳士，多是受英國或美國教育，擔任買辦、法律、保險、醫學等範疇之專業人士。 當然，兩地的華人社會不是一成不變，反而更敏銳的反映時代脈動。從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日本占領英屬香港與新加坡之時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inter-war years），即使政權與關稅政策等有所變化，中國與海外華人間的社會、文化、經濟聯繫仍不間斷，方言群扮演着重要的聯繫角色。為了論證這個複雜的關係，本書以一九二〇年代的抵制日貨、反英的省港大罷工為例，指出由於新加坡華人社會以「幫｣（不同華南語言群）為骨幹，其經濟網絡以不同鄉音為紐帶，導致新加坡的反帝國主義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各幫之間的對立；而各幫之間的對立，反而緩和了各幫之內的階級矛盾。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經濟蕭條之時，各「幫」組織反而促成香港和新加坡雙城商人的合作。粵港商人需要面對中國政治變動以及英帝國外交政策之變化，雙方利益不一定一致，但香港和新加坡華商卻有共同利益，他們在大英帝國遠東地區的發展目標相當一致。 
數千失業者正在紐約街頭上等着聯邦的紓困措施。攝於1933年 圖片來源：npr.org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發展基礎上，當一九三〇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來臨時，面對橡膠製造業的衰微、日本棉布對英國棉布的威脅、福建茶與台灣茶的競爭問題時，兩地華商、英商、日商有了新的合縱連橫關係，而中國國內歷次因中日衝突而引發的反日運動，也非純然的民族主義，與經濟變動關係更是密不可分。作者在論述上述錯綜複雜關係後，指出：一九三〇年代支持中國民族主義的新加坡華商可概分為兩類，一是經營製造業以及與英國全球業務相關之進出口貿易商，二是經營之業務需與日商競爭的華商。第一類商人以福建人為主，他們多經營膠鞋製造生意，第二類商人包括潮州商人與閩商，前者多半從事英國布匹進口貿易生意，後者多從中國進口茶葉。另外，在新加坡與神戶的貿易網絡中，諧街的粵籍商人是重要組成部分，自十九世紀末起，此貿易網絡是日本商品出口至南洋的主要路徑。當日本布匹進占南洋市場時，意味着英國布匹在南洋失守。英國蘭開夏棉布於新加坡銷量下降，歐洲商人與華商同為輸家。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內，閩南和潮州商人面對日本商業勢力之威脅，因而支持反日貨運動、助長中國民族主義之發展。亦因此，新加坡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帶有反日色彩。 另一方面，香港企業也受經濟大恐慌打擊，不同的是日貨暢銷不能完全解釋香港華商的生意挫敗。早在一八九九年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正式生效後，香港進口之日貨可得中國低稅優惠，香港成為華南日貨集散地，從事對日貿易的香港商人，需要同時掌握日本生產資訊與華南、南洋消費市場之品味，他們歡迎從橫濱與神戶進口的日本布。香港華商面對日貨之競爭，並無一致對策。 作者進一步梳理華商地位消長與全球貿易關係，指出：二十世紀初，南北行和金山莊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遠程貿易與匯款生意重心。南北行專注的地域範圍較窄，主要從事東北亞、中國和東南亞貿易；金山莊業務則橫跨太平洋各埠。對南北行和金山莊商人而言，日貨供應對亞洲乃至太平洋貿易至為關鍵。因此，香港不如新加坡，有系統的反日貨運動不曾出現。當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關稅自主之後，高進口稅打擊到香港中國的貨物出口，於是港商改而投資於中國，包括上海與廣東。在經濟大恐慌之前，香港香山幫百貨公司已在中國投資，單以愛國情懷來理解，並不足以了解海外華商試圖鞏固中港之間的供應鏈的企業經營策略。經濟大蕭條對洋行的華人買辦影響甚深，英資企業改革華人買辦制，也連帶改變香港華商勢力分布。經濟大恐慌之後，從事遠程越洋貿易生意的華商影響力下降，投資於粵、港當地工商業的企業家地位提高。 誰的「國貨」？ 
畫家梁玉龍1976年創作的一幅慶祝五四運動的油畫作品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將方言群、貿易網絡扣緊全球經濟、中國國內及國際關係深入分析的手法，在中國的「國貨運動」相關論述中，也可看到作者展現的深厚功力。作者將焦點放在「國貨」的定義，是誰的國貨？究竟是誰在國貨的大義名分下受益，誰又被排除在外？國民政府着重保護中國大陸之內的企業，以上海為基地的華資企業特別受保護。南京政府以較狹隘的國家疆界方式定義「國貨」，海外華人企業的貨品一律被視為外國貨。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全球橡膠市場重挫時，南洋華人工商業者期望國貨泛指華人生產的貨品，不過南京政府拒絕此議，海外華商的貨品無法受惠於中國的關稅自主，成本反為此增加。從事中國與南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也意識到中國新關稅政策的負面影響，受中國國貨運動壓迫，香港華資資本，乃至新加坡與南洋華資資本，都需面向英帝國市場，以此為重心以便營商。 在一九三〇年代經濟保護主義成為常態，自由貿易體系崩潰時，英國以英國特惠關稅制度應對全球經濟蕭條與各國關稅壁壘政策，帝國成員是互利的經濟共同體，英帝國得以維持其在製造業之中的影響力。由於新加坡連結馬來亞腹地、蘇門答臘、暹羅（泰國）、爪哇和婆羅洲市場，英國對日本紡織品的進口量加以限制，進而保護英國蘭開夏的利益。至於香港，由於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使得日本原料進入香港，在抑制英國利益的同時，促成了華資工業在三〇年代的發展。香港華商在粵、港間，靈活使用各種便利，又透過新加坡華商在南洋的地位，進入英屬馬來亞市場，英國要限制日貨也是成效有限，反倒是中國實行關稅自主政策後，香港失去華南轉口港優勢。但對中國而言，英國特惠關稅制度令很多粵港企業家採用廣東原料或半成品，於香港生產成品，以便出口貨品至其他英帝國屬地，得享英帝國特惠關稅優惠，為拓展中國商品的海外市場，中國政府希望利用海外華商的「國貨僑銷」平台。在一九四〇年之前，中國政府不曾視香港製品為國貨。然而，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貿易走廊，日幣貶值後便宜的日本原料，乃至英帝國特惠關稅系統，都成為一九三〇年代香港工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從大視野重構「中國」想像 整體而言，作者擅長細膩的史料分析，卻能以大視野駕馭零碎的史料，因而能對雙城的發展，提出具有洞見的結論，亦即：新加坡華商的利益繫於英帝國的南亞和歐陸地區貿易，香港則是跨太平洋貿易的樞紐與重心。換言之，海外華人商業網絡以新加坡和香港為據點，雙城甚至能左右英日帝國的政治進程，對英帝國在遠東的勢力、對日本帝國的後進發展，或成阻力，或成助力。在此多重政治角力的背景下，海外華商不會單純憑着民族認同，支持中國民族主義、應和中國大陸的動員。他們也有誘因支持英國管治，或日本帝國在南洋的商業勢力擴張。事實上，在兩次大戰間，海外華商因應中國華南、南洋、泛太平洋的經濟形勢而調整政治立場。這個跨國界的社會史書寫，正可彌補民族主義史觀之不足。 本人與作者相識十餘年，記得最初是經由柯志明教授的引介，那時郭博士對於「台灣籍民」頗感興趣，特別是對將台灣包種茶銷售爪哇，被稱為南洋最代表性的台灣商人的郭春秧。每回見到郭博士時，總是能從她那裡獲得新知，聽到她深具啟發性的研究構想。由於郭博士的論文基本上是以英文書寫，中文讀者可能較為陌生，現在她願意將英文專書改寫成中文，以饗讀者，我非常讚佩她的苦心，不揣淺陋的推介，希望沒有偏離本書之宏旨，是以為序。 (以上轉自網路菜市場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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